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丕显从1940年7月至1952年3月,有将近12年的时间，生活、战斗、工作在江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江苏经历了9年革命战争的洗礼。从江苏全境解放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主持苏南行政区工作，担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苏南军区政委，也有三年时间的经历。这三年，陈丕显不仅为江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他在主政苏南期间取得的突出成绩和创造的经验，提出的建议，得到了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采纳并向全国推广，产生了具有全国性意义的影响。
陈丕显，谢志诚夫妇
松江经验示范全国
苏南解放不久，就先后于1949年七八月间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或各界人士座谈会。在苏南各界人士座谈会上，陈丕显作了题为《为建设新苏南、新中国而奋斗》的重要讲话，向各界人民代表广泛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介绍党和政府所做的工作、面临的困难以及今后的奋斗目标等等，并就各方面的问题，虚心听取代表们的批评、建议，与他们一道共商建设苏南的方针大计，从而把党的决定变为各阶层代表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意志，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根据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精神，1949年9月，苏南区党委作出决定：各市、县9月底以前召开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以后各市必须每月开一次代表会议，各县每月或每两个月开一次全县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陈丕显的不断督促下，9月底至10月初，苏南各地市、县闻风而动，大张旗鼓地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其中，尤以松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得最好。会议出席代表286人，包括了社会各个方面。会前，对代表的产生和会议议案、大会的报告、文件都作了充分的准备。会议期间，充分发扬了民主精神，不怕争论，允许发表不同意见，每个代表都能畅所欲言。整个会议民主团结、联系实际、富有成效。更值得高兴的是，毛泽东还向全国推广了松江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做法，指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社，发表文章介绍松江开会的经验。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各中央局负责人：“你们看了松江县的经验后，请即通令所属一律仿照办理。这是一件大事，如果一千几百个县都能开起大会来，并能开得好，那就会对于我党联系数万万人民的工作，对于使党内外广大干部获得教育，都是极重要的。望仿照办理，抓紧去做，并请你们选择一个县，亲自出席，取得经验，指导所属。”
同一天，《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从松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得到什么经验》的社论。新华社也发表了题为《学习松江的榜样，普遍召集市县人民代表会议》的社论。
毫无疑问，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苏南行政区创造松江通过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来加强和推动政权建设，提高执政能力的经验和做法，对于整个江苏乃至全国新生人民政权建设的迅速加强和执政能力的明显提高，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产生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开展经济斗争 稳定人民生活
