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15日，整个武汉城都笼罩在一片焦虑不安的氛围中。
凌晨4时，中共湘鄂特委秘书、武昌中心小组党支部书记张冰被狱警从武汉警备司令部看守所提出，铁门与镣铐的撞击声惊醒了难友们，难友们纷纷拥到窗口，看见张冰正在被带走。张冰回头用目光向难友们告别后，随着狱警坚定地走出了牢房。刚走进看守所的办公室，张冰即惨遭杀害，时年35岁。敌人将他的遗体沉入滔滔长江之中。当天的武汉《大刚报》《长江日报》等报刊，刊登了武汉警备司令部处决共产党要犯张冰的重要新闻。下午3时，华中“剿匪”司令白崇禧坐着飞机匆匆离开武汉。下午4时，解放军一一八师浩浩荡荡地开进汉口市区，汉口宣告解放。
几天后，《长江日报》上发表了悼念张冰的文章。遗憾的是，连续几天都没能打捞到张冰的遗体。
兄弟姐妹家乡抗战
张冰的革命生涯是从家乡的抗战开始。
1938年3月，日军侵占了江苏省南通，25岁的张冰眼见家乡沦陷，国无宁日，遂与弟弟张炎相约，弃业回到家乡从事抗日活动。一回到南通，他就参与组织了家乡的“战时青年救亡宣传队”，被推选为副队长。宣传队成立后，随即发布了《告同胞书》，号召父老乡亲们紧急动员起来，一致抗日。张冰又亲自执笔编剧，向同胞们呼喊绝不能当亡国奴，只有保卫国家，才能保家护民。8月，中共江北特委在南通成立，张冰在特委委员陈伟达等人的指导下，更加活跃地参加家乡的抗日救亡活动。为了掩护抗日活动并筹措经费，张冰兄弟筹资创办了“新民商店”、“甦声女子商店”，并以这两个商店为基地，组织了两个读书会。同时，张冰与其他6位同志又设法打进国民党的税警团，利用合法身份开展活动。
1940年离开税警团后，张冰转道泰州，与黄逸峰、李俊民、朱克靖等人取得联系。黄逸峰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设计委员的身份，回到苏北为共产党从事上层人士统战工作的，朱克靖是陈毅派到李明扬部队的公开代表。几个人见面后，黄逸峰等人决定留下张冰做统战工作。当时地方上绅、商、学等各界对新四军尚不太了解，新四军面临的紧迫任务就是开展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经过研究，张冰被指任为苏北绅士韩国钧(字紫石)的联络副官。
韩紫石与张冰是同乡，南通海安人，人称紫老。清代翰林出身，民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省民政长、省长、巡按使、督军，以及安徽巡按使等职，是一位有民族气节、德高望重的老人。张冰奉令接触紫老，多次往返联络，深明大义的紫老表示赞同团结抗日，反对内战。并亲自发动15人联名调停，呼吁国共和平，一致抗日。1940年9月中旬，紫老出面召集苏北各界知名人士参加，在海安召开了联合抗日座谈会。在此期间，张冰与其他同志奔走于泰州、黄桥、姜堰、曲塘等地积极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呼吁联合抗日，反对摩擦。在朱克靖与张冰等人的努力下，不仅争取了地方士绅的同情，苏北广大民众的支持，也争取到了国民政府苏鲁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扬（陈毅曾亲赴泰州拜访李明扬,带去毛泽东、朱德致李的问候信），促使税警总团团长陈泰运部队保持中立。致使韩德勤密令李明扬、陈泰运部队对黄桥发动攻击时，李、陈部队虽出兵但未参战，这是黄桥决战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黄桥战斗胜利后，新四军陈毅司令为了团结李明扬、陈泰运和少数保安旅共同抗日，于1940年10月10日批准成立了一支特殊的抗战部队——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鲁苏战区苏北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指战员们的臂章上映有“联抗”二字。联抗司令是黄逸峰。黄逸峰已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中将设计委员。