留在茅东当县长

    1943年3月，日伪军开始在茅山抗日根据地清乡。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调集重兵，在两溧地区（溧阳、溧水）对我军发动进攻。4月，抗大九分校在反顽战斗后，由溧水过茅山渡江北上。这时上级已调整我在新四军苏中军区部队的职务并让我去学习，后遇到茅山地委书记吴仲超，他对我说：“现在形势很紧张，我们正在部署反清乡。你是茅山人，不能看着茅山人民受苦受难忍心不管。你是军事干部，又熟悉当地情况，所以想留你在茅东县坚持斗争。”随后，吴仲超让地委副书记汪大铭介绍情况，又语重心长地说：“部队都转移了，只有周峰同志几个人。你们要处处依靠群众，只要能坚持下去，那就会胜利。”

    这以后，我留在茅东县担任了县长，带一支短枪队活动在清乡区内。当时，敌人来势很凶。在反复多次大扫荡之后，不但三五里一个碉堡，建立了梅花桩式的据点，又筑起长达数百里的竹篱笆，形成了隔绝清乡区的封锁线。不仅如此，敌人还在清乡区内遍设伪政权，满布情报网，村村清查户口，推行连保制度，实施强化治安。由于敌人又烧又杀，凡是与新四军有联系的人一律捕捉，所以很快便造成了一种异常恐怖的气氛。敌人这个下马威显然把许多群众吓住了，这就使我们坚持在清乡区内遇到很大困难。

    我们按照上级指示，针对敌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将女同志和行动不便的人员打了埋伏，有的当小学教师，有的同群众认亲，县委县政府精简到只有40多人，并且分散在各处活动。至于基层组织，除秘密党支部、交通站和情报人员转入地下外，农抗会、青抗团则改为雇工团、游击小组，妇抗会则以姐妹会这种旧的组织形式出现。其中着重搞游击小组，进行锄奸和破坏竹篱笆。后来随着形势的变化，又进行袭击据点、铲除伪政权和反抢粮斗争。

短枪队锄奸显神威

    反清乡斗争在开始时困难较多。那时出于斗争的需要，茅东县曾扩大区域到镇江、丹阳、金坛边界的延陵等地。延陵是日、伪清乡指挥机构的所在地，宝堰敌人兵力又多，所以那—带根本无法活动。而西旸这边则处在清乡区的边缘，竹篱笆即由此经过，对我方威胁最大，我们也在西旸用力最多，因此敌我双方的斗争在西旸就最为激烈。

    当时，敌人趁大扫荡后的余威，四处遍布爪牙，情报很快。我们一进村，敌人立即跟来，老百姓也就不敢接触我们。不得已，我们只好隐蔽在山上、田间和牛棚里。那正是春分至清明一段虽暖犹寒的季节，忍饥受寒不说，心里憋下来的那股闷气实在使人难过。为了打击敌人的疯狂气焰，我们确定先干掉几个敌人的耳目和爪牙。西旸特工队长吴晓玲是个叛徒，原为我军参谋，对我方很多情况都熟悉，因而破坏性很大。于是，我们设法把他处决了。宝堰敌人情报站有个赵仲华，他有个姓汪的舅子当特工组长。我们通过赵的亲友争取他回家，言明只要他以后不再当汉奸，就不加追究。后来赵仲华和同伙凌友松都回家了，但不久敌人扫荡时他们又投敌了，仍旧为敌人送情报。我们便趁他们外出吃酒的机会，派人抓住用绳勒死了。事后连他们家人也反映，这两个死不悔改的汉奸是找死。政治影响甚好。还有两个特工被抓后，为了体现政策和扩大政治影响，我们有意放风让群众来保。结果一个罪小的有人来保，一个罪大的无人来保，于是一放一杀，效果甚佳。

    我们在锄奸活动中，因为有群众支持，所以短枪队得以神出鬼没，大显威风。有个敌特大队长叫庄成立，他儿子也是特工，这家伙经常向老百姓敲竹杠，群众恨之入骨。我派警卫员凌荣炳单人独马找机会干掉他。凌荣炳接受任务后，便一人向宝堰据点走去，但他不认得庄成立，我即派两人途中接应。正好凌与庄迎面相遇，庄先打一枪，不巧是瞎火，凌即一枪击中庄臂，庄成立扭头就跑，凌荣炳紧追不放，一直追了二里多路。终于抓住庄成立将之摔倒在地。当时恐开枪惊动据点内敌人，便用拳头砸死了这个特工头目。从此凌铁拳名扬四乡。

百姓掩护避险厄

    锄奸活动在反清乡斗争中收效很快，不但大长了我们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并且使敌人耳目失灵，变成盲人瞎马。遇到敌人出动，伪军便趁群众逃跑故意开枪，实际上是向我们报警，甚至还故意放走我方人员。

    有一次，张区长带徐炳辉三四人在一个交通站睡觉，因有叛徒告密，敌人去抓交通站长，不意将张区长等人同时抓住。但跟随敌人的伪军却在途中歪嘴示意，让张区长等三四人乘敌尚未发觉，一齐偷跑溜掉了。交通站长虽被抓去，但后来也通过伪军予以判刑，结果刑满释放。