苏南全境解放后，在陈丕显的领导下，时间不长，城市接收接管工作顺利完成，剿匪肃特节节胜利，社会秩序逐步稳定，苏南党组织、苏南军区部队和人民政府在军事上、政治上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可是在经济方面，国民党反动政府留下的烂摊子，仍是一片混乱，工农业生产萎缩，城乡经济萧条，失业人员众多，特别是物价疯狂上涨，投机倒把横行，人民群众深受其苦。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为之寝食不安。
苏南解放初期，各地市场上一度出现了人民币、金圆券和银元三种货币同时使用的混乱局面。各地军管会相继发布命令，以人民币为物价计算单位，按比例兑换金圆券，禁止金圆券流通使用。而黄金、银元由于其实物价值，人民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饱尝了通货膨胀的苦头，普遍存在着重物轻币的心理，于是纷纷抢购黄金、银元。当时上海刚解放，来苏南抢购黄金、银元的人很多，投机商乘机掀起银元投机风，银元市场黑市交易盛行，银元、黄金掮客满街跑，到处是一片“大头换小头”、“小头换大头”的叫嚷声。众多的银元、黄金贩子和银楼、钱庄纷纷参与改制金条、金块，并在加工工艺中大量掺杂使假，最严重的掺铜50%左右，促使金银市场黑市交易、投机活动愈演愈烈。
区党委的机关报苏南日报社，每天都收到大量读者来信，要求政府严办投机奸商，取缔银元。广大群众反映，银元波动，直接影响一般人民赖以为生的日常食品、用品的物价，老百姓深受其害。此外，在银元价格波动的情况下，大多数商店也硬要顾客以人民币换成银元去购货，使人民币的威信大大降低。
能否迅速平抑物价、将不法奸商的气焰打下去，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关系到新生人民政权能否巩固。身系大局安危的陈丕显对此不敢有丝毫大意，为了更加稳妥地解决好这一重大问题，他花费大量精力，扎扎实实地做调研工作。同时，他还以虚怀若谷、不耻下问的精神与行署主任管文蔚一道去拜访著名实业家、苏南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荣德生，征求他对稳定物价、治理经济秩序的意见。
荣德生是驰名中外的民族资本家，他与哥哥荣宗敬创办的荣氏企业集团，包括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和申新纺织公司等机构及其附属企业，在旧中国的民族资本中，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影响广泛，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抗战期间，荣氏兄弟拒绝参加日伪机构，不与日方合作，拥护抗战，坚持了民族立场。新中国成立前夕，当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反动统治土崩瓦解，全国即将解放的时刻，荣德生坚决不迁往台湾，作出了正确的选择。1949年春，他到上海，在许多大资本家纷纷去香港、台湾和国外之际，他不为所动，并竭力劝阻别人说：“我非但绝不离沪，并绝不离乡，希望大家也万勿离国他往。”当他得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婿趁他不在无锡，要把申新三厂的两万纱锭拆到台湾去的消息，立即赶去厂里，制止了这一行动。接着，他又派时任无锡区协助的钱钟汉作为自己的代表，前往苏北解放区，当面向陈丕显、管文蔚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热诚欢迎之意，并坚持留在无锡，等待解放。当解放军尚未过江、国民党党政军警纷纷撤离无锡之际，他积极协助维持社会秩序，又筹集大批粮食支援解放军，为无锡和苏南的顺利接管作出了贡献。
陈丕显与苏南行署主任管文蔚来到荣德生家，首先对荣德生坚持爱国主义立场，积极与共产党合作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然后，就当前稳定物价、治理经济秩序的问题征求荣德生的意见。
荣德生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是狠煞银元投机之风，狠狠打击银元贩子和投机奸商。在深入交谈、相互探讨中，陈丕显、管文蔚和荣德生还形成了一个共识：打击银元投机、平抑物价，这不仅仅是苏南一个地区的事，苏南的市场，是与上海、南京、杭州乃至整个华东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中央的领导下，采取统一的行动，才能收到最好的成效。
此次拜访之后，陈丕显将所了解的苏南财经方面的情况和想法建议，直接向华东局和党中央作了汇报，受到中央高度重视。
反对银元投机 着力平抑物价
