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八”空难惊中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蒋介石为了掩人耳目，给内战准备时间，连续三次发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中国共产党从全国人民的利益出发，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谈判。

　　谈判结束后，毛泽东先行回到延安，周恩来和王若飞继续留在重庆与国民党洽谈相关事宜。后来，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秦邦宪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在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担任宪章起草小组委员会中共代表，并和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一道就一些重大问题同国民党谈判。

　　1946年4月8日，王若飞、秦邦宪携带同国民党谈判的最后方案，乘坐美军运输机飞回延安。同机飞延安的有：被中共营救、刚刚才出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及其夫人李秀文和儿女叶阿九、叶扬眉，出席世界职工大会的中国解放区职工代表、中共中央工委书记邓发，王若飞的舅父、著名教育家黄齐生以及黄齐生的孙子黄晓庄，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王若飞随从副官魏万吉、秦邦宪随从副官赵登俊、叶挺家的保姆高琼等13人，还有美军机组4人，共计17人。

　　4月8日那天下午，延安天气不好，下着小雨，但机场上却早已聚集很多迎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的领导和群众，中共中央五大书记在延安的四位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也都到了机场。

　　下午2点许，人们听到天空传来飞机的轰鸣声，但一直到傍晚，仍不见飞机的踪影。中央同志认为，天空阴雨，能见度差，飞机可能又折回重庆或西安了。话虽这么说，但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交待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向美军驻延安观察组了解情况，并打电报向西安、重庆八路军办事处询问。当晚，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向杨尚昆通报：由重庆飞延安的那架运输机失踪。

　　当时飞机已飞至延安上空，因阴雨而致使驾驶员找不到机场，盘旋一会儿，只得折向西安机场，但没想到途中迷失方向，误入山西兴县东南80里的黑茶山。当时，黑茶山上空下着雪，山下下着雨。飞机撞上海拔2400多米的黑茶山后爆炸起火，坠毁在山崖。机上我方13人和美方4名机组人员全部罹难。

　　空难发生后，中共中央决定将烈士遗体从黑茶山运到岚县机场，再转运延安。遵照中央这一指示，中共晋绥分局，立即派晋绥边区公安总局负责人顾逸之带领工作人员快速奔赴飞机出事现场，负责实地调查和后事处理。

　　工作人员首先在飞机残骸东西两侧较远处比较顺利地找到了王若飞、秦邦宪、邓发和叶挺四人的遗体，他们四人大概是坐在一起的，遗体虽较为完整，但面目也都难以辨认。因为秦邦宪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顾逸之见过秦邦宪，于是便首先确定了秦邦宪的遗体。另外一具遗体上有白胡子根茬，因为黄齐生岁数最大，就断定是他。最后被确认的是邓发。比较好认的是才几岁的叶阿九。四个美军飞行员，肢体都不全了……

追悼公祭盛况空前

　　“四八”空难发生后，解放区一片悲恸。4月11日，中共中央及陕甘宁边区政府组成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林伯渠、习仲勋、李鼎铭等26人参加的治丧委员会。边区参议会决定休会一日，通令全边区下半旗三日，停止娱乐活动一月。

　　4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痛悼死者》的社论，社论说：“中华民族伟大的爱国者，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诸同志，中国教育界的先驱者、人民真挚的朋友黄齐生先生诸位，不幸于4月8日因飞机失事而遇难；这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极沉重的损失！全体中国共产党党员，正如我党公告所说，都以最大的悲痛，哀悼这些伟大战士之死……”

　　4月15日下午2时，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举行干部大会，悼念“四八”空难烈士。大会推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康生、彭德怀、林伯渠、贺龙、习仲勋、徐向前、蔡畅等15人为主席团成员，林伯渠主持悼念活动。朱德、刘少奇、康生、张云逸、李鼎铭、刘少白等先后在悼念大会上讲话。

　　4月18日下午一点钟，由晋绥边区公安总局局长谭政文等人护送，飞机载着王若飞、秦邦宪等烈士及美军飞机机组人员的遗体抵达延安。中共中央领导人及各界代表刘少奇、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徐特立、蔡畅、杨尚昆等万余人肃立机场接灵。看到叶挺没有穿将军服，朱德马上取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给他的一套将军服给叶挺穿上。

　　4月19日上午，延安各界3万多人在飞机场隆重举行追悼并公祭诸烈士大会。会场上人山人海，花篮和花圈如同海洋。会场两边，悬挂着中共中央醒目的挽联：

　　天下正多艰，赖斗争前线，坚持民主，驱除反动，不屈不挠，惊听凶音哀砥柱；

　　党中留永痛，念人民事业，惟将悲苦，化成力量，一心一德，誓争胜利慰英灵。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笔写下“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题词和《向“四八”烈士志哀》的悼词。

　　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题词：“黑茶山顶，延安河边。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10时，追悼公祭活动开始。主祭人朱德、刘少奇，陪祭人为林伯渠、贺龙、李鼎铭等。与会者全体脱帽肃立，礼炮连发24响，山鸣谷应。静默志哀时，哀乐声在肃穆的气氛中奏起，挽歌队唱着沉痛的挽歌，群众行列里，十班民间吹鼓手，用唢呐和铜号吹奏着沉痛的哀乐。林伯渠向与会者报告了空难烈士生平事迹后，朱德、张云逸以及工人运动代表朱宝庭、劳动英雄吴满有分别致词，遗属代表张越霞发言。

　　12时05分，灵柩缓缓移出灵堂。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亲自执绋，送灵下葬，将烈士的遗体安葬在延安城郊王家坪北侧、清凉山下的飞机场东北角。

