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昭近影
我出生在安徽舒城县的一个山村，小的时候家境贫寒，在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就把我寄养在外祖父家，两年后家中经济更是捉襟见肘，父亲便带着全家七口投奔了外祖父。外祖父名叫陈茂槐（又名陈荫三），在我们当地是个著名的老中医，在沟二口镇上开了一家药铺。也许是外祖父很疼爱他的独生女儿，对于我一家的到来没说二话，就收留了我们。我们全家在外祖父那里一直住了六七年，在这期间我和哥哥还被外祖父送到沟二口小学读书。1935年，我们离开外祖父家回到了乡下，在乡下我和哥哥是边上私塾边劳动。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十二三岁时，就帮着母亲为家里做事，每天家人所吃的米，都是我去舂的，家里那两个舂米的锤子，一个17斤半，一个18斤半，舂一窝米，要打800锤到1000锤。家里吃的水，也是我去井里挑回来，每天还要上山打柴，这也锻炼了我吃苦耐劳的性格。
堂兄夏冰流早在1929年就和共产党人有交往，1939年他去合肥参加了共产党，借国共合作的机会，在安徽省动员委员会合肥工作团当团长，积极引导发展进步青年加入共产党。在他的安排下，我哥哥夏缉树（后改名肖流）和家乡一批青年参加了新四军。由于国民党闹摩擦，夏冰流离开工作团到了新四军，在新四军七师财经委员会当科长。1941年6月，他写了一封信，托地下党员熊先野带给我，让我去参加新四军，并告诉我已安排人带我一起过去。
当时家乡还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大哥两年前去参加新四军后，乡公所的人还来过我家查“共匪”。晚上我赶到十多里路外的东汤池，向跟我关系最好的三舅父告别，三舅父说：“现在你家就是你岁数大一点（那年我16岁），你走了，谁帮你母亲做事啊？”我说：“这是一个机会，我无论如何也要去。”三舅父看我决心已定，不再说话。
离别母亲投奔新四军
第二天母亲一大早就起来了，一面炒饭给我吃，一面不停地擦眼泪。当时我手上还长了个毒疮，胳膊疼得抬不起来，用一根布带吊着，虽然是出远门，也没有什么行李。天刚蒙蒙亮，我把毛巾夹在胳肢窝下，出了门都不敢回头，怕看到与亲人那种别离的场面。一口气跑出去好远好远，回头看到母亲还站在家门口，看着我走的方向。
那时一起去新四军的还有曾玉大姐（原名陈德玉），熊先野负责护送我们。他在东汤池区公所做地下工作，可以开到区公所的证明，他开的通行证上写我们是兄妹三人，去庐江白石山走亲戚。我们徒步走了一整天，才到达白石山地下交通站。我们在那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夏冰流带了一个班的战士来接应，护送我们到严家桥新四军七师师部驻地。
在分配工作的时候，他们简单问了我几个问题，让我写几个字看看。我拿起毛笔，写了自己的姓名、籍贯。他们看我年纪小，就让我先去文工团工作，当时叫服务团。我的工作主要是写标语、化装演出活报剧，向群众宣传抗日的道理。我上台演出的第一个角色是演一个日本军官，由于年纪小、个子矮，腰间挎的日本军刀拖在地上，引起全场哄笑。演出结束以后，七师政委曾希圣特地到后台来看我，“小鬼长、小鬼短”地聊了好一阵子，给我很大的鼓励。
干上了机要工作
我在七师文工团工作了一年，团长先是汪克之，后来是欧阳琮，再后面就是叶诚。组织上先后三次来调我，一次是调我去当卫生员，还有一次调我去当报务员，叶诚都不肯放，第三次是调我去当机要员，这回叶诚同意了，他对我说：“小夏，机要工作非常重要，这是经过严格审查，党最信任的人才能去工作的地方，你去了一定要好好干。”
在1942年的6月，我从七师文工团调到七师机要科担任机要员，主要工作是翻译我们部队之间相互联络的电文密码和党中央的信息。机要工作是连接党中央、军部和七师的纽带。那个时候各个根据地之间都是被敌伪分割开的，很多联系都是通过电台，机要工作量很大。军师首长对机要工作相当重视，说机要工作就是党的生命，保守党的机密是原则，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出问题。每隔三五个月，我们就要更换一次密码，曾希圣是密码破译专家，我们每次换密码，他都要亲自审查。
