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以后，国民党几十万大军云集鄂中，造成鄂中地区严重的兵祸匪患。
1939年，中共鄂豫边区委书记陈少敏和区党委其他同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针对驻扎在鄂豫地区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和地方游击队的不同情况，采取了“支持抗战派，争取中间派，打击顽固派”的方针。对汪伪军、国民党顽军和地方实力派，展开了全方位的统战工作。陈少敏以其严谨思维、周密细腻、聪明睿智、旺盛精力，为此耗费大量心血，取得明显成效，对国民党军戴焕章部尤为突出。
1939年时的陈少敏，时任中共鄂中区委书记兼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政委
调动戴部妙计接送挺支团长
1940年，鄂豫边区党委与国民党右路游击纵队第一支队戴焕章部所结成的统战关系，正处于巩固发展阶段。是年秋的一天，陈少敏正在鄂豫边区党委机关所在地—京山县小花岭一所房子里办公，她所要找的边区社会部朱明达同志推门进来。陈少敏一见便说：“明达，来，有个事和你研究一下。”朱明达一听，赶紧说道：“研究个什么，大姐只管布置就行了！”“不行！我得听听你的意见。”接着，陈少敏问道：“你家在襄阳哪里？离河南省有多远？”
朱明达回答说：“我家住在襄阳朱家集，距河南只有一二里地。”陈少敏这才说出原委：“开辟边区的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第一团前团长张文津同志，最近从延安回来，因他是负责干部，大洪山的一些反动派都熟悉他，路上很危险，所以必须找戴焕章配合，设法把他接到边区来。”朱明达略思片刻，站起来像宣誓似地说道：“大姐，我保证完成任务！”陈少敏高兴地笑道：“好样的！不过我们要再仔细地研究一下行动方案。”
按照预定方案，正月十五的晚上，朱明达在戴焕章的秘密掩护下，回到襄阳双沟朱家集。正好张文津和妻子洪学敏及不满周岁的孩子，在河南省委交通员王亚清的护送下，也按期到达朱家集。
第二天，经过一番精心的安排，洪学敏扮作川军官太太，坐着一乘“滑竿”向东而行。随行的老周挑着一担挂面，装着岳丈伴送。朱明达和张文津分别向戴焕章借了两杆驳壳枪，便同戴焕章派的两个便衣武装一道，随轿护送。他们绕道向西南方向，巧妙地闯过水陆和山区的敌伪顽匪封锁线，朝小花岭行进。几经周折、多番磨难，在半月之后，终于安全地回到了小花岭。陈少敏见到他们，非常高兴。她一边握手，一边问长问短，尤其是对张文津关怀备至。
几天以后，戴焕章派的两个武装便衣便要回去复命，朱明达便向张文津要驳壳枪，以便让那两个便衣穿军装带回去。当时，手枪是很宝贵的，何况张文津刚到敌后，手中无枪。尽管朱明达一再向他索取，他就是不给。没有办法，朱明达只好把这件事向陈少敏作了汇报。陈少敏听后，马上找到张文津，严厉批评道：“搞抗战，要讲信用。人家把你送过了重重封锁线，感激都来不及，还怎能不讲信用呢？”张文津听了陈少敏的批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赶紧把枪交了出来。在场的同志，对陈少敏执行党的统战政策的严肃认真态度，和张文津接受批评的诚恳虚心，都留下深刻印象，同时也受到了一次生动的组织纪律观念的教育。
赠粮予戴换得真心支持
1941年3月，日军对豫鄂地区实行经济封锁，戴焕章的部队没有粮食和食盐，造成人心涣散，军队混乱。戴焕章毫无办法，只好派人到鄂豫边区党委机关，向新四军陈少敏求援。陈少敏得知这一情况后，指定随枣地委书记余益庵负责这项工作，责成随南县政府具体筹办。结果在很短的时间里，便筹集了一批粮食和食盐，集中在随南曹王庙，然后通知戴焕章部派人运走。
戴焕章派了一个排的人，以“剿匪”为名，来到指定地点领取。不料戴部派来的人，嫌粮食较少，竟然又抢了曹王庙、古城畈一带老百姓的粮食。他们的抢劫行为，激起了随南军民的义愤。古城区中队派出几十条枪，追上他们，一下活捉20余人，追回了大部分粮盐、衣物，并将活捉的人员关押在区署，请示随枣地委处理。
随枣地委得知这件事后，赶紧向陈少敏汇报。陈少敏亲自来到关押地点，向干部战士们反复讲解、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随后放出被押人员，并设宴款待有关头目，还派部队护送扣押人员和粮盐到戴部解释、道歉。戴焕章得知这件事的详情后，深为陈少敏的行为所感动，他一方面下令奉还抢来的衣物粮食；同时派人给边区送来了15箱子弹和木耳，以示负荆请罪。
礼供戴、频受宠
果得情报药械源源来
