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炳然，原名于斌，1903年生于黑龙江省望奎县。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旅英华侨和留学生的各种反蒋抗日集会。1932年5月，加入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后当选为该组书记。1949年4月南京解放，任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主任。同年11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情报处处长。1952年春，根据周恩来指示赴北京到外交部工作时，不幸溘然逝世于重庆，年仅49岁，党组织授予他“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党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杰出的战士”的光荣称号。
张学良视为大才
1924年9月，于炳然考入国立北平法政大学。“五卅惨案”发生后，于炳然参加组织了北京各大学的示威游行。1928年冬，因日本在东三省强行修铁路，北平各大学东北籍学生联合组织“东北旅平学生路权保持后援会”，于炳然任总指挥、请愿总代表。1931年4月，于炳然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研究国际问题。
1933年5月，张学良出访欧洲到达罗马时，于炳然给他写了封信，提出三个问题：东北之失原因何在？你是否准备收复东北？将采取何种方法与步骤收复？一星期后，张学良亲笔回复称：日本迫不及待地侵占东北，是因为当时东北建设的飞速发展，深为日本人嫉恨；“没有比张氏父子更早就与日本人合作的了。日本人所以杀死我父亲、夺取我的防地，正是因为我们不再与之合作。国仇家仇，誓死必报。”即决心收复东北；“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时，只要我们站在日本对立一方，就一定会打垮日本……”最后还表示：“不久将去伦敦，愿当面详谈。”
张学良到达伦敦，于炳然向其上了一封万言书，阐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方略，驳斥“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说法。两天后，张学良约于炳然共进晚餐，并在分手时说：“明天我去北欧参观丹麦、挪威与瑞典，返回伦敦，再约你详谈。”
张学良北欧归来，与于炳然长谈了四个小时。张学良提出：“我很想了解一下社会主义的情况，如果你愿意，就作个准备，同我去莫斯科。”
十天后，张学良再次约见于炳然，说：“这次出国，最想看的是四个国家——德、意与苏、土。可苏联记‘中东路事件’（指1929年张学良领导的东北政府为收回苏联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冲突以中方失败告终，东北当局损兵折将，实力大为削弱。）的仇，不同意我前去。苏联看不成，土耳其便不想看了……据我了解，你确是个大才。但你的思想是左倾的，不过我并不怕你。你若愿意在伦敦读书，我资助你学费。可我希望你去苏联读书，去后与苏联朝野人士好好联络。将来我们抗日，如能得到苏联的支援，那要比你带十万大军作战的功劳还大。”
10月，张学良又一次和于炳然会面。
1934年，于炳然等一行6人去莫斯科参加“五一”节观礼，并参观克里姆林宫和各大城市，按党组织的指示，在回伦敦途中，向德国、法国、荷兰中国语言组传达党的新决定，回伦敦后，组织“旅欧东北学生抗日救国总会”，并以总会的名义发表由他起草、经共产国际同意的三篇宣言：《反对通车通邮告全国同胞书》《告东北同乡书》和《告海外侨胞书》。宣言在欧美华侨界引起强烈的反响。
8月，张学良来信告诉于炳然，去苏联留学的事已办成，与信同时到达的，还有资助其去苏联留学的汇款。10月，于炳然经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批准，去了莫斯科。但由于工作需要，于炳然的学习愿望未能实现。在苏联的两年中，他一是从事党的工作，二是在苏联外文出版社办的《巴黎救国时报》任编辑，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方针。
蒋介石亲授使命
1937年3月，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则消息，称因西安事变被囚禁的张学良已经恢复自由，并将接受重要任务。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当即交给于炳然一项新任务：回国帮助张学良巩固东北军。4月，于炳然到达上海后，才知道消息为误传，只好赴北平参加“东北救亡总会”成立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人民抗日救亡团体。于炳然被选为常委，担任宣传部主任。
7月18日，于炳然突然接到朋友王芃生从南京打来的电话：“最高当局请你来南京，想与你谈关于德王的事。”
德王即内蒙古徳穆楚克栋鲁普亲王，抗日战争时期与日本侵略军合作，在察哈尔、绥远两省境内建立了傀儡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领有巴彦塔拉、察哈尔、锡林格勒、乌兰察布、伊克昭等五个盟与晋北（大同）察南（张家口）两政厅，“首都”设于呼和浩特。