1925年，黄逸峰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曾担任过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南通特委书记、江苏省委候补委员、全国铁总秘书长等职。后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被聘为沪江大学、广西大学教授，1939年经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力邀，到国民政府任职。1940年他借到重庆述职之际，特往八路军办事处同叶剑英联系，恢复了秘密党员身份。副司令李俊民是李明扬的主任秘书（共产党员）。联抗部队是新四军与国民党部队合作的桥梁，是党在苏中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成果。新四军东进通、如、海、启一带后，张冰奉命随联抗副司令李俊民到如皋马塘建立“联抗东南办事处”，被任命为政治处主任。1941年6月9日，张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段时间，张冰除了从事联抗的政治工作之外，还担负着对伪军策反工作的任务。
1943年初，张冰因患严重的关节炎，双腿行动不便。组织上考虑到张冰的安全，以及他的病情，决定让张冰回到南通老家姜灶港养病。3月，张冰病情好转，请求工委批准他返回部队。此时恰逢通海办事处需要加强情报工作，成立了“情报委员会”,便由张冰任宣传委员，主要负责通海启的情报工作。不久，情报委员会的另两位同志因身份暴露，不得不撤离，情报工作遂由张冰一个人负责。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张冰提议胞妹张淦同他一起。组织上采纳了张冰的意见。随后，张冰化名王禹声，张淦化名王禹九，兄妹二人来到小海镇盐头行，在工作关系户张敬洪的家里租赁一间小屋作为驻点，对外称兄妹，二人是城里富户，怕强盗绑票来到乡间躲居。对一些工作关系的往来，均以亲戚来访，送些家用为名掩人耳目。为了确保通海启地下工作的顺利开展，张冰将所属人员进行缜密的分工布置，妹妹张淦任内勤兼交通员；陈忠打入伪特工队当通信员；闵照德是本镇人，因此开了一家布店作掩护，作为张冰和陈忠的交通员；邹谊专门负责张冰和南通城之间交通。张冰曾做过驻曲塘汪伪军陈才福部的策反工作，遂派顾惕庵打入该部，继续掌控这些伪军的动向。南通城里的庞寿元，因姨夫有些地位，组织让他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在城内搜集军政及其他情报。
通海启的情报工作网由三方面人员组成：组织介绍、原有的社会关系、联抗部队精简回来的队员。上下关系都是单线联系。随着情报网的建立，隐蔽工作正规律有序地开展时，张冰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首次被捕转押南京
张冰所属工作人员中，尹日升和陈忠都是组织安排在伪军和伪特处工作的潜伏人员，但二人均不知彼此的身份，互相防备。在日伪军清乡时，汪伪特务肖琪驻尹日升所在的营部，在肖琪和尹日升的交往中，凭着他特务的敏锐嗅觉，感觉到尹日升有些特别，遂产生了怀疑。继续侦察终于侦悉到尹日升是打入伪军的潜伏人员，准备逮捕尹日升。肖琪不知道陈忠也是潜伏人员，竟走漏了风声，让陈忠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陈忠立即找到交通员闵照德，说有重要事情向张冰汇报，让闵带他直接去见张冰。闵见事情紧急，情急之下就带着陈忠去见张冰，这种违规的做法犯下了秘密工作的大忌。陈忠在秘密驻处找到了张冰，向张冰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张冰听了汇报后，随即写了封密信让陈忠带给尹日升，信中嘱咐尹日升赶紧撤离前往紫琅区委。
