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
两次秘密离桂与九个月漫漫长路
抗战爆发后，作为《大公报》著名记者的范长江奔走于热血战场，发表大量战地通讯，为《大公报》赢得了声誉。然而，却因一篇政论文章改变了范长江与《大公报》的关系。此文即《抗战中的党派关系》。它与《大公报》总经理张季鸾的理念大相径庭。裂隙由此产生并不可愈合。范长江以一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姿态，放弃了报馆让其统领战区记者随蒋介石大本营，并配有专车、电台的优惠条件，毅然选择离开。这是一次重要抉择，他摆脱了羁绊，挥洒出一个正直记者的道义与人格的力量。
范长江一直有个心愿，即成立一家“没有资本家”的新闻通讯社。这便是“国际新闻通讯社”的缘起。1938年10月，范长江以社长身份与同仁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新闻阵地，并与国民党国际宣传处签定供稿协议。这是一个特别的团队，拥有专职和兼职记者200左右，遍及内地、港澳台以及南洋等地。国新社的意义在于打破国民党中央社一统天下的局面，同时免除进步新闻工作者的后顾之忧，“支持他们不为五斗米折腰，一旦失业，合作社性质的国新社就是退路。”所以社友们都称国新社为“我们的家”。范长江将记者安排到前线战区采访报道。可以说，战时媒体的大量稿件都来自于国新社。范长江的视野由此更加开阔。他访问延安，采访八路军，与共产党人周恩来、董必武、胡愈之成为朋友。后来在周恩来的介绍下成为中共秘密党员。
1939年底的一天，国新社派往皖北采访的记者李洪，因报道新四军抗战而遭到桂系李品仙部队活埋。范长江闻讯悲愤地大喊：宣传抗日，何罪之有？从此，范长江对新四军抗战有着更多关注。
1941年，因皖南事变的爆发，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团结抗战的“政治曲线”瞬间降到“零点”。时在广西桂林的范长江成为国民党重点迫害对象。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根据周恩来指示，通知范长江立刻转移。4月，国民党中宣部下令同时关闭“青记”和国新社。
秘密撤退到香港的范长江遂与邹韬奋、夏衍、金仲华、乔冠华等创办了中共在香港的第一份报纸《华商报》，并依托香港的特殊地缘优势，进行抗战宣传。及至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失守。范长江又与驻港进步文化人紧急大撤退。其中除柳亚子、邹韬奋抵广东外，范长江与茅盾、田汉、夏衍、洪深等均到达桂林。国民党当局对众多进步文化人云集桂林颇多顾忌，要求全部移至重庆，经过“思想考察”后“再酌任用”。
范长江此时已有清晰目标，即往新四军苏北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战新闻工作。他在香港已对苏北抗战文化事业的发展颇多了解，心有所属。而此时的苏北文化界亦十分关心大后方的这位同仁。早在范长江与沈谱燕尔新婚时，在苏北的《江淮日报》就曾报道过范长江婚讯，以及其岳父沈钧儒先生的贺勉诗。其中“行俟胜利日，再饮合欢杯”成为佳话。青记会遭查封后，《江淮日报》载文抗议，高度肯定青记会为国家为民族服务的赤诚以及功绩。苏北文化协会也发表《告国人书》，“愿作后方进步人士的后盾，热烈欢迎青记总会从不要文化的地方移到急迫需要文化的地方—新苏北来”，“长江先生等之事业，在此当有更坚强之保证”。
一面是摧残，一面是欢迎。泾渭分明，不难抉择。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得知范长江的想法后，特派张友渔秘密抵桂转告党组织同意他的选择，要求范长江立即启程。
又是一次秘密离桂。在一个风雨之夜，范长江乔装潜行，经湖南、湖北，然后由长江水路抵沪，最后辗转至苏北盐阜区。由于途中困难重重，这一走竟历时九个月。可谓长路漫漫。此行，范长江夫人沈谱曾如此记述：
“组织上决定让长江到新四军里去。我要同他一起走，他就走不成。因为，我们住的公寓主人同特务有关系。于是我就留下来，掩护他走，什么东西都不动。那天正好下大雨，他拿了很简单的行李，到一个小站上了火车。我送他回来，有人问我，他到哪里去了?我说，他到阳朔看山水去了，雨中的漓江景色是很迷人的。长江从此不回来，所以有人甚至对我说‘你被长江遗弃了’。我心中当然有数，也只好装出愁眉苦脸的样子。”
