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北上抗日。为了牵制国民党军，支援主力转移，我们红九团留在闽西南坚持游击战，同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斗争愈来愈紧张，生活愈来愈艰苦，情况愈来愈严重。国民党反动派纠集了三个师的兵力，在福建广东交界的几个县境内日夜“围剿”我们。1935年5月，在福建省平和县车子桥附近，我们红九团在同国民党八十三师的一次战斗中遇挫，除了战斗中牺牲的战友之外，还有21位同志受了伤。
　　部队为了继续执行任务，不得不把我们这些伤员交给地方特委，留下来打埋伏、养伤。在部队出发前，团首长亲切地慰问了我们（当时团长是吴胜，政委是谢育才），团长吴胜详细地询问了我们的伤情，又分给我们每人3块银元。团首长一再叮嘱我们：“这些银元留给你们，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当时我们都知道部队的处境非常困难，银元更是来之不易。在日后的南征北战中，不管生活怎样困难，我也没有动用过这3块银元。在最艰苦的时候，我一摸这3块银元，就会感到党的温暖。
　　和战友们挥手告别以后，我们将21个伤员编成两个组。一组是轻伤员，由指导员吴施乾同志担任领导；一组是重伤员，由我负责。我们组共有12个人，闽南特委的一个同志把我们带到离关闭镇30里一个不知名的村子里。村子不大，约有30来户人家。这里山套山，山连山，山上密林层层，正是一个同敌人打游击的好战场。
　　正当我考虑如何带着这12个人的小部队进行新的斗争时，特委的同志带来了一位50岁开外的老大伯。老大伯个子矮小，面庞清瘦，穿着一件褪了色的蓝布对襟衫，腰间扎了根布带子，显得很干净利索。他脸上挂着一丝微笑，眯着眼睛把我们每个人看了一遍。特委的同志介绍说：“这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李大伯，今后你们的生活由他来照顾”。
　　李大伯对我们慈祥地笑着，什么也没讲。特委的同志紧紧地握着李大伯的手，说：“粮食我们留下了一些，你们先吃着吧，以后我们再派人送款来，这个‘司务长’又落到你的头上了”。大伯收敛了笑容，郑重地点着头说：“请特委放心吧！我一定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部队走了，特委的同志也走了，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武装，三天两头到各村各乡进行搜查“围剿”。为了让我们避开搜查，安全养伤，李大伯又把我们安排在离村子几里远的后山的密林里。密林里很少见到阳光，周围又都是高山，一般很少有人到这里来，抬头只见枝叶覆盖，看不见青天，低头只见树干和灌木杂草。我们就在灌木丛中劈开了一块平地，搭了木棚，铺了树叶，作为栖身之地。隐蔽在密林里的除了我们这些伤员，就是野兽、蛇虫。虽然缺医少药，缺水少粮，但好歹算是我们的疗养之家。 
　　部队走的时候，曾经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多月的粮食，盛在两口大缸里。因我们要随时应付白军的“搜剿”，就把粮食全部交给李大伯藏好。每隔两天，李大伯便背着一袋粮食，捎带些腌菜、萝卜上山来。有时，他还采来一些不知名的草药。那时候，我们连治伤用的纱布和红药水都没有，洗伤口仅仅用食盐水，还把不能穿的破衣服撕成条来包扎伤口，根本没有内服药。我们看到大伯采来了草药，高兴极了。我们不懂草药，大伯活像个走方郎中，告诉我们这味药应煎汤喝，那味药该往伤口上敷。在李大伯的关照下，很多同志的伤都好了起来。
　　渐渐地，我们和李大伯产生了深厚的情谊。每隔两天，当西沉的太阳消失在对面山凹处的大盘松背后时，我们几个伤好得较快的同志便到上山的路旁，等候李大伯。不一会儿，背着东西的李大伯出现了，他远远地看着我们，连连说：“啊，来迟了。”其实，他每次来得都很准时。这次，他照例背了三天吃的粮食，并且还有一些让我们意想不到的生活必需品：一两张烂报纸，一把剪刀，几节电池，甚至还有几块糖。这些东西，总是引起我们的一阵欢笑。大家高兴地奔跑着、抢夺着，而大伯则静静地坐在一旁，像慈母一般看着我们，脸上露出微笑。
　　关于李大伯，特委的同志只做过这样的介绍：他是村党支部书记，1930年闽南大暴动时，国民党反动派把他看作眼中钉，派军队抓他，李大伯听到风声后跑了，等他回家后，妻子已被反动派杀害，只留下了一个九岁的孩子。大伯没有掉泪，带着孩子跟游击队上了山。后来，党决定派他下山组织村里的群众支援红军闹革命。因此，大伯所在的村子和支部，一直是闽南红三团的“老家”。
    在那残酷的年月里，李大伯为了掩护我们养伤，忙着送粮、采药、打听敌情……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险，克服了多少困难，为我们耗费了多少心血。半个多月后，我们发现李大伯的脸颊消瘦了，步履也越发沉重起来，我们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要么笑着不答，要么东拉西扯，被问急了，他便总是以这句话来搪塞：“年岁不饶人，到了年纪，身体就会不如以前的，你们到了我这把年纪，怕还不如我呢！” 