原来，于炳然曾与王芃生谈过内蒙问题，王芃生又与戴笠说过，戴笠遂向蒋介石推荐于炳然前去内蒙策反德王，而蒋介石对策反德王非常重视。
于炳然来到国民政府军委会会客室后，蒋介石与他先是一番问答：
“你是黑龙江人？”
“是的。”
“你到英国是怎样去的？”
“是黑龙江省招考的公费留欧学生。”
“你到俄国是张学良送去的？”
“张将军去欧洲考察，到伦敦时，我们见了几次面。他建议我去苏联学习，又帮我办了手续。”
“听说你对内蒙古问题颇有见地，想请你去华北接洽德王反正，你有什么意见？”蒋介石切入了正题。
“学生人微言轻，恐不足当此大任。最好是另派大员，我可以同去帮助。”于炳然谦虚地说。
“你是不是人微言轻，看政府对你是不是信任。如对你信任，人不微，言亦不轻。必要时可以派人——但那是派人帮助你，而不是要你帮助别人。一切详细情形，去与戴雨农（戴笠）商量。”蒋介石最终亮出了底牌。
于炳然到达河北房山时，因中日军队正在激战，无法前行，滞留了20多天。而后，只好辗转至青岛，搭英轮往天津，见到了德王驻北平办事处处长赵福海，讲述了国民政府希望德王反正的意图。赵福海建议由其负责转达，如有必要，再让于炳然去见德王。赵福海虽然已向德王晓以大义，分析抗战前途，并劝其反正，可德王认为：此时反正，只能徒遭损失。事情因而搁浅。
1939年末，德王终于同蒋介石挂上了钩。德王表示愿意逃往重庆，蒋介石却勉励他留在内蒙古同日本人维持表面上的合作。
戴笠用杀两难
于炳然在白区工作，随时面临着被捕和遇害的可能。他与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就曾有过多次交锋。
张学良被囚禁后，蒋介石为拉拢东北军，尤其是防止东北军反对自己，特指派戴笠负责处理相关事务。1938年4月，戴笠找到了时任“东北救亡总会”秘书长的于炳然，企图利用于炳然的特殊身份来拉拢东北军，收买东北民心。
“炳然兄，咱们做个什么样的朋友？是做普通朋友还是特殊朋友好呢？”
“什么是普通朋友？什么是特殊朋友？”
“普通的朋友，你有事，你求我；我有事，我求你。如果是特殊朋友，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很重要的好朋友，而且可以使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
“雨农兄，你看我够一个普通朋友，还是够一个特殊朋友呢？”
“如果你仅够个普通朋友，今天的话我就不说 了。”
“我当然高兴做你的特殊朋友。”
“你从莫斯科回国的时候，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干卓就曾给我发过一封电报，其中说到你有四个优点：富有国家与民族思想；为人精明强干；很有吃苦耐劳精神；很重义气。但也提到你思想左倾，恐系共产党员。结论是对你这样的人，能用则用之，不能用则杀之。”戴笠神色诡谲，见于炳然毫无反应，又说：“我接到电报后，想过很多。认为像你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加入共产党呢？我想不外乎你主张抗日，而当时政府还未抗日。也许你认为救中国的办法，三民主义还不够，必须共产主义。可你该知道中国并不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不能实行共产主义。因此，我只想了个‘用’字，没想那个‘杀’字。根据我的观察，干卓说的你的四点长处，都是事实。他说你‘恐系共产党员’，也不会不是事实。现在只要你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你从未加入共产党，或是脱离共产党，我到委员长那里，以人头担保你马上负起一部的责任来。”
“你愿意你的特殊朋友在社会上闹到人所不齿的地步？”于炳然以问代答。
“当然不愿意。”戴笠说。
“假如我在《大公报》上登个‘郑重启事’，说我于炳然不是共产党员；随后，人家在《新日报》上登个反问启事，说某某人声明不是共产党员，但谁说他是共产党员了？无的放矢，何其无聊乃尔！或者再加几句更挖苦的话，叫我在一般朋友中何言自解？干卓武官说我的长处，我虽然愧不敢当，可是我愿用以自勉。至于说我‘恐系共产党员’，这绝非事实。不错，在莫斯科由于我主张抗日救国，我愿意知道共产党对于抗日救国的主张，所以接触过。我可以给自己担保。以你的权力，难道还怕我吗？”于炳然借机反击。
戴笠无话可说，只好勉强表示：“请你考虑考虑吧。”
周恩来深为关心
武汉撤退前夕，于炳然按照党的决定，正式就任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
1939年8月，经中共南方局委派，于炳然打入到“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任设计委员、少将参议、敌情研究组组长。从此，他以这一职务为掩护，长期从事党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和党的地下工作。国民党“军统”、“中统”、“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各种情报，在他手边都有一份。他把这些情报，及时地让人复写，送交给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
1940年7月，鉴于于炳然的身份可能暴露，周恩来决定让他撤回延安。为掩人耳目，于炳然向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提出前往东北挺进军视察，寻机转道延安。
狡猾的戴笠一再追问：“于炳然去东北挺进军干什么？带什么人去？”为防不测，于炳然去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恩来。