正是沈谱的“被遗弃”，掩护着范长江一路前行。他的前方虽没有漓江景致，却有着根据地一片云霞灿烂与朗朗晴空。
采访台儿庄时，范长江（右一）与关麟征军长（右二）等合影
连续两个电文传布苏北观感
停翅港，苏北阜宁县的一个村庄。地名很美，给人以无限的遐想。1941年7月，盐城反扫荡后，新四军军部即转移到这里。仿佛契合了某种昭示，新四军犹如翱翔展翅的大鹏，暂栖此地，抖落一路征尘，以待来日冲天一搏。
1942年8月底的一天，范长江抵达停翅港，见到了代军长陈毅。陈毅对范长江说：“早就接到南方局电报，知道你要来，真实盼望已久啊！”
陈毅的热情，根据地全新的环境，以及意外见到钱俊瑞、扬帆、黄源、胡考、王阑西等文化界同仁，让范长江倍感兴奋，心情怡然。数日后，军部举行欢迎范长江文艺晚会。部队干部战士与地方群众成群结队来到军部，既是欣赏文艺晚会，也是为了一睹范长江这位大记者的风采。陈毅率先讲话，介绍了范长江的记者生涯，高度肯定其为具有正义感的新闻战士，对他艰苦跋涉来到根据地表示热烈欢迎。在热情浓烈气氛的感染下，范长江激动地致答谢词。他称终于来到了这向往已久的地方，感受到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气氛，同时也为能直接投身火热的抗日文化生活而兴奋。继之，军鲁迅艺术工作团的文艺演出将气氛推向高潮。
范长江抵达根据地，新闻媒体亦闻风而动。华中局、军部机关报《新华报》与盐阜区党委机关报《盐阜报》，联袂在毗邻停翅港的陈集镇举行“报人座谈会”，欢迎范长江先生。这次会议让范长江充分感受到了同仁的热情，而更让范长江兴奋不已的是报人们的一项提议，即成立“中国青年记者总会华中办事处筹备会”和“盐阜区青年记者分会”。自己多年为之奋斗的事业，在抗日根据地得以延伸发展，范长江自然是责无旁贷，热情推动。
1942年9月底，苏北秋高气爽，天空宁静而悠远，大地上果实累累，展现出苏北秋色所特有的魅力。范长江充满热情地参与根据地的各项活动。27日，在范长江与新闻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青年记者总会华中办事处筹备会”和“盐阜区青年记者分会”同时宣布成立。月底，盐阜区青年救国总会成立。范长江应邀到会发表祝词。他说：“苏北的朋友们，你们是幸福的。全国有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在暗无天日的世界里，他们向往根据地，幻想着当家做主人的生活，盼望着、梦想着天上掉下救世主，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解救出来!你们要珍惜这里的一切。努力、再努力地工作，不辜负劳苦大众的希望，为解放全人类而不息奋斗!”范长江从国统区而来，可谓有感而发。
10月中旬，在苏北根据地民主政治中具有特别意义的盐阜区第一届参议会，在阜宁县岔头庄隆重召开。范长江作为新闻界代表被选为参议员并出席会议。范长江一贯追求民主政治。会上，一些参议员特别是地主士绅代表，对民主政府纷纷提出善意批评和建设性意见。新四军代表陈毅和当选参议长的三师师长黄克诚躬亲聆听。范长江兴致盎然，全身心地捕捉每一个信息，以敏锐的目光悉心研究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治。
为了及时地对外宣传新四军与根据地建设的真相，范长江向军部建议，设立对外宣传的新闻发报电台。此后范长江即以此电台向延安新华社发出首电，介绍新四军与敌后根据地情况：
“华中敌后抗战形势，向因敌伪封锁致真相难明。而事实上，敌伪在华中统治之基础，因我抗战势力之发展，日见动摇……完全在陈部（陈毅所部）保护下，不受敌伪蹂躏之同胞有千万余人，地区有百余县……该部地区内，遵照国府各级参政会组织规定并进一步使之成为真正的民意机关，选举各级政府实行民主，以团结全民，坚持敌后艰苦斗争。各阶级关系，在民主的原则下，日益融洽。各党派人士及地方绅士现皆积极参加政治，共同支持抗战……先在各方来此抗日民主根据地之男女青年，络绎于途。梁启超之六女公子亦在苏北作地方民运工作。上海圣约翰、沪江等贵族大学学生，现在敌后根据地任区乡级干部，与苏北人民共同生活着，比比皆是。人心所趋，使敌伪者亦有不少发出难于清剿之叹者。”