经过细致周密的部署，在苏南区党委、苏南行署的统一领导下，苏南人民与投机奸商开展了一场反对银元投机、平抑物价的斗争。6月上旬，苏南行署和各市军管会相继发出布告，明令禁止银元在市场上流通，限令银元贩子自动登记，严禁一切投机居奇、任意抬价的非法行为。同时，动员广大工人、学生等群众团体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组织大批宣传队、调查检举队，揭露投机商人，开展反对银元投机的签名活动等，发动反银元投机的政治攻势。各地政府还紧急采取措施，由建中贸易公司积极组织粮食收购调拨，对公教人员、住校学生、工人、干部等劳动人民以低于市价30%的价格，配售大米，平抑粮价；并恢复粮食、面粉、油饼、棉纱等级各类市场，加强市场管理，不准任意抬价。各地公安人员于6月9日至11日采取统一行动，查处了一批银元贩子和操纵银元市场的奸商，关闭了多家地下钱庄。这样，依靠人民群众的舆论压力，在加强金融管理、市场管理、抛售物资、采取行政措施取缔银元黑市交易、打击投机奸商猖獗活动等多方面密切配合下，暂时平息了第一次物价上涨风，取得了“银元大战”的胜利。
时隔四个月，1949年10月中旬至11月25日，市场上又出现了第二次物价上涨风。这次物价风，历时一个半月，是时间最长，波动最剧烈的全国性物价大涨。先是上海进口原料涨价，接着棉纱、棉布价格猛涨，粮食面粉等物价也跟踪而上，一个半月中，苏南地区物价上涨三到四倍。陈丕显身兼区党委财政经济委员会书记，按照中央部署，统一领导全区的“取缔投机、平抑物价”斗争。他指示各地党政领导采取措施，收缩通货，抽紧市场银根，取缔地下钱庄，同时各地国营公司大力调集粮食，在大城市仓库储存起来。11月25日，苏南和全国统一行动，大量抛售物资、压低物价，同时加强市场行政管理和金融管理，打击惩办严重的非法投机分子，迅速制止了物价猛涨。26日起，各地物价回落到预定水平。此次平抑物价涨风，得到了人民群众包括愿意从事合法经营商家的广泛支持。与首次平抑物价斗争相比，6月银元之战主要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仅用经济力量就稳住了局势，给工商界广大人士上了生动的一课。从此，苏南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取得了稳定市场的主动权。
占领粮食市场 打击囤粮投机
树欲静而风不止。苏南党和政府虽然领导人民取得了上两次打击投机、平抑物价斗争的胜利，但少数资本家商业活动中看涨的投机心理仍然很重，尤其是粮食业的一批资本家不甘心退出投机舞台，认为春节“红盘”必涨，这是惯例。因此，他们在春节前不惜高息借贷，囤积粮食，妄图节后掀起“红盘”涨风，以牟取暴利。
陈丕显从各方面汇报得来的信息中，作出了清醒的判断。为了苏南人民过好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他指示各级党和政府一面召集粮食业代表进行教育，劝导他们遵守政策法令，协助政府疏通粮源，稳定粮价。一面发挥国营公司的主导作用，从四川、江西、安徽等地调集了数万石大米，作好迎击“红盘“涨风的准备。
1950年2月6日，美蒋飞机对上海电厂疯狂轰炸后，许多工厂停工，纱布大减产，投机商人乘机大肆抢购，工业品价格全面上涨，粮价随之上涨。与此同时，错误估计形势的粮商们不惜高利贷款“吃”进了国营公司及其“特约米店”抛售的93%以上的大米，妄图把国营公司总裁“吃掉”，待开“红盘”时抬高抛售。然而，国营公司供应量却与日俱增，占领了粮食市场。2月份出售的粮食占市场成交量的90%以上，价格也越卖越低，牢牢地压住了奸商的“红盘”涨风。各地人民银行密切配合，收缩贷款，组织货币回笼，推销公债，税款限期入库。从而减少了市场流通货币，削弱了投机商的活动能量，迫使他们纷纷脱货求现偿还贷款，致使投机奸商大吃苦头，许多粮行就此倒闭。这样，苏南投机奸商掀起“红盘”涨风的企图破灭，第三次打击投机、平抑物价的斗争胜利结束。
这场经济战线上的斗争，虽然没有炮火硝烟，但同样是一场你死我活、惊心动魄的搏斗。许多当年参加过这场斗争的老同志，谈起亲自领导苏南这场经济战线上斗争的陈丕显，更是对他高度的政策水平、坚决果断的工作作风赞不绝口。
这三次斗争的胜利，对稳定苏南社会经济，安定人民生活，起了积极的作用，为迅速恢复、发展壮大国营经济，形成了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并存的新经济结构。这场斗争，苏南党和政府初步积累了领导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逐步掌握了发展生产的经济规律，为以后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陈丕显在苏南的三年，时间虽短，但确是很不平凡的。主政苏南之时，陈丕显才33岁，但他所展现出的杰出工作才能，无疑引起了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不久便调他到上海协助陈毅从事更重要的工作。
陈丕显离开江苏以后，还始终对江苏充满深情。在他百年诞辰之际，在他战斗、生活过的地方，无数的人们深情地缅怀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崇高风范和为江苏人民所建立的不朽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