　　可是，脸上的笑容藏不住内心的忧愁，不管大伯怎样掩饰，总逃不过我们这些年轻人敏锐的眼睛。以前，我们几个伤好得较快的同志抢到半山腰要接他背来的东西时，他总是板着脸，假装生气地说：“怎么啦？嫌我年纪老，背不动啦？”可后来，有谁去抢他的东西背，他只略略推让一会儿，就让人接过去了。还有，他虽然还像往常一样，送来东西后就微笑着坐一会儿，但我们发觉笑容背后，总隐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
　　终于，我们发现，以往李大伯送来的粮食全部都是一个成色的大米，但后来的粮食里却有好几种，有时还夹杂着山芋干、黄豆等杂粮。我们望着李大伯消瘦下去的脸颊，疲惫的神情，越发感到蹊跷了。山下发生了什么情况？村子里有了什么变化？大家决定让我下山去探个水落石出。
　　一天晚上，我摸着黑下山，向村里走去。李大伯的家我从没去过，只听说村后靠山根的那家就是，好在一共才10来户人家，不一会儿，我便摸到了。门虚掩着，透出一丝光亮，我轻轻敲了一下门。
    “谁呀？”一个孩子的声音。
    我推门进去，见一个10来岁的孩子，正端着饭碗坐在竹椅上吃饭，他瞪着两只眼睛惊异地望着我这个不速之客。也许是看清了我的八角帽和缀在帽上的红五角星，他立即放下碗，高兴地叫了声：“红军哥哥”，伸手把我拉进屋里。我知道这是李大伯的孩子，便抚摸着他的头，问他：“你爸爸呢？”
    “他拿着……噢，他到东头邻居家去了。”
    我发现他言语吞吐，但没再追问，对他说：“你快吃饭吧。”我的目光随即转到桌上的碗里，啊，孩子吃的竟是一碗稀薄的菜糊！
    “家里没有粮食了？”我吃惊地问。
    孩子点点头，一会儿他又急忙摇头说：“不，不，粮食哪能没有，爹说菜糊好吃。”孩子显然是在笨拙地撒谎。也许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忙把话题岔开，问我山上的生活有趣没有趣，有没有捉到好玩的鸟雀，又抱怨他父亲不让他上山找红军哥哥玩。孩子嘟着嘴说：“他就怕我暴露秘密，其实山上的路我比爹还熟，那些白狗子才追不上我呢。”看着孩子这样真挚、纯朴，我心里十分感动。
    我望着这碗稀薄的菜糊，看着孩子掩饰的神色，顿觉一阵心酸。唉！我们在山上的生活虽然艰苦，但从未断过粮，是李大伯把粮食背给了我们，而他们自己却在吃菜糊，怪不得他的脸颊一天天消瘦下去。可他依旧一如既往地为我们治伤，为我们操劳，这怎么行，我必须立刻上山告诉大家，或许无米下锅的不止是李大伯一家呢！红军战士不能饱着肚子看着群众挨饿。部队留给我们的两缸粮食，不是还没有吃完吗？我们一定要省下来救济群众。
　　我心里这样想着，随后走出门，刚要向村后拐，忽然听见前面“吱呀”一声，一间屋子的门开了，接着走出一个人来，回头说：“嫂子，留着吧。”不是李大伯是谁？多么亲切、熟悉的身影啊，我急忙跟上前去，正想跟他说话，却见他又走进了另一家。只听屋里有人说：“李大伯，都拿去，我自有办法。”这声音很坚决，接着我便听到粮食灌进口袋的声响。
    “够了，够了，两碗已经够了，留着点给孩子吃，他年纪还小。”我听到了李大伯的声音。对方似乎很生气，急切地说：“大伯，你自己的孩子呢？今天一早我就看见他到山上挖野菜，你以为我不知道，好几天你都把自己的……”没等他说完，李大伯便笑着向他解释：“谁说的？我今天还用米熬了点粥呢！听大伯的话，这些你就留着，你放心好了，大伯不会饿死的！”停了一会儿，李大伯又压低声音说：“情况很紧急，特委一定转移了，因此不能指望他们送款、送粮。我们村一定要挑起这副担子，要做好长期准备，不能让红军断粮。白军想用计口购粮的办法来断红军的粮，这是办不到的！我考虑过了，埋在地里的两缸粮食，我们现在绝不能动，要把它们留到最困难的时候。”   
　　怎么？这两缸粮食埋在地下还没有动过？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那么这半个多月我们吃的粮食是哪里来的？正想着，我又听到大伯的声音：“不，不能动的！这是山上同志们的命根子，要留着粮食准备应付最严峻的情况，除非我们全村的草根全被挖尽，树皮全被扒光，不然我们绝不能动用缸里一粒粮食！”   
　　原来是这样！全村群众是在特委没有送款，又在国民党反动派实行严密的粮食封锁的情况下，完全用自己的口粮来养活我们的！想到这里，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我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下子推门进去，跑到李大伯跟前，叫了声：“大伯，我们的好大伯！”之后便泪如泉涌，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大伯没想到我会突然出现，他连忙用手抚摸着我的肩膀，为我擦拭着眼泪，颤声说道：“孩子，别哭，红军和我们是一家人啊！”
　　随着形势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对山区的封锁更严密了，封山、烧山、计口购粮以及围剿也更加残酷。群众为支援红军而准备的粮食被抢光，同情革命的群众惨遭迫害，部队、地方特委也由于反动派的围剿不能同我们联系。在这最艰苦的日子里，我们硬是靠着人民群众一把一把省下来的口粮，靠着李大伯千辛万苦给我们留下的两缸粮食，度过了6个多月的艰难时期，21个伤员终于逐一伤愈归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