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狱，在生死考验中坚守
1941年8月，新四军六师十八旅五十四团留守苏南反扫荡，迫于严峻的“囚笼式”清乡，我和当地部分战士奉命回家乡隐蔽待命。后来，部队一名通信员叛变，我在家被捕。在唐南街地主家大院（日军宪兵驻地），共有几十个被捕的新四军战友。
提审中，日军宪兵见我个子小，多次对我打耳光、过肩摔，直摔得我鼻子出血、眼冒金星昏厥过去。我们被押解到支塘、苏州“慕家花园”，再次经受日军宪兵刑审后转到苏州第三监狱。在途中，我看到走不动的战友被宪兵拖出去活埋，有的被装进麻袋投入河中。在狱中，我见到五十四团二营教导员叶初晓等战友。苏州第三监狱又叫司前街监狱，建于1910年，1940年成为日伪关押抗日人员的地方。监狱环境十分恶劣，被关押人员只能吃到霉米、烂菜和豆渣，蚊子、臭虫、虱子、跳蚤猖獗，狱友自发地用臭虫、蚊子的血将抗日口号写在墙上。党组织（教导员叶初晓是成员）在狱中发起绝食斗争，监狱长才被逼承诺要改善伙食。
1942年1月，我和叶初晓等200余人在宪兵押运下，到达中国战区日本官兵总联络部拘禁所——南京第一监狱（老虎桥监狱）。1938年至1945年，这里收押了数千名中国抗日官兵。1942年10月，刑务所曾以治病为由选送战俘100人至中山门中央医院内支那防疫给水部——日军南京荣字第1644细菌部队，供他们进行惨无人道的人体试验。
苦役，在艰难中抗争
1942年3月，我被送到日本三菱铸铁公司芜湖劳务大队，地点在长江边的弋矶山北面小巷口。当时，长江口岸成为日军掠夺中国资源的中转站，货船与码头之间有一条十来米长的木跳板，日军强迫“劳工”用簸箕将铁矿砂挑到船上，从长江口出海运回日本国。
“劳务大队”驻地是用竹木草编搭建的简陋长条形住房。五六栋住房围成一个菱形，外围被铁丝网包围并拉上电网，一面对着长江，四周由日本宪兵看守。集中营有1000多个劳工，其中还有女劳工。我们被迫每天做十几个小时苦役，吃的是发霉带沙的稀饭，面临劳累、饥饿、疾病，几乎是九死一生。经常有病倒后的难友被拖出去就失踪了。未满18岁的我，虽然在刺刀和机枪下受尽折磨，但是我们没有忘记反抗，乘宪兵不注意，我们经常在跳板上用力抖动箩筐，将箩筐里三分之一的矿沙撒到江中。
越狱，重返抗日战场
1943年初，在丁宁同志（化名叫吴福海）组织下，我们三人（另一名是新四军战士杨志清）开始越狱行动。
丁宁被俘前在芜湖一带打游击，熟悉周边地形环境。3月的一天，我们三人在傍晚收工回集中营路上，利用风雨大雾的黄昏，悄悄与收工队伍拉开距离，迅速跳入路边芦苇荡杂草丛中，在水中浸泡到深夜后才离开集中营区域。我们翻山越岭不知走了多少天，喝山沟的水解渴，摘野果充饥，向农户乞讨。半个多月后，我们终于在马鞍山当涂县大干围找到游击队。
这是一个永远铭刻在心的难忘时刻，更巧的是，我们还遇到丁宁红军时期的战友——新四军六师十六旅四十六团政委丁麟章（后在天目山战役中牺牲）。他当时正在当涂县检查工作。历经两年生死磨难，回“家”的感受真是无法形容。第二天，丁政委派兵护送我们到十六旅旅部，旅部首长接见并招待了我们。丁宁被派往苏南学习，我分配到新四军十六旅四十八团特务连任副班长。在旅部，我见到了先前从集中营越狱的叶初晓教导员和旅部报务员王红。
我是被关押在日军苏州、南京监狱和芜湖集中营还健在的亲历者。集中营历史，已经被埋没了大半个世纪，至今没有正规的档案记载，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真实地记录这段历史，让中华民族的后人永远不要忘记那场悲壮惨烈的战争和日本法西斯暴行给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 （温健、温琳荔执笔）
（原载于《战争年代》2016年第1期，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