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左政”这个名字，纯属偶然。在2012年一次采访新四军女战士梅福林老人时，梅老说自己只是一个文艺兵，建议我去拜访安徽省离退休女干部联谊会的会长、老大姐左政，说左政革命经历十分丰富，很值得一写。梅大姐还亲自带笔者造访左政。

    坐在手推车上的左政双目已经失明，听力也有严重障碍，岁月沧桑尽显于老人布满皱纹的面庞。采访中老人突然表示：她要唱一支军歌。随即，老人放开歌喉，一边歌唱一边挥动着双手，脸颊有了血色，神情也显得饱满起来。目睹眼前这一幕，我不觉为之动容，在脑海中，仿佛又看到了一位新四军女战士的飒爽英姿……

    浙中名城金华，依山傍水，风景秀丽。1917年7月31日，左政诞生于金华石楠塘村，原名徐秉渊。左政的父亲徐秀卿是晚清秀才，为人敦实，一生行医，家境殷实。徐家是一个大家庭，左政兄弟姐妹9人，她排行最末。

    左政7岁起就在家乡小学开蒙读书，14岁考入杭州省立女子初级中学。左政的青少年时期，正值民族危亡之秋，内有军阀混战，外有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山河破碎。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日军肆意吞并祖国东北神圣领土，杭州各校学生旋即举行示威游行。左政和爱国学生一道，勇敢地走上街头，抵制日货、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募集资金救助难民。1935年左政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读高中，她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向当局请愿呼吁抗日。

    1937年暑假，左政回到家乡金华，适值“七·七”事变爆发，当地与上海的交通断绝，左政只得在省立金华中学借读。在此期间，左政参加了抗日救亡宣传队，爱国青年们走上街头、深入村镇，用演讲、话剧、歌唱等形式进行宣传，唤起民众抗日激情。1938年，左政高中毕业，进入上海大同大学学习期间，深受同班同学、地下党员张佩玉的影响，接受进步的革命思想，并参加了地下党组织。

    那时上海为沦陷区，斗争环境十分险恶。中共地下党组织给左政指派的任务是做学生工作，左政和同学们筹划出版一份进步刊物。为取得刊物合法性，党组织指派左政与学校交涉，最终得到同意后内容并没有交校方审查。刊物出版后，学校当局感到震惊，连忙找左政谈话，并给予警告处分。组织上认为左政已被敌人怀疑，决定让左政趁暑假来临之际，离开上海前往新四军淮北根据地。

    1942年秋，左政等100余名上海各大学的师生，带着抗日救国、追寻光明的理想，分批通过敌人重重封锁线和关卡，陆续抵达淮北抗日根据地。在撤离过程中，左政担负了部分组织动员工作和交通联络工作。

    进入根据地后，左政参与了江淮大学的筹建工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各类学校纷纷停办，或被迫进行奴化教育，学生面临失学、失业，爱国知识分子处于彷徨之中。中共中央华中局、江苏省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到根据地、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决定在在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创办一所综合性大学——江淮大学，校址定在淮北根据地洪泽湖畔的仁和集。

    1943年10月5日，江淮大学在仁和集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陈毅、张云逸、彭雪枫、刘瑞龙等党政军领导同志亲自参加。不久，江淮大学成立了学生党支部，支部委员会由沈曾华、侯忠澍、左政等五位同志组成，左政任组织委员，支部的组织领导直属华中局，具体工作委托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党组织领导，时任抗大四分校的政治部主任邱一涵同志直接负责。

    邱一涵是原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著名革命烈士袁国平同志的夫人，皖南事变前夕才离开皖南来到江北。邱一涵工作严谨负责，很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她告诉左政等支部同志们说，江淮大学有许多知名教授，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多来自大城市，家庭条件不同，政治觉悟层次不同，因此，江大支部同志应根据不同对象，采取不同方法做好团结和思想工作。邱一涵耐心细致的指导，对左政帮助很大。作为组织委员，左政经常到邱一涵那里汇报工作情况。汇报完毕，热情的邱一涵总会留左政住宿。左政离开上海后，与家人断绝了联系，有时难免想家。每次住宿，邱一涵与左政睡一张床，两人无话不谈，邱一涵像大姐一样与她交流工作经验，谈学习，谈长征，谈延安……每次离开时，邱一涵总要送给左政一些自己省下的肥皂、布鞋之类的日常用品，亲密无间的谈话与关怀，使左政感到无比温馨。