尹日升接到张冰下达撤离的指示后，迅即地撤出了伪军的营部，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这边的特务肖琪还不知情，带人去抓捕尹日升时，早已人去楼空。肖琪非常恼火，认为一定是有人泄露的消息。遂亲自排查，就把疑点集中到了陈忠身上，当即抓捕并刑讯了陈忠，在刑讯、威胁与利诱下，陈忠供出他所知道的组织和人员名单。当晚12时许，陈忠带着特务来到盐行头驻点逮捕了张冰、张淦兄妹等7人。
一路上张冰回忆着什么地方出了差错，一定是出了叛徒。如果有叛徒，这个叛徒是谁呢？当张冰走进看守所看到交通员闵照德也被关押时，心里便清楚了是谁出卖了组织和同志。他对同时被捕的其他6人说：“出卖我们的叛徒是陈忠，你们凡是和陈忠有关系的人，就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全都推到我身上，由我一个人来应付敌人的审讯。”他又再三嘱咐被捕的同志，谁先获得自由，就立即向组织汇报。
第二天特务将他们押解去了南通城。
敌人对张冰施了酷刑，老虎凳垫到了七块砖，张冰依然什么也不说。一段时间后，由于证据不足，其他同志陆续获释。张冰于1943年9月被押送到苏州汪伪特务监狱，不久又被移送到南京伪中央感化院继续关押。
张冰在感化院很乐观，看书、写诗、写文章、编剧本、学雕刻，有时也到球场上锻炼身体。还对院方提出一些改善要求，并掀起一次绝食斗争，要求开展文娱活动、改善伙食。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待遇得到了改善。
斗争虽然胜利了，但敌人更加“关注”张冰了，把张冰作为“顽固不化分子”要“长期感化”。
是年冬天，汪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徐楚光来到伪感化院上政治课。他的谈吐、气质吸引了张冰，以张冰锐利的眼光看来，这位政治教官与汉奸不同。张冰想试探，就与其交流。而徐楚光心里明镜似的，一明一暗，二人经过数次地试探与交流，终于接上了关系。
徐楚光，又名徐祖芳，湖北浠水人。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毕业。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徐楚光长期打入国民党部队从事兵运、策反工作，后来到延安任抗大一分校参谋教官。1942年来到南京打入汪伪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并在军委会武官公署挂名上校参赞武官，后又任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汪伪陆军部第六科上校科长。此时还兼职汪伪中央政治感化院的教官、法官等工作。徐楚光将张冰的情况汇报给了上级。上级组织指示徐楚光设法营救张冰。
1944年冬，由于战争形势的变化，日寇战情每况愈下，败局已定，伪政府也陷入了困境。徐楚光抓住这个机会，利用他的职务之便机智巧妙地于当年12月21日将张冰营救出狱。
获救后潜伏南京
出狱后的张冰接受了党组织的分配，其组织关系转到华中局情报部，人留在南京工作，受徐楚光领导。随后，张冰在秦淮河畔建立联络点，开始了新的战斗。
张冰首先为保释感化院的难友们四处奔走，利用事先安排在狱中外围关系传递往来消息。1945年初春，汪伪政府发表大赦全国政治犯的文告，感化院中的难友们利用这个时机，起草了《告全国同胞呼吁书》，发动一次争取自由的绝食斗争。在南京地下党的支持配合下，绝食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汪伪政府不得不答应分三批释放感化院中的政治犯。
不久，中共华中局将张冰调入“徐楚光情报系统”。
为了争取京沪铁路交通线的行动方便，保证从南京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往返物资运输的畅通，华中局决定让徐楚光争取“洪帮大亚山”首领朱亚雄，以保护铁路运输安全为名，利用合法身份密商成立“华中铁道护路总队”。“华中铁道护路总队”成立后，朱亚雄任总队长，徐楚光任秘书主任兼督察长，张冰被任命为总队情报组组长。总队下设若干分队，规定各分队定期向总队报告铁路沿线的“敌情”。
其间曾截获两件日伪军加盖火漆的绝密情报:一是江浙日伪军联合清乡扫荡的军事行动计划；二是剿共军事指挥联络的电报密码。电报密码由张冰和另一同志誊抄复制，次日派员急送新四军军部，受到华中局的嘉奖。由于情报准确及时，日伪调集众多兵力向茅山根据地进攻以失败而告终。