重庆盐城同悼英灵

　　空难后，首先向大后方披露此事的是重庆《大公报》。该报11日在二版刊出王若飞等人下落不明的消息。13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中共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联合具名的《讣告》，正式向社会各界报告王若飞等遇难的消息。

　　4月19日上午9时，重庆各界追悼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黄齐生先生大会在重庆青年馆举行。青年馆门口的街道上，竖立着两块蒙着白布的牌坊，横书“陪都各界追悼王秦叶邓黄诸先生大会”，在街道两旁的墙壁上，张贴着无数的挽联和挽诗。大会由李公仆主持，张澜主祭，孙科、邵力子、吴铁城、褚辅成、孙钧儒、陈铭枢、王云五、周恩来陪祭。

　　孙科代表国民政府在其所致的悼词中说：“王若飞、秦邦宪两位先生到重庆来是为了促进和平团结。我们见解虽有不同，但和平民主的事业是共同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在这个共同事业尚未完成之前先离去了，这使我们悲痛，但同时也使我们觉得加重了负担，我们后死者必须完成这个工作，才能安慰先死者。”

　　在追悼会上周恩来再次失声痛哭，流着眼泪报告了遇难烈士的生平事迹。最后，由董必武致答词，感谢社会各界对烈士的悼念。

　　当叶挺将军不幸遇难的消息传到苏北盐城时，盐城军民十分悲痛，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举行追悼大会时，有人提出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之初，就盼望叶挺军长到职，但是由于叶军长在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军队无理扣押，后又被国民党当局长期关押，未能到盐城就职，现在不幸罹难，建议以叶军长的名字来命名盐城。这一提议受到普遍支持，并上报苏皖边区政府而获得批准，盐城便成为叶挺城。

高规格建烈士陵寝

　　为了缅怀“四八”罹难烈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位于延安七公里的李家洼为烈士建起了陵园。陵园背枕青山，松柏环绕，面对延河，庄严肃穆，宏伟壮观。

　　“四八”烈士陵园是中共最早的一座高规格的烈士陵寝地。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犯延安，对陵园进行了严重破坏。次年，延安光复，边区政府修复了陵园。1957年，中共中央决定重建“四八”烈士陵园，陵址选在王家坪，并将英年早逝，对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张浩、关向应和其他几位烈士的遗骸移入园内安葬。“文革”中，“四八”烈士陵园又遭劫难。1971年，烈士遗骨被迁往李家洼。

　　现在延安“四八”烈士陵园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烈士纪念地，每年清明和烈士祭日都有四面八方的人士来此吊唁。1996年，“四八”烈士殉难50周年之际，近百名烈士子女、亲属及延安时期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和延安各界数十万群众隆重集会悼念先烈。原国家主席杨尚昆敬献了花圈，全国政协副主席万国权、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安启元等参加了这次纪念活动。

蹊跷空难谜有解

　　关于那次空难的事发现场勘察情况，当时晋绥边区公安总局负责人顾逸之给中共中央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第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失事的，不是在空中坠毁的，因为飞机撞上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在撞山后才爆炸起火的。

　　第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来看，那天飞机飞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浓，驾驶人员很可能是在这种浓云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为了寻找地面目标，飞机降低飞行而撞山爆炸坠毁，如果飞机再飞高一点，也就不会撞上巨石了。

　　第三，从飞机出事现场的反复搜查结果来看，一直没有发现有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但对关系到飞机航行的主要部件，譬如对导航系统的仪表有没有进行技术检查而作出鉴定结论，顾逸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并未提及。

　　当然，顾逸之在报告中也提出了一些疑问：

　　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天气虽有阴雨但并不十分恶劣，而美方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老练的飞行员，据此推测，极有可能是国民党特务趁飞机在西安机场停留加油时，在仪表上做了手脚，导致导航系统失去了作用，以致电讯中断，仪表失灵，迷失航向，使得处于迷航状态下的飞机尽管飞到延安上空，却怎么也找不到着陆机场。

　　1951年6月，周恩来在接见叶挺将军的儿子叶正大时说：“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说是飞机遇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有人做了手脚，机场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叶将军被国民党关了五年，可他一出狱就给党中央写信要重新入党。蒋介石是很生气的，老蒋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时间很长，了解他的个性。他为排除异己，利用特务做手脚很容易的。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在机场迎接的人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飞机就飞向黑茶山了呢，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

　　其实，周恩来之说也仅仅是推测而已。

　　21世纪初年，一位名叫杜吉堂的行将就木的台湾老兵，终于良心发现，在一篇文章中忏悔了当年他作为中美合作所特工队长，在重庆参与了由军统方面组织策划的谋害叶挺将军的阴谋。

　　1946年4月7日凌晨，军统安插在空军系统、时任调度科科长的王平虎，得知叶挺将赴延安的信息，立即上报。随即有人电话通知杜吉堂：中共的叶挺将军准备乘美国运输机回延安，请立即执行刺杀任务。杜吉堂接受任务后便召集特工队其他负责人，密谋破坏中共这次飞行。有特工提议，破坏飞机上的仪表可使飞机迷航，让其自然坠落。遂被采纳。

　　8日晨8时，由王平虎事先做好安排，让特工杨耀武跟随检修员一道进入飞机检修场地，偷偷走到C-47运输机驾驶舱前，将一块磁铁安放在飞机仪表的背面，然后悄悄离开。

　　8时45分，飞机起飞，按预定时间在西安机场休息加油，然后飞往延安。离开西安时，天空已经下起了冰雹，机长同延安方面电台曾有联系，告知飞行途中情况后就关闭了电台。哪知片刻间，飞机为避开冰雹区，稍一转身，机身一偏，飞机仪表停止了工作。失去导航系统后，机长只能凭经验飞行了，不料，飞机在晋西北兴县东南80公里处，撞上了黑茶山，机毁人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