这是一份很长的电文，范长江从多角度将其对根据地的感性认知对外传布。
隔日，意犹未尽的范长江又发出第二个电文：
“抗日民主根据地之建设与发展，在国际舆论中及在华侨心目中，在中国政治生活上已被视为有决定性的力量……上海、南京、武汉三大城市，皆在新四军威胁之中。华中群众对新四军感情甚好，多呼为‘四老板’、‘四老爷’、‘四爹’等。记者本估计苏北根据地甚小，物质生活必极度很难，而环境亦异常险恶，今日一切均出意外。亦足证革命势力与人民结合之后，有不可思议的伟大创造也。”
延安新华社立即将范长江的两电向全国做了播发。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以“名记者范长江报道苏北根据地观感”为题，刊布以上两电文。令范长江意外的是，毛泽东看到了《解放日报》刊登的范长江苏北观感后，在致电陈毅的电报中特别提到了范长江的两则电文“很好”，并请陈毅转告他对范长江的慰问。
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接见范长江
重操旧业，同时担任两个“社长”
新四军与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始终是范长江所关注的重点。一天，范长江与陈毅聊起这一话题，并向陈毅建议在苏北设立新华社华中分社。陈毅说：“这好啊，你来以后条件也成熟了。我看这个社长就由你来当。现在就着手筹办，有需要我协调的事就来找我。”
陈毅豪爽的性格与全力支持令范长江十分开心。两个月时间，新华社华中分社即在阜宁成立。分社与当时华中局、军部机关报《新华报》同属一个机构。范长江分别担任分社社长和报社社长。此后，华中分社开始正常向延安新华总社发稿，报道新四军及华中根据地的抗日斗争消息。
电台是当时通讯有效畅通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军政治部的直接关怀下，范长江从部队抽调了五六名素质较好的报务员到分社。报务台的同志不但收听延安电台的电波讯号，同时直接抄收塔斯社、同盟社等外国通讯社的电讯。这样，国际、国内许多有价值的消息通过他们编印的《无线电讯》及时送达华中局和军部首长。
继之，范长江又对分社、报社内部体制进行改革，使之更加正规化。他将一些业务骨干派往新四军各师，在各师建立新华社的分支机构。先后建有淮北支社、苏南支社、苏中分社、淮南分社、苏北分社、浙东分社等形成一个庞大的通讯网络。正是通过这些网络和电波，新四军坚持敌后艰苦抗战的真实情况被传播到海内外。新四军也因此得到广泛地赞誉和支持。据资料统计，在范长江的领导下的华中分社发稿量和采用率常居新华社各地分社首位。
1942年冬，正是苏、德鏖战的关键时刻。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到底胜败如何，可谓举世瞩目。一天深夜，凛冽的寒风砭人肌骨。在华中分社电讯室，当晚值班人员突然发现一条电文不停地重复着，值班员赶紧紧张地翻译起来。电文译出，竟是一条前所未有的、令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都欢欣鼓舞的好消息：苏军在莫斯科附近打败德军，毙俘德军三万。当晚值班的报务员叫赵元龙。他以后曾如此回忆：“‘三万’是我所抄收的战斗电讯从未出现过的数字，我仔细地校对了好几遍，证明无误，放下耳机，唤醒通讯员急送长江同志。”范长江收到电文后立即来到译电室对赵元龙说：“快，快核实一下，消息准确不准确？”当得知准确无误时，范长江高兴得像个孩子：“好样的，好样的，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正义者!”他奔出门外，跨上一匹白马，顶着刺骨的寒风，连夜向军部驻地急驰而去。很快，这则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喜讯被迅速传开。抗日军民奔走相告，扬眉吐气。
广泛交朋友，落住“文化村”
由于长期从事记者职业，常与人打交道，培养了范长江喜欢交朋友的性格。军长陈毅、华中局宣传部部长彭康、文委书记钱俊瑞是他的朋友，先后抵达根据地的阿英等一批文化人是他的朋友，而当地的士绅名流也成为范长江的朋友。在范长江眼中，只要是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出力的都可视为朋友。
