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上，粟裕3次蒙冤。粟裕于1958年被诬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经历多有见诸报端，但前两次蒙冤的经历则鲜为人知。
“反政治委员制度”
1933年，粟裕被任命为红七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时，军团政委萧劲光因抵制王明的错误路线被撤了职，中央派乐少华来担任政委。乐少华刚到七军团作报告时，恰巧粟裕从战场上回来。“军团长寻淮洲见我到了会场门口，就走出来同我打招呼，刚简单说了几句，乐少华就在会上拍桌子大骂：我在报告，哪个还在讲话？当时他还不认识我，竟对军团长如此态度，显然是要当众耍一个下马威。”粟裕后来回忆说。
在闽赣边界执行牵制任务时，一次，红七军团阻击向江西前进的第四师李默庵部，消灭了一部分敌军。“我从前线跑回来请示是否要继续追击。寻淮洲同志说：‘好，好，好！’乐少华同志没有作声，我以为他同意了，一转身就走了。他却突然跳起来大叫：‘站住！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回来回来！’我们只得停止追击。当晚，军委来电批评我们为何不继续追击，他才没说的了，但从此却把我作为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加以限制和监视。”
1934年11月，红七军团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合编成立红十军团。1935年1月，红十军团转移到浙江西部遂安县茶山村，关于部队如何摆脱困境，政委乐少华等人主张回赣东北休整。而粟裕提出分兵浙西南和赣东北的主张，他认为红十军团只有3000多人，和敌人相比力量悬殊，只能分散打游击。最终粟裕的意见被否决，且再次引起了乐少华的“厌烦”。茶山会议后，红十军团在安徽怀玉山失败，军团领导方志敏被俘，刘畴西阵亡，2000多主力覆没，仅粟裕、刘英率800多人的先头部队突围至闽浙赣根据地的崇山峻岭中。
“参与分裂省委活动”
1935年2月，以红十军团突围部队为基础，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正式成立，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有一次，粟裕带领大家一天一夜急行军90公里，连打7仗，才冲出包围圈。然而，就在这艰难险恶的浙南游击战争环境中，粟裕再次蒙冤。
1935年9月，挺进师已发展到近千人，根据地已在江山、龙泉、遂昌等5县之间建立起来，纵横百余公里。9月，敌人集中32个团六七万兵力，围攻根据地。19日，挺进师主力跳出包围圈，10月与闽东特委负责人叶飞等会师。不久，“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刘英为书记，粟裕任组织部长，叶飞任宣传部长兼共青团书记。临时省委成立后，刘、叶两人产生矛盾。1936年2月，粟裕写信给闽北特委书记黄道，请黄协调。刘英得知后甚为不满。秋天，又发生了挺进师诱捕闽东特委书记、挺进师政委叶飞的“南阳事件”。当时，粟裕正活动于位于闽浙边境的庆元县内，刘英以省委名义送来一封信，要粟裕趁与叶飞见面的机会，把叶飞押送省委。后在押送途中，遇到敌人伏击，叶飞乘机脱险。
随后，刘英召开临时省委扩大会议，会议足足开了半个月，对叶飞等人缺席批判，说粟裕参与了“叶飞、黄道分裂省委的活动”，放跑了叶飞等，接着，在组织上又给了粟裕留党察看的处分，撤销了他的职务，降为省委办事处主任。从浙南革命斗争的全局出发，粟裕违心地作了“申明”，这场党内斗争才算结束。
但粟裕并没有怨恨刘英，他说，当时我们都还很年轻，又失去了和上级的联络，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和问题的处理上，留下不成熟的痕迹。1942年，刘英因叛徒出卖在温州就义后，粟裕派人几经周折，将刘英的爱人和孩子接到了苏中根据地。
（原载《扬子晚报》7月13日，本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