    1944年春，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战场连战告捷，抗日民主根据地不断发展扩大，急需补充大批军政干部，江淮大学全体同学由军部及地方党委统一安排工作。淮北区党委把江大同学组成许多工作组，分派往各地基层工作，沈曾华、左政各率一个分队到两个区，参加农村调查和减租减息运动。一年后，左政调回到淮北区党委，到区党委直属机关党总支任组织委员兼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时任区党委书记邓子恢、副书记刘瑞龙等领导同志，对党支部的工作给予积极支持，支部组织生活中，首长和警卫员、一般工作人员编入同一个党小组，积极开展政治学习、进行思想交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

    1946年6月，国共和谈破裂，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下令向解放区全面进攻。11月，淮北党政机关随主力部队撤往运东地区，同时决定妇幼病残人员北撤。此时的左政正值产后，随机关行动不便，只得带着孩子向山东撤离。行军路上充满危险，连绵的阴雨使道路泥泞难行，左政一班人晓行夜宿，艰难前行，夜晚在老乡家的草堆、灶房借宿，稍有情况就立即动身夜行。到达胶东后，左政起初在临时组建的华中干校工作，不久又继续向东北撤离。

    左政等一批人的撤离路线是从威海经海路前往大连。行程依旧伴随着莫测凶险，左政等人所乘的海船，几次被敌舰和风浪阻回。第三次渡海，竟在一个荒岛边搁浅，左政和同志们在岛上一个残破废弃的旧监狱里住了多日，然后又返回山东。此时，威海已沦入敌手，北撤人员辗转来到胶东里岛附近隐蔽，党组织再次联系上一艘轮船，护送大家向东北突围。航渡过程中，风急浪高，险象环生，最终抵达安东（今辽宁丹东）。

    1947年冬，左政被党组织派往安东军区后勤部政治处任宣传股长。在此期间，左政先是参加了政治部开展的“三查三整”运动，之后被派往一家兵工厂搞蹲点。左政所在的工作组对职工积极开展形势政策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使职工不断提高觉悟，生产效率迅速提高，工厂面貌焕然一新。

    1948年春夏之际，随着我军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北撤的同志开始陆续返回。左政先到山东任职，几个月后再次回到淮北，先后被分配至华中二地委、区党委工作。此时，党的工作中心已由农村转向城市，左政参加了城市工作调研组，在淮南大通煤矿、田家庵电厂等处进行发动群众、建立工会及党团组织等项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左政曾在滁州、芜湖、合肥等地工作，先后担任市妇联主任、工交部干部处长、省委组织部干部处长、省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兼副主席、省人大常委等职。1982年12月离职休养后，左政受聘担任省女职工委员会名誉主席、省老干部联谊会名誉主席、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等。

    长期以来，无论从事什么工作，左政总是认真负责，兢兢业业，对群众满怀热忱，赢得了干部群众的信任与尊重。

    回顾峥嵘岁月，左政最怀念的依旧是江淮大学的时光，她忘不了邱一涵大姐的关怀，忘不了江淮大学的师生，更忘不了江淮大地上的革命群众。1994年10月，轻风送爽，因受邀参加为张爱萍将军题写的“江淮大学旧址”纪念碑揭碑仪式，左政又一次来到洪泽湖畔的仁和集，几十位当年的江大老校友汇合相聚，看着碧波荡漾的湖水，望着熟悉而亲切的一张张笑脸，大家齐声高唱当年的新四军歌曲《在洪泽湖上》，大家唱着、唱着，泪水湿润了这些华发早生的老人们的眼眶。那一幕，是左政感到人生最为幸福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