苏北当时有杨芷江、庞友兰、宋泽夫、计雨亭等一批士绅参议员，他们热心根据地建设，支持抗战。范长江常与他们接触交流，纵谈国际国内形势，切磋诗文，引为知己。范长江是全国著名记者，知识广博，见解精辟，但为人谦和，故深得大家信任和推崇。阜宁地方报人何冰生，结识范长江后深为折服，欣然写诗一首以赞，其中有句云：“天界英才大任归，提高民主笔传宣。蜀西当局谁知己？苏北主人独重贤。”，“海内争呼名记者，传家已任衍贻谋。发聋振聩言殊切，救弊补偏意不犹”。
当时云集阜宁的文化人较多，在陈毅的倡议下，择停翅港南侧的卖饭曹村建立“文化村”。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创意。文人相聚，挥毫染墨，赋诗唱和，棋琴书画，展示了敌后根据地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范长江此后即落住“文化村”。与其相伴的还有阿英、贺绿汀、扬帆、胡考、孙冶芳等十多人。住附近为邻者还有王阑西、吴蔷、沈其震、骆耕漠、孙克定等。抗战文化的使命和责任将他们凝聚到一起，形成一种热烈的文化氛围。陈毅希望能通过文人云集的优势，出版专门杂志，反映新四军和根据地火热的斗争生活。为此，组织了一个文化杂志编委会，范长江与阿英、贺绿汀等七人列委员，负责筹备出版刊物事宜。
这是一个宽松、愉快、热烈的氛围，这是一个文化气息浓烈的氛围。置身其间，范长江心情愉悦，才思敏捷，他以饱蘸激情的笔触，不停地写通讯、见闻，笔底流淌着他对新四军、对根据地一片真挚的情感。
“文化村”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缺少图书，无法解决阅读和资料的需求。为此，范长江曾建议设一图书馆，以解决“书荒”问题。他从上海到苏北途经苏中根据地时，了解到抗战初期镇江沦陷，镇江图书馆的藏书被馆长柳贻徵先生隐藏起来，以后又转移到兴化农村。范长江向陈毅建议，设法寻找到这批书并转运“文化村”，以便很好保管，避免珍籍善本落入敌伪手中。陈毅闻知此事后亦十分兴奋，他建议先致电兴化县政府询问情况，如柳先生在兴化，最好一并请来苏北。后来由于军事形势的变化，这批书未及启运，由苏中新四军部队看管。范长江后来专门搞了一份藏书目录。文化人相互传抄，引以为快。
1942年底，风云突变。日军为了挽救颓势，集中兵力对抗日根据地实施战略大扫荡。苏北亦是日军扫荡的重点区域。新四军军部决定解散“文化村”，文化人分散安排，或到部队，或就地隐蔽，或转移上海等地。根据军部指示，《新华报》停刊，华中分社人员也进行精简。范长江在几个星期内即做好人员安排等相关善后工作。军部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和精简，并离开阜宁转移淮南根据地。范长江带领只有七名报务员的华中分社随军部前往，从此告别盐阜区。范长江在盐阜区虽然时间较短，但却热心投身于苏北新文化运动。他曾说过：“一个记者，如果能为一个伟大的理想工作，那是很值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可以说，在盐阜区短暂的日子，是范长江一生为伟大理想而工作的一个缩影。
范长江故居纪念馆内珍藏的毛泽东给范长江的亲笔信
在另一条战线上释放出新的能量
黄花塘地处淮南抗日根据地盱眙县。是新四军二师罗炳辉的防地，也是军部离开苏北后新的所在地。随军部抵达淮南的范长江，除了负责新华社华中分社的工作外，又有了新的工作重心。当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抗日根据地普遍传达，抗日的文艺运动也顺势在根据地广泛开展，形成高潮。范长江根据华中局和军部安排，将大量精力放到了领导根据地新文艺运动上。