1945年8月，张冰协助徐楚光等人成功地策动了汪伪的御林军——警卫第三师起义。徐楚光随部队离开了南京。南京的情报工作就由张冰负责。
日军投降后，国民党接管了南京，“洪帮大亚山”首领朱亚雄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处境十分困难。张冰奉徐楚光之命秘密会见朱亚雄，并以党的名义邀请朱亚雄到根据地参观，商谈今后任务。在淮阴期间，朱亚雄受到华中局粟裕、谭震林、李一氓、扬帆、陈同生等领导的接见。朱亚雄对党的关怀和信任十分感激。由于朱亚雄与根据地的这层关系，在解放战争时期，朱亚雄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和影响，与军统上层人物接触和周旋，为共产党提供了很多重要情报。
1946年3月，徐楚光被任命为中共华中分局联络部第三工作委员会主任，张冰任“三工委”秘书，随徐楚光潜入国统区，在宁、沪、杭、徐地区从事着对国民党部队的情报和策反工作，并在上海建立秘密机关和联络站。
进入湘鄂开展工作
1947年春天，奉华东局之命，张冰随徐楚光离开了南京，进入湘鄂地区，其任务是以武汉和长沙两地为活动联络中心，策反敌军并组建“湘鄂地下民主联军”。他们先后在汉口、武昌等地建立秘密机关和联络站，发展一批地下党员和地下武装关系。同年夏天，中共湘鄂特别委员会成立，张冰任中共湘鄂特别委员会秘书兼武昌中心小组支部书记。特委的任务是：开展军运工作；发展敌后武装；组织和领导湖北各地的复员、掉队、隐蔽的新四军和留守本地坚持斗争的人员；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以配合南下解放军解放湖北。
1947年9月，徐楚光在武昌被捕（后牺牲于南京）得知情报后，张冰用密语函告“三工委”留在江苏的同志“大哥因患传染性感冒，住进武昌医院……”
徐楚光被捕后，张冰奉命及时转移特委机关驻地，并组织同志撤离。他稳重而有序地安排好武汉的工作后，亲自赴长沙将徐楚光的妻子朱健平转移到了武昌，后来又转送到解放区。
徐楚光之子徐建后来说：我和我的继母朱健平及妹妹徐定生就是在他（张冰）亲自组织安排下，从湖南长沙经武汉辗转脱险，我的继母朱健平在他的亲自护送下，撤离到鄂豫解放区江汉行署担任秘书工作，我和我妹妹转移到鄂东浠水乡下老家，成功地摆脱了敌人的魔爪。可以说，没有张冰同志的临危不惧和智慧周旋，就没有我们一家三口的今天，更没有我们今天的儿孙满堂和享受今天的繁华盛世之福。
武汉解放前一天殉难
由于叛徒出卖，武汉地下党被破坏。张冰感到情况十分严重，决定去广州乘轮船转道去上海，再设法从上海去华东解放区找组织汇报。就在张冰动身转移时，由叛徒叶少卿(新中国成立后被镇压)带领保密局的特务在长沙火车站将张冰逮捕。随即将张冰押解武汉，先后关押在国民党保密局湖北站、汉口郊外的国民党保密局秘密监狱，最后转移到汉口的武汉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张冰受到了酷刑，但敌人什么也没有得到。气急败坏的敌人在武汉解放前夕将其杀害，时年36岁。
张冰一生未婚，他曾说过：革命未胜利，不结婚。张冰父母生有十二个子女，十女二男。张冰排行老九，其弟张炎为老十。老俩口知道张炎已去世。张冰与父母已失去联系多年，父母一直等待着张冰的归来。直到1952年10月的一天，家里来了南通民政部门的同志，来人告知张冰已于武汉解放前一天殉难了，他们是来送烈士证书的。家人方知张冰已不在人世，悲痛万分。为了不让二老再受一次丧子之痛，女儿们告诉父母，张冰接受党的派遣，潜伏到台湾做地下工作去了，不能与家人联系。二老信以为真，天天期盼着台湾早日解放，儿子归来。“儿子在台湾”这个美好的谎言，一直陪伴着二老离开这个世界。
（作者系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史料科科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江苏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