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末期，新四军的代表与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代表曾在六合竹镇举行了一次绝密谈判，鲜为人知。
竹镇——新四军淮南抗日根据地的中心
竹镇，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坐落在南京六合西北之首，长江北岸，西邻安徽来安县，北与安徽天长市接壤，距六合城区26公里，距南京市区40公里，四境环山，三面带河，水陆往来便利，商贾集散，经济繁荣，是苏皖边界重要的商业、文化和物流中心。
1939年6月，新四军五支队在司令员罗炳辉与政治部主任方毅等的率领下，进入竹镇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武装，建立起以竹镇为中心的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日伪军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五支队挺进六合后，与日军发生的首次激战，是老古墩伏击战，共毙伤日伪军60余人，缴获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步枪20余支，被誉为“东进雄州第一功”。此后，五支队在这里先后组织了盘山战斗、金磁山战斗、牯牛山战斗等一系列战斗。1942年8月，为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经淮南行署批准，成立竹镇市抗日民主政府，开展参军、扩军、献枪、组织民兵、借粮、减租减息、组织工抗、农抗、妇抗、青抗、儿童团等，有力地配合了新四军的军事行动。据统计，在抗战期间，淮南新四军及地方武装以竹镇为中心，共与日伪军作战达110余次，毙、伤、俘日军600多人，伪军4000多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抗战后期日本当局主动向中国求和谈判
1941年12月7日日本东条内阁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不久，形势很快就遭到逆转，尤其在1942年6月中途岛失利后，日军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为了摆脱困境，抽调在华兵力增援太平洋战场，东条政府在1942年年底实施“对华新政策”，除了强化汪伪政府外，还开始主动地向中国的抗日政府与抗日军队发出停战谈和的要求。
由于这时国际形势与日、中地位的变化，日、中间的议和谈判的情况，也与战争初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日本不仅成为和谈的主动发起者，即求和者，而且在议和条件上也被迫不断降低筹码。
1944年7月18日东条内阁倒台。7月22日新上台的小矶内阁为准备与英、美“决战”，进行最后的挣扎，由政府与大本营联合组成“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作出了“要积极地和重庆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决定”，但一直没有取得成果。1945年4月5日小矶内阁倒台后，1945年4月7日，由预备役海军大将铃木贯太郎组阁。这是日本战时的最后一届内阁。在军方的压力下，这届内阁一上台，一方面，“决定收缩中国战线，从中国转调兵力”去对付太平洋战场上美、英军的强大攻势；另一方面，从1945年4月中旬开始，研究“企图推行对重庆、延安的政治谋略工作”，并决定放弃“犹恐对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失信”的那种“踌躇不前，实属愚蠢”的做法，即要彻底抛弃被他们扶植与利用了五年之久的汪伪政府，而由日本方面直接对重庆、延安国共两党展开谈“和”活动。
1945年4月20日，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起草了一份“对中国政治谋略”的文件，并很快被日本最高当局批准。文件主要内容如下：
一、运用当前对中国战略优势，加强实行对重庆政治工作和对延安的谋略工作，努力实现与重庆停战。
二、对延安措施，作为对重庆的辅助（牵制）措施予以利用，要暗中对重庆与延安分别进行工作。
三、由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负责此项工作。
日本最高当局的上述决定，于1945年4月28日以“大陆指第2468号”下达。于是，从那时开始，以南京为中心，在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的指挥下，由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主持，绕开汪伪政府，努力开辟、打通直接与重庆国民政府以及延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秘密谈和的通道。
南京日军总部主动向新四军派出联络人员
在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国共两党都把日占区政治、军事中心城市的南京作为地下情报活动与工作的重点，先后派遣特情人员潜入南京。