“你对此有什么考虑？” 周恩来听完汇报后问。
“我可否去见戴笠，表示向他辞行，看他怎样？我觉得，悄悄地去反而更会增加他的怀疑，而事实上他已经知道，也不可能悄悄地去了。”于炳然说。
“可以，至少可以看看他的态度。”周恩来当即同意。
于炳然见到戴笠后，开门见山地说：“最近我要去马占山将军那里，雨农兄有什么事没有？我可以代办。”
“没什么事，我那里有人。你尽管走，路上若有什么麻烦，你给我来电报。”见于炳然如此坦诚，戴笠反而放弃了戒备。
于炳然再次找到周恩来，与大家一起研究如何安全撤退。周恩来说：“从戴笠的性情来说，他可能把人情送到底。但也要防备他这是放烟幕弹。估计由重庆到西安不成问题，最怕的是西安以北。你到西安后，要去办事处见林伯渠，商量好安全办法再北去。”
陈伯达视作仇敌
1941年1月15日，于炳然抵达延安。同年4月，中央组织部安排他到马列主义学院和马列主义研究院学习。8月，他被分配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任国际组组长，受任弼时领导。在此期间，于炳然受到了毛泽东的单独接见。1942年3月，他调到中共中央情报部第四室，任调查研究组组长，代理第四室副主任。
于炳然发现，身为政治研究室主任的陈伯达，常常刻意培植势力、拉拢亲信，挤压欺负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遂给任弼时写信，认为陈伯达搞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料，此举竟然为自己埋下了祸根。
1942年6月27日，陈伯达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旧阶级本性的改造》一文。于炳然觉得该文歪曲了毛泽东对整风运动所制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当即写了《就教于陈伯达同志》一文，指出陈伯达的原则性错误及多处理论失误，并刊登在7月23日的《解放日报》上。
联想到于炳然向任弼时“打小报告”，陈伯达恼羞成怒，又在《解放日报》发表了《回答于炳然同志》一文，不仅为自己辩护，甚至还以“在整风运动中，每个同志都着重反省自己，而于炳然同志倒也不妨在这些上面多关照一下自己。于党、于己、于人都是会有好处的”作为结尾，绵里藏针地发泄对于炳然的不满。
与此同时，陈伯达利用与康生密切的关系，鼓动康生加害于炳然。康生先后担任过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情报部部长、调查部部长等职，也是整风运动实际上的领导人，掌握着生杀予夺大权。
果然，康生在作《抢救失足者》报告时说道：“‘东北救亡总会’是红旗特务机关……于炳然准备好人，准备好枪，要与胡宗南里应外合，包围边区，进攻延安……”
一夜之间，于炳然被捕，关押在枣园社会部的黑窑里，惨遭各种批斗、逼供。康生甚至还派人扮成难友对他进行套供。于炳然的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
尽管周恩来曾表示，“东北救亡总会”是我党的外围组织，不是什么“红旗特务机关”，证实于炳然从事统战、情报工作的经历、贡献及撤回延安的情况，但于炳然仍然被关押。直到1946年，周恩来再次从重庆发来电报，于炳然才重获自由。
卫立煌因之避战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已进入决战阶段。于炳然因与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私交甚密，被派往沈阳做卫立煌的起义工作。
于炳然先给卫立煌写了一封密信：“俊如兄如面：分别数载，甚为思念。弟已到沈，盼能于今晚八时在‘大鸿运’一见。弟炳然。”
晚上，卫立煌换便装来到“大鸿运”。酒过三巡，于炳然开始将话切入正题：“听说蒋介石准备调杜聿明来当你的副司令，俊如兄以为如何？”
卫立煌毫不隐晦地说：“凭良心讲，杜聿明还是能打仗的。但按照拿破仑的说法，两个优秀的司令在一起，还不如一个愚蠢的司令。他这一来，也许要坏事。”
于炳然又问：“俊如兄认为目前东北局势如何？”
卫立煌说出了内心的愤懑：“当局指挥无能，共军攻击甚猛，东北局势胜负难卜啊！”
于炳然画龙点睛：“以弟看目前之局势，东北40万国军，根本逃不出共军的圈子，俊如兄何不早作安排！”
卫立煌吃惊地问：“你是什么意思？”
于炳然没有正面回答，反问道：“济南吴化文的事，想俊如兄知道了吧？”
“炳然兄莫不是来当说客的？”吴化文是国民党第九十六军军长，就在一个月前的济南战役中，在解放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下，率所部两万余人宣布起义。
“我这全是为俊如兄和几十万国军弟兄着想。大势难违，何必跟着老蒋当殉葬品！”于炳然毫不避讳。
两人一直谈到深夜。
卫立煌内心受到强烈震撼。于是，卫立煌借口“共军目前的战法是围城打援，我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上其圈套，只有蓄聚力量，固守沈阳，以待时局的变化”，除要求蒋介石派援军外，故意“消极避战”。蒋介石见战事吃紧，卫立煌又按兵不动，又急令卫立煌打通沈锦线，将主力撤至锦州，阻止解放军入关，必要时可放弃吉林、长春，甚至将东北全部兵力退守华北。但卫立煌再次拒绝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即使蒋介石派杜聿明前去敦促，卫立煌也不予理睬。
于炳然为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