1943年秋，“淮南津浦路东第一届民间艺人代表大会”召开，隶属新四军二师政治部的淮南大众剧团全体成员和各地民间艺人代表共100多人参加。新四军军部文工团和一师文工团也派代表参加。范长江受淮南区党委委托到会作报告。第一次与这么多的文艺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直接接触，范长江特别高兴。他详细解读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要求代表们结合根据地的斗争实践和各个时期党的宣传任务，创作新作品。在创作上要深入生活，向民间艺人学习，走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创作是需要素材的，范长江特别介绍了当年采访“西安事变”的有关情况。他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作素材，并讲述很多情节故事。与会代表听得津津有味。正是在范长江的启发下，淮南大众剧团创作出现代淮剧《西安事变》。范长江非常欣赏大众剧团的高效率，热情地帮助他们修改剧本。因缘于此，范长江对大众剧团有着一种特别的情愫。
1944年10月，新四军二师在路东抗日根据地的天长境内召开群英大会，军部首长悉数参加。白天检阅民兵大比武，晚上则由大众剧团和淮南各地方剧团汇报演出，号称“百团大会演”。其时，戏台林立，灯火通明，各唱“对台戏”，哪个剧团演得好，这个戏台下的人就多，可谓盛况空前。范长江自然被这样的景况所吸引，他拥在人群中，成为一名普通观众。突然，范长江的脚步停伫在一出地方戏曲《生产互助》的戏台前，并被剧情深深吸引。他迫不及待地到后台询问编剧是谁？编剧被引到范长江面前，经介绍知道他是天长县杨村乡高塘村的普通农民，名叫缪文渭，演出剧团也是刚成立不久的民兵剧团。范长江闻此充满浓厚的兴趣，便自我介绍：“我叫范长江，想跟你详细谈谈这个戏，明天有人来请你……”次日，县委宣传部长带缪文渭去见范长江。范长江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详细询问了他的一些情况。范长江高度肯定他创作了一个好剧本，但也提了修改意见。范长江鼓励缪文渭好好修改，并提出将这部戏推荐到军部演出。果然此剧被调到军部住地黄花塘连演数场。范长江是每场必看，还专门将缪文渭安排到军部住下修改剧本。当时，陈毅、饶漱石、赖传珠及谭震林等军、师首长均看过此剧。范长江还专门写有《〈生产互助〉及其作者缪文渭》的文章介绍此剧及作者。范长江曾说过：“大众剧团代表大众文艺方向，缪文渭代表大众文艺的创作道路。”范长江对缪文渭的扶持帮助令其感触颇深。以后成为农民作家的他每每提及此事，总是动情地说：“我能有今天的成绩，完全得益于我的益友良师范长江同志。”而范长江直接关注的大众剧团，则被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钱俊瑞赞为新四军中的“状元剧团”。
作为儒将的陈毅与范长江交往甚多，彼此相互欣赏。1945年的一天，范长江随陈毅往天长县考察工作，途中他突然激动地连说：“有了，有了，阎锡山的对子我对出来了。”看着陈毅一头雾水，范长江便道来原委。原来，当年阎锡山到无锡，登锡山游览。仿佛突然有所触动，阎锡山竟摇头晃脑地说出一个上联：“阎锡山过无锡，登锡山，锡山无锡。”说出此句后，阎锡山十分得意，征集下联竟无人以对。以后因阎锡山登报求对，而为范长江所记。范长江随即脱口说道：“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长江天长。”陈毅闻之，拍掌击节，低吟两遍，连声叫好，并称：“范长江，果然才子也。”
1945年，范长江任社长的新华社华中分社升格为华中总分社，下辖华中战略区的七个分社。年底，中共华中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中版）创刊，范长江任社长兼总编辑。范长江以战略眼光积极开始培训新闻干部，于1946年2月在江苏淮阴创建华中新闻专科学校，并担任校长。在中国共产党新闻史上，它是第一所正规、专门的新闻学校。范长江有首创之功。之后，范长江还积极推动成立华中新闻工作者协会，促进了华中解放区新闻工作者的交流和新闻工作的开展。
1946年6月，在内战即将爆发的新形势下，范长江奉命离开新四军前往南京。他有了一个前所未有而极富挑战性的新职务，即中共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地点在南京梅园新村17号。这是周恩来点将的结果。从此，范长江用他的智慧、敏锐和胆识战斗在一条特殊战线上。范长江雄辩出色的口才、沉着冷静的性格、有礼有节的风格以及快速准确的应对，成为解放战争初期，中共对国民党新闻战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