那时搞机要的人不能随便与其他人接触，防止泄密，机要室多半都是在师首长办公室隔壁，有的时候住套间，首长住外间，机要室在里面，其他无关人员都不允许进机要室。我到机要科不久，第一次值班就出了岔子，那天曾希圣出去散步了，我一个人在机要室，政治部的金菊如进来找曾希圣，看他不在，就到里面跟我聊天，我以为政治部的领导都是大干部，有权利进机要室。曾希圣回来一看有人在机要室，非常光火，当时就把金菊如轰出去，还嚷嚷着要追查这是怎么回事。机要科的领导赶紧来解释：“小夏刚来，今天是第一次值班，没有经验，有些规矩他还不知道。”随后他们又反复给我强调，除了直接首长，其他任何人都不能进入机要室，这是革命斗争的需要，必须保守机密，要我以后作为铁的纪律来执行，一点都不能含糊。
我在机要科努力学习刻苦钻研，认真完成上级所交给的任务，成为科里的优秀机要员，1942年9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简单的入党仪式却让我终身难忘。入党仪式是在无为地区的严家桥严氏祠堂进行的，我填写了入党志愿书，在党旗下宣誓，自愿加入共产党，永不叛党！就把入党志愿书丢进炉灶烧掉了。我的入党介绍人是科里秘书李群和机要员杨刚。
那时候密电码都是由机要员装在公文皮包里随身带着，走到哪里背到哪里。有一次鬼子搞突袭，凌晨时分打到七师的驻地，情况紧急，我背着电码本，连大衣都没来得及穿好，披着就跑出门，跟着部队一起突围。鬼子的机枪子弹从身边嗖嗖地掠过，我紧紧抱住公文包，直到突出鬼子的包围圈，才发现我的大衣被打穿了三个弹孔。
1943年3月，皖江军区成立，七师师部兼皖江军区领导机关，部队改编为含和、沿江、皖南、巢湖四个支队和一个独立团。我也调到含和支队机要股工作。
在含和支队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上厕所，把公文包解下来挂在旁边，解完手后把公文包忘在厕所了。含和支队参谋长张铚秀上厕所发现了公文包，他不吭声先把公文包放起来，然后来机要室找我。看到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东翻西找，就故意问我在找什么。我还支支吾吾地不敢说，他说：“你把密码本给丢了吧？”然后教育了我半天，才把公文包还给我。这件事也让我深刻体会到干机要工作无论何时何地，一点都不能麻痹大意，否则就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频繁调动后回到七师
1943年7月粉碎了日伪军的反扫荡后，上级派我到华中局党校学习，不久又进入二师的抗大八分校学习，主要学习延安整风文件。在延安整风期间，曾一度出现“抢救失足者运动”的错误，1943年7月，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掀起了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大搞“逼、供、信”，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我所在的抗大八分校也掀起了抓右倾和坏分子运动，学校开始了过筛子的整风调查，我在这次运动中也受到了冲击。他们对我能写一手好的毛笔字表示了极大怀疑。我因为家里穷，只上了小学，他们怀疑按我的年纪应该上中学了，而当时中学生就要参加三青团。他们怀疑我的出身和参军的动机，采取“逼、供、信”的手段，强迫我承认是国民党特务。他们不准我休息，不准吃喝，别人为了避嫌疑也都离我远远的。我发着高烧躺在床上，连口水都喝不上，自己爬到外面最后晕倒在厕所旁边。是八分校后勤部马排长发现了，把我抱回宿舍喂了我口水喝（后来这个马排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中共中央及时纠正了这一错误。我们抗大八分校也对受到冤屈的人员进行赔礼道歉，在当时部队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八分校摆了两桌酒席，席间由二师政治部主任肖望东领导向我们这些受冤屈的同志道歉。
1944年7月我在抗大第八分校毕业的时候，学校特意对我们这些被冤屈的同志工作分配进行了调整，组织上派我到延安毛主席身边担任机要工作，负责翻译中央和新四军的往来电文密码。由于在抗大八分校“逼、供、信”的阴影太大，我拒绝了这次分配。由于不服从分配，所以我没有能回到原来的新四军七师，而是分配到新四军二师继续担任机要工作。二师师长罗炳辉，政委是谭震林。
主力北上后，淮南地区重新组建淮南新二师。1945年12月，淮南新二师又称淮南军区，周骏鸣任军区司令，肖望东任区党委书记兼政委。我和聂长江等人留在了新二师机要科，不久又到淮阴边区政府机要科工作，后又调入华中局司令部机要科。1946年的8月，我回到山东野战军第七师改行担任了宣教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