1940年3月30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南京的政治地位更显重要。中共“上海情报站”先后派遣李德生、张鸣仙（李德生的妻子）、汪锦元、吕一峰、阮毓琪等人到南京开展情报工作，与原已潜伏在这里的日籍西里龙夫和陈一峰、张明达一道，组成“南京情报组”，李德生任组长。全组有8个成员。
但是，在1941年10月，共产国际与苏联总参谋部派驻日本的佐尔格间谍小组被东京警视厅特高课（“特别高等警察课”的简称）破获：担任日本近卫文麿首相的秘书兼顾问的尾崎秀实、以德国记者身份作掩护的佐尔格、日籍情报人员中西功、西里龙夫、尾崎庄太郎、白井行幸等人先后被捕。1942年7月29日，中共情报人员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等3人也被捕。
后来，日方当局将佐尔格、尾崎秀实判处死刑，于1944年11月7日将他们秘密处死；将中西功、西里龙夫判处死刑，但未及执行，日本就面临战败；将李德生、汪锦元、陈一峰判处无期徒刑。1945年5月，南京日军总部下令释放李德生，让他先只身前往位于南京长江西北岸的中共淮南根据地，与新四军军部“牵线”。
南京日军总部与新四军代表的秘密谈判
李德生化名纪纲，进入淮南新四军根据地。他向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中局领导人说明来意。当时，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早已赴延安参加中共七大，在新四军军部主持工作的是新四军代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副军长张云逸、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等人。饶漱石找到担任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的扬帆，要他负责接待和审查一位从南京监狱放出来叫纪纲的人，称此人是南京日军总司令部派来的，说有重要信息向我们转达。饶漱石命扬帆弄清楚日本人究竟要搞什么鬼把戏……
扬帆真名石蕴华，他“经与纪纲谈话并从多方面查证了解”，核实了纪纲的身份，了解了南京日军总部派遣纪纲与新四军军部“牵线”的意图。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当时对此事的判断，据扬帆说：“我们从各方面了解并联系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中，不难找到了答案……1945年5月，苏军直捣德国首都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此时日本已经明显地感到灭顶之灾即将来临，就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日本向我们伸出政治触角，妄想试探找到一条延缓他们失败命运的办法。日本人通过纪纲来搭线，就是在这一意图下的一着棋子”。（见《扬帆回忆录》）
扬帆
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中局立即将此事请示延安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回电表示同意和日方秘密接触，目的是为了弄清日方的真正意图，但应掌握绝不能和日方谈判任何具体问题的原则。在这期间，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中局批准纪纲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让他回南京，向日方传递中共方面表示同意和日方秘密接触的信息。
纪纲回到南京，向南京日军总部作了报告。日军总部在得到中共方面同意秘密接触的信息后，就于1945年6月初派遣3位代表，随同纪纲及其夫人张鸣仙，秘密前往中共淮南根据地。这三位日军代表，为首的叫立花，是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二科的“对共工作组”组长，另外两个人，一个叫原，一个叫梅泽。他们身穿便衣，按照事先约定，来到竹镇附近的一个村庄。
新四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华中局宣传部部长彭康，代表梁国斌是新四军军部保卫部部长，代表扬帆是新四军军部联络部部长。他们与日方代表举行了会谈。日方代表提出要和新四军实现“局部和平”，即双方停战。新四军代表表示拒绝。立花等人见谈判没有结果，以为是他们的代表级别低，就邀请新四军派遣高级代表随他们秘密前往南京，与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首脑举行直接会谈，并表示绝对保证新四军代表来去安全，甚至表示他们愿意留在新四军根据地作为“人质”，表现出急于求成的意向。
新四军的代表与驻南京日军总部的代表在竹镇举行的秘密谈判，就这样结束了。
新四军军部和中共华中局为了进一步观察、了解日方的意图和动向，向中共中央提供更全面、更直接的敌情参考，决定派遣扬帆作为代表，到南京与日军总部继续接触。
1945年6月间，扬帆在纪纲夫妇和三个日本人的陪同下，到达南京，住在日方安排的设于傅厚岗的将校招待所内。
第二天，日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二科主任参谋乔岛代表尾崎大佐，设宴招待扬帆。
