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强军，强军必先强将。

    《岛屿战争论·将论》纵古论今，把将分为良将和罪将。指出，“良将是国之柱石，民族之幸；罪将犹国之盗贼，民之祸害”。在论述了将领对国家安危的重要意义后，提出了“为将者的九大要义”，包括“三才”：“统御才能、指挥才能和政治才能”；“三德”：“忠、勇、爱”；“三戒”：“戒胜纵、戒懈惰、戒私欲”。“为将者的九大要义”，继承了中外军事家关于将领素质的经典论述，同时又针对新形势、新情况的需要赋予了新的内涵，增加了新的内容，很有现实意义。这些年我军由于错误思想的影响，徐才厚之流占据高位，卖官鬻爵，在任用将领上随心所欲，出现了一些没有带过兵的将军，“三才”一才不才。明确提出“三才”，有利于遏制随意任用将领的歪风。“三德”和“三戒”也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特别是“戒私欲”，可谓切中时弊。党的十八大以来军中被打下的“老虎”，没有一个不是被私欲所葬送。我军是人民军队，将领如不“戒私欲”，就会变质，打败仗。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岛屿战争论·将论》专门探讨了将从何而来的问题。

    朱文泉上将在《岛屿战争论》中首次提出的军队要打赢两种战争，一种是“准备的战争”、一种是“真实的战争”，准备就是战争，要用战争的精神状态去抓战争准备的观点，为解决准备战争期间选将的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虽然我们国家和军队的性质完全不同于剥削阶级的国家和军队，但是历史的惯性很大，不是踩几下刹车就可以刹住的。毋庸讳言，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十余年间，在选将问题上，旧社会的陈规陋习差不多都死灰复燃了。徐才厚之流对选用将领进行可怕的逆淘汰，影响极为恶劣。联系肃清其在选将用人上的严重影响，《岛屿战争论·将论》至少在三个方面给我们以启示。

    第一，在认识上，要破除所谓“和平建军”的错误观点，打好“准备的战争”。从理论上说，不论战时和平时，用将的标准应该是一致的，战时用能打仗的，平时也要用能打仗的。因为，对军队来说，是没有和平时期的。美国军队有句箴言：“美国处在战争时期。”诚如《岛屿战争论》所说，军队只有准备的战争和真实的战争之分，而没有战争与和平之别。“和平建军”的概念是怎么来的呢？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分析国际形势，得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主流的结论，认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提出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实现战略转变，要从应急状态转变为和平时期有计划的长远建设，从早打、大打、打核大战转变为打局部战争。这很精辟，但不知怎么被概括出一个“和平建军”的概念来，这个概念造成对战略转变的严重误解，其危害延续至今。在“和平建军”的幌子下，选将就变成选“和平官”了。徐才厚之流疯狂卖官鬻爵，一个理由是，反正现在又不打仗，用谁不是用？“和平建军”观点不破除，走了孙猴子，又会来一个猴子孙。