    1944年春天，敌人实行高度清乡，每户钉门牌，我们让游击小组一个晚上全部拔掉烧光。此时，敌人黔驴技穷，竟然化装搞突然袭击。开始，敌人穿便衣推着独轮车，车上装麻袋，袋内放机枪和步枪，遇到我们即捕杀。但是，敌人的爪牙愈来愈少，耳目失灵，又得不到群众的支持，鬼子们化装成老百姓总是不像，所以为时不久也就告吹了。就在形势好转而又尚未完全好转之际，一次麻痹大意险些出问题。这年年初，我们在一个村上收粮结帐时，以为敌人不敢出来了，就没有注意掌握情报，甚至连警戒也没有布置。不料汉奸石仲英去西旸据点报告，鬼子立即带伪军共100多人来包围搜查。我只好仓促带一班人上楼隐蔽。幸亏敌人只知我在此村，但不知在何家。老百姓被敌人抓去拷问，谁也不说实话，气得敌人打破老百姓的108只锅，才悻悻而去。我脱险后到街上安慰群众，心里十分懊恼，—怒之下便当众宣布说：“石仲英这次犯下罪，我不让他过正月初五，就干掉他！”

    之后，我即带警卫班到西旸附近活动，正月初四这天得知石仲英在西旸赌钱，便派短枪队二人化装混进赌场，当场将其击毙。事后群众拍手称快说：“新四军真不简单，说过不了初五，到初四就干掉啦！”

火烧竹篱笆封锁线

    抗战时期，东乡建昌圩一带家家有竹园，敌人即由东乡运来竹子编篱笆，形成一道封锁线。我们过封锁线，身带专用的小锄头，在篱笆下面扒土钻过，然后埋土如旧，因此敌人是无法封锁住我们的。但是这毕竟限制了我们的行动，而且又使老百姓出入不便造成生活和生产上许多困难。记得有一家儿子刚结婚，两亲家被隔在两处，媳妇走娘家出不去，为偷送衣物竟被开枪打死。像这样被打死或抓走的很多，所以群众对敌人这种暴行极为仇恨。

    针对以上情况，上级布置我们发动群众破坏竹篱笆。开始时，我们先在据点附近打几枪，乘夜点火烧几处篱笆。但是到天亮后，敌人即抓伕加紧修复。而且见到烧篱笆的火光，必然开枪射击，甚至穷追报复。后来为了不暴露目标，我们即在草捆内放进火纸捻，在未燃的一头拴上火柴，将草捆靠放篱笆上，然后撤走。一会儿火纸捻烧到拴火柴的一头，于是烧着草捆和篱笆，敌人见火光才开枪，当然打不到我们。同时，我们选择的地段多靠近据点，不靠近老百姓的村庄，使敌人不至向老百姓报复。有时敌人抓住老百姓追查，老百姓便推说：“这是在据点眼皮底下，‘皇军’都没有办法，老百姓还有什么办法呢？”此后连烧几次，群众的胆子也大了起来，游击小组便率领群众到处去烧。到1943年下半年，我们便发动群众整段拆烧，使敌人一时不易修复。最后，随着整个茅山抗日根据地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发展，我们在主力部队的掩护下，由上级统一指挥，各县联合行动，一举将数百里竹篱笆全部烧光，使敌人再也无法修复了。

打破炸结合反抢粮

    当时，敌人想搞粮食、物资，我们即布置拖延缓缴，不得已则少缴，在我们力量壮大后就抗缴。因此，敌人无可奈何，只好下乡抢粮。这样便发生了反抢粮斗争。尤其是在1944年秋收季节，敌人抢粮最凶，我们反抢粮的斗争也最激烈。但由于我军主力不在茅东活动，所以就尽可能发挥地方武装和游击小组的作用，这样仍能取得较大成功。反抢粮斗争的主要手段是武装袭击。那时我们人少力量小，又缺乏子弹，不便同敌人死拼硬打，于是采用麻雀战骚扰敌人，使之抢到粮也难以运走。有次在石马桥至子河途中，我派10人扰敌，每人3发子弹，独立活动，事后按规定的联络点集合。那时10人拉开10里路长，敌人抢粮后抓伕运粮，遇我游击小组一路打枪，民伕便乘机逃跑，起到给民伕创造逃跑机会的作用。还有一次，鬼子抢粮后夜宿茅麓，我带短枪队12人摸进茅麓，却未发现敌人，才知是鬼子怕我袭击，不敢住在房内，而是躲到附近松树林里过夜的。因此，我们便经常以武装袭击的手段，对敌进行反抢粮斗争，多次取得成功。

    不过，单凭武装袭击还不能从根本上达到目的，因而又采用破路炸桥的办法，收到很好效果。当时敌人运粮，常以船为主。宝堰延陵等据点是运往丹阳，直溪桥则运往金坛。我即针对这几条主要运输线堵塞河流，借以断绝航道。这种斗争也有曲折，开始我们拆桥留桩，还用祠堂的砖石填河，筑成水坝。但不久敌人即扒开水坝，仍可通行。后经请示上级同意，又将丹阳、金坛之石桥破坏，河水还能从石缝中流出，但是却不能通航，更无法修复。这就造成敌人虽然抢了不少粮食，而且己经集中在据点之内却不能运走。于是我们又配合主力打据点，将粮食夺回来，按贫富分粮。由于贫雇农多分，对我们更加拥护。那些殷实户虽然少分，但总比一无所得要好，所以也比较高兴。

   反清乡斗争涉及面很广，不能一一详述，仅就我的亲身经历，作片段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