经过陈少敏和李先念等边区党政军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新四军第五师与戴焕章的统战关系越来越好，以致达到戴部主动向新四军提供情报、弹药、枪械，并配合新四军作战的友好程度。为了搞到更准确的情报和更多的枪、弹、粮、药，边区党委决定协助戴焕章，让他进入李宗仁的高级幕僚之中，使李宗仁深信不疑。一天，陈少敏找到社会部科长朱明达，向他布置了去戴焕章处的任务后，又交给朱明达一支日本手枪和一块日本手表，说：“戴焕章喜欢炫耀自己，想取信于李宗仁，他还需要什么，你了解以后，随时跟我们联系。”朱明达到达戴部，把“礼物”送交给戴焕章时，戴双手接过赠品，反复地抚摸着，激动得连声说：“新四军真够意思！李先念好！陈少敏真够朋友！”谢过之后，戴竟然真的像陈少敏分析的那样，又开口要战利品：“明达，你能不能再帮我搞一些‘日本货’？”朱明达一听，心想，这位司令的胃口还真不小，他赶紧答道：“可以，司令！”
朱明达立即向边区党委作了汇报，陈少敏收集了一些日本战刀、甜红豆罐头、太阳牌香烟、太阳旗和日本慰问袋等，派人送给戴焕章。戴收到这些东西，真的高兴极了。没过几天，他带着这些东西，到老河口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向他的同僚们炫耀。真想不到，他这一着居然真的获得了李宗仁及其参谋长对他新的赏识，同时还讨好了李宗仁及其部下的“长官太太”们。戴焕章满面春风地归来，兴奋地对朱明达说：“你们送给我的手表和那些甜红豆罐头，我送给了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李宗仁的小女儿吃完罐头后，还哭着要。郭德洁赶紧说‘没有了呀！这是戴司令打日本人缴来的，下次戴司令打了胜仗再送给你吃！’”戴焕章说罢，哈哈地大笑起来。
在战场上，陈少敏指挥部队，也有意地给戴焕章创造立功的机会。只要是戴的部队进攻，新四军便主动撤出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让戴的部队占领。时间一长，次数一多，五战区司令部的高级长官们，纷纷称赞戴焕章“能征善战”。于是，戴焕章日益为李宗仁所器重，并为司令长官部的高级幕僚们所信任和赞赏。以至于有一次，李宗仁看到了一份戴焕章“通匪”的报告，他把这份报告粗略地扫了一眼，当即往桌上一扔，哈哈大笑地说道：“焕章不会通新四军，共产党也不会要焕章！”当戴焕章得知李宗仁不相信他“通匪”的告密时，十分感谢地对他的亲信们说：“李宗仁如此地相信我，这全靠新四军陈大姐帮忙！”
面临日军严密封锁
焕章如约送粮弹款
1941年冬，由于敌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又遇上天旱，加之敌、伪、顽联合“清剿”，新四军第五师的武器、弹药、粮食、医药等都十分缺乏，白兆山抗日根据地处于最困难的时期。6月的一天晚上，陈少敏召集有关同志，对他们风趣地说：“李宗仁知道我们发生了困难，特地给我们送来了枪弹粮药，今晚请你们辛苦一趟，到山中坟里取去……”
她这一说不打紧，可把同志们搞得稀里糊涂，李宗仁怎么会帮我们的忙？枪弹粮药怎么又会在坟中呢？
事情是这样的，陈少敏见新四军枪弹粮药的供应发生困难，不由忧心忡忡，于是写信向戴焕章求援，不料戴部这时也十分困难。陈少敏无奈，只好在我们同戴焕章的统战关系上想办法。经过几天周密考虑，她终于同其他同志一道，想出了一个向李宗仁要枪、弹、粮、药的方式方法，通知了戴焕章。戴一听，认为立功的机会又到了，便满口应承下来。十分佩服地称赞道：“此计太妙！妙不可言！”
按照事先的计划，新四军派出由宋彬率领的随枣支队百余人枪，挺进随（县）西、枣（阳）南、襄（阳）东一带。一方面牵制顽军围剿随南根据地的主力部队，截断顽军后方物资供应；另一方面扩大部队，积极出击，为戴焕章“领赏”创造条件。随枣支队在短暂的月余时间内，很快恢复了茅茨畈、清潭等大小20余个集镇，直接威胁到顽军占领的襄樊。这一招终于使李宗仁感到有些吃紧，他慌忙调兵堵截，但一时又抽不出人来。正当这时，戴焕章主动向李宗仁请战，深受李宗仁宠信的戴焕章，没费吹灰之力，便得到了同意。于是，他赶紧带着部队，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地点，向新四军占领的清潭、茅茨畈等地发动进攻。他们枪一响，双方相互朝天对射一阵。然后，新四军便主动撤出阵地。
威胁解除了，戴焕章一方面向李宗仁请功，另一方面要求补充枪支、弹药、粮食、医药等。李宗仁一高兴，给了戴焕章一大笔钱和不少的枪弹粮药。戴焕章一边通过新四军随西澴潭地下交通站，把80余支枪和1000排子弹运往随南抗日根据地，一边把粮食、医药和剩下的枪弹等装入棺材，当成死人，埋进山里。然后派人通知新四军，连夜取回。出于保密，受令去山里坟中取枪弹粮药的战士们，当然解不开这个“谜”。但知内情的同志，无不为陈少敏足智多谋和统战工作深入的程度而叹服。
（作者系随州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