第三天，日军总部主管情报特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以茶点欢迎扬帆，并与扬帆进行会谈。这是一次比5月份在淮南中共根据地级别要高得多的正式会谈。扬帆表示，他是新四军联络部部长，奉陈毅军长、张云逸副军长、饶漱石政委之命前来，日方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今井武夫代表冈村宁次总司令官对扬帆来到南京表示欢迎。他先主动向扬帆提出，有一个皖南新四军的政治干部被日军押在南京，问是否要带回去，以此想让扬帆先向他提出要求。扬帆已经知道日方提出的那个干部早已叛变，便拒绝了。接着，今井武夫称赞新四军军纪严明，装备虽不如重庆军，但士气高昂；然后再次提出要求与新四军方面达成“局部和平”的协议，并表示，为了表明日方的诚意，日军愿意让出八座县城给新四军。今井武夫说：“华中局势不要很久就会大变。皇军希望与贵军携手合作，共同对付英美盟军与蒋介石的重庆军”（见《今井武夫回忆录》）。这就是日方的真正意图——分化抗日阵营，中立甚至拉拢新四军，以便让其集中力量，对付可能即将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的英美盟军与举行反攻的重庆国民政府军队。扬帆表示，他未被授权讨论这样的具体问题，他只能将日方的要求带回去向上级汇报。扬帆以此方法进行推托，并乘机纵谈国际、国内局势，揭示中国对日战争胜利在望。今井武夫凝神谛听，表情沮丧。
第四天，即在扬帆离开南京的前夕，日“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亲自接见扬帆，以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的名义，设西餐招待，并代表冈村宁次请扬帆转告新四军领导人，“我们双方既然有友好的意向，可以先不谈具体问题，希望保持联系”。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但保留了联络通道。
扬帆在南京数日，不仅摸到了日军当局的意图，而且近距离观察到当时日军上层虚弱而低沉的情绪，回来向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作了汇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立即报告了延安中共中央。（见《断桅扬帆：蒙冤二十五年的公安局长》）
然而，未等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再次与新四军联系，战局急转直下，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就传到了南京。
日本投降后，扬帆到南京与日军总部的谈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冈村宁次在南京收听了裕仁天皇的“终战诏书”后，接着又收听到重庆中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通过广播电台发给他的命令，主要内容是关于日军投降事宜的六项原则。
蒋介石命令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现有态势，并维持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蒋介石令冈村宁次派代表至江西玉山，接受盟军中国战区受降主官、国民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指示，洽谈受降事宜。
当日下午，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专使张叔平携带随员一人，公开出现在南京中山北路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与日方代表洽谈。他们根据蒋介石与顾祝同的命令，要求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立即派遣代表到江西省玉山，商谈受降事宜。
在这同时，新四军军部与中共华中局派遣扬帆，以中共华中局敌区工作部部长与新四军情报部部长的身份，携带随员纪纲，离开淮南新四军军部，星夜兼程，在8月15日也赶到了南京。他先找到以前与他们谈判的日军总部代表立花等人，要他们向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转达朱德总司令向冈村宁次下达的命令，要求在华日军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以及新四军军部向华中日军发出的《最后通牒》的4条内容。
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等人都是日本著名的中国通，十分了解当时中国的复杂政治局势与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他们很快决定按照《波茨坦公告》的规定，向重庆国民政府投降。日军总部让立花向扬帆转告上述决定，表示希望新四军方面予以谅解。同时，他们应扬帆要求，释放了关在南京狱中两年多的中共情报人员汪锦元与陈一峰，让他们与纪纲夫妇一道，前往中共根据地。
纪纲（李德生）、汪锦元与陈一峰随扬帆来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经审查和上级组织批准，恢复中共党组织关系，并继续从事情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