    第二，在标准上，改变干部标准过于笼统的状况，建立可具体衡量的标准体系。《岛屿战争论》提出了为将的“九大要义”，虽不能说已经完全准确十分完善了，但给我们指出了一个选将标准要像度量衡一样可供度量的方向。“九大要义”基本是可度量的，如“三才”中，除政治才能外，“统御才能”和“指挥才能”是可度量的。以往笼统的干部标准有点像橡皮筋做的尺子，紧合标准，松也合标准，一个人一个标准，最后是谁有权谁就是标准。总是有一些人希望标准越笼统越好，收缩性越大越好，这样就方便他行使“解释权”，偷梁换柱，以售其奸。比如，忠与诚是不可分割的，有人却故意撇开诚来说忠，结果忠在他们那里变成了奴性，变成了人身依附。在这方面，我们有必要借鉴美军。军队的道德主要通过核心价值观来体现。美军与我军一样，都概括为几句好记的话，如美国陆军以西点军校的校训为核心价值观，即“责任、荣誉、国家”。区别在于，我们没有细化，美陆军却通过《军官平时行为准则》和《军官战时行为准则》将其细化到可度量，比如“荣誉”，《军官平时行为准则》中的荣誉准则要求军官把自己和他人都当成高尚的人，这是衡量军官行为是否符合军官身份的标志，要求军官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和坚持真理的勇气，实事求是，敢讲真话，一言一行都要考虑到所在单位、陆军和国家的利益。作为一名军官，不能说谎、骗人、偷盗和违反道德准则。不能玩弄小手段，去做那些似乎不违法的错事，也不能做出陆军条令里未作出规定的不当行为，不能欺上瞒下，要脱离低级趣味（见《美军军种核心价值观研究》解放军出版社）。西点军校规定更严格，如所著论文中的引文不注明出处，就得被开除。总之，其标准都是可度量的，而不像我们那么笼统。我想，如果按他们这个标准度量，军中巨贪谷俊山还有可能出现吗？他的年龄是假的，改小了三岁；文凭是真的学历是假的；国防大学优秀学员的荣誉也是假的，其中一条就可以把他卡死。所以，只有军官标准细化了才能做到优胜劣汰，而阻止逆淘汰。

    第三，在方法上，改变少数人关起门来考察军官的办法，到“作战实验室”里去选将。对军队来说，无数事实已经证明靠少数人选将的办法是失败的；靠群众投票来选拔也是不行的，因为优秀将才无不是有独立思考的，甚至是特立独行的，不会附和芸芸众生，得票率一般会低于平庸者。自1985年大批战争年代过来的老将军退出领导岗位以后，我军搞过干部制度改革，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成功的选拔将才的办法。虽然大多数将领是好的（因没有打仗，还很难说是称职的），但坏的例子如徐才厚等人却骇人听闻，按“德才兼备”的标准，且各种考核手续齐备，走上军中高位，结果却堪称“国贼”“国妖”。如果不改变选将制度，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停演。如何改变？《岛屿战争论·将论》指出：“军事演习，尤其是检验性演习、对抗性演习，作为一种更接近实战的训练，对于提高组织指挥才能有着更为直接的催化作用，有的人甚至称它是培养将领的‘作战实验室’。”从少数人关起门来选将到“作战实验室”中去选将，就是一场带革命性的变革，将使平时选将与战时选将的标准统一起来。这个革命已经露出端倪，关于作战部队使用干部的规定就是一个很好的兆头，但还须大力推动。比如，海军的全训合格舰长制度已经实行近十多年，保证了支队以下至少是舰长以下军官的高质量，但这么好的制度却一直没法在全军推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出了革命军人的“四有”标准，即“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道德”。他反复强调实战化训练，在不同场合讲了十多次。经习主席批准，中央军委下发了《关于提高实战化训练水平的意见》，全军兴起了实战化训练的热潮。实战化训练就是《岛屿战争论》说的“准备的战争”的表现形式。部队打仗的本领要在实战化训练亦即“作战实验室”里提高，将当然也应该在其中选拔。美军打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是先在“作战实验室”里，即在欧文堡国家训练中心打的，是先打“准备的战争”，再打“真实的战争”。按照美军参战官兵的话说，打伊拉克就像打一只“拴住的羊”，比演习好打多了。而指挥海湾战争的施瓦尔茨科普夫上将虽被称为名将，但只不过是美国的“作战实验室”里锻造出来的一个合格“产品”而已。这说明，好的制度好的机制比任何人包括伟人都高明得多。那些通过“作战实验室”的狱练，打赢“准备的战争”人，就能打“真实的战争”，就可能成为名将。在现代信息化战争中，靠哪个伯乐来选将，十有八九会走眼。

    《岛屿战争论》还强调了院校培养和岗位培养的重要性，有很多真知灼见，这里就不展开说了。我要说的是，院校培养和岗位培养的效果最终还得靠打“准备的战争”来检验。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一个军官的本事到底如何，也要拉到“作战实验室”中去遛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