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道涵与辜振甫
“汪道涵先生”，是1993年4月下旬首次“汪辜会谈”，共同签署《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项协议之后，海内外人士对汪道涵的尊称。“汪辜会谈”举世瞩目，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青年学生时期的汪道涵就已投身革命，他在抗日战争中成长、成熟，成为职业革命家，而这一切又与他有一位进步的、崇尚现代教育的父亲切切相关。
因爱国而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1915年3月27日，在安徽省嘉山县(今明光市）明光镇，又诞生了一个男婴，他的第一声啼哭与其他婴儿并无不同，所不同的是，他有一位与众不同的父亲—明光镇著名人士汪雨相，清末秀才 、同盟会元老，早年投身民主革命，1904年留学日本，曾任孙中山先生的文书。汪雨相回国后从事教育，是中国现代基础教育奠基人之一。他为儿子取名汪导淮（后改名汪道涵），对其人生志向和人生转折有重大影响。汪雨相对爱子寄予厚望，年幼时，便送他到自己创办的明光小学读书。汪道涵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13岁就进入明光中学初中班学习。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群情激愤，抗日呼声遍于国中。消息传到明光中学，学生立即上街游行。汪道涵和同学秦其谷、李正恩等19人还上街宣传抗日，抵制日货，声泪俱下，十分感人。当年10月，他们扒火车到南京参加了对国民政府的请愿示威，要求立即出兵东北，抗日救国。
1931年底，汪道涵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中高中部。在南京期间，他开始接触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下半年，18岁的汪道涵从南京考入上海交大机械系学习。在此期间，他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进步书籍，思想不断进步，同中共地下组织有了联系。
1933年1月，汪道涵参加革命工作，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上海交大党支部宣传干事、中共法南区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等职务。11月初，他带领几名同学上街散发传单，向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突然，不远处传来刺耳的警笛声。为了掩护其他同学撤退，他站在石阶上向夹在人群中的同学喊道：“你们快跑，不要管我。”说完，他跳下石阶向和同学们相反的方向跑去。其他同学脱险了，汪道涵被国民党军警逮捕了。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监狱中，他大义凛然，不屈于淫威，严守党的秘密。汪雨相得到儿子在上海被捕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他变卖家产，东挪西借，终于筹措5000元大洋前往上海营救。三个月后，汪道涵由父亲保释出狱，之后，被聘为明光初级中学教师。他以此职业为掩护，在家乡继续从事革命工作。
1934年7月，汪道涵与秦其谷、李正恩等人在明光中学校园内秘密成立了一个读书会，组织青年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宣传革命思想。因时为民国二十三年，故命名为“二三读书会”。
1937年春，汪道涵考入上海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理学院数理系，插入本科二年级继续读书。是年暑假，他由上海回到家乡，与原读书会的几名成员在汪家协商，成立了“明光抗日救亡青年战时服务团”，由李星北任团长，汪道涵任副团长。同时，还创办了《抗日快报》，组织了“抗日救亡剧团”等，以各种方式宣传抗日救国。 在家乡期间，汪道涵还组织成立了中共明光临时党支部，发展党员。秦其谷、李正恩、李纯儒、戴皋汝、汪乃枢等五位青年学生先后入党。汪道涵为中共明光临时支部书记，李纯儒负责组织工作，李正恩负责宣传工作。汪道涵派李纯儒、汪乃枢到南京寻找中共组织。他们在南京转悠几天，因未能联系上，只好返回。
汪氏父子毁家纾难奔赴延安
汪雨相是进步人士，忧国忧民，汪道涵等人的活动瞒不过他的一双慧眼。他明瞭青年们的追求，并由同情到支持。一天，他对汪道涵说，要抗日救国，光在家乡搞不出什么名堂，必须走出去，学好本领才行。汪道涵听了父亲的话，试探地问：“您的意思是到哪里去呢？” 汪雨相用手指了指西北方向。汪道涵明白父亲的意思，高兴地问：“去延安？”汪雨相坚定地说：“对，去延安！我决定带领全家到延安……” 汪道涵说：“太好了！不过，我还想把临时党支部的成员都带走。您看怎样？”汪道涵的意见和志向得到父亲的赞同和支持。于是，他们决定奔赴延安。
1937年10月9日晚，汪家开了全体成员会，汪雨相正式公开了要带全家人投奔延安的计划，汪道涵具体讲了去延安的理由和打算。10月10日晚，汪雨相、汪道涵父子带领全家、中共明光临时支部成员及家属，共28人，踏上了奔赴延安的征程。当时投奔延安的人很多，但基本上是青年学生和热血青年，像汪雨相、汪道涵父子带上全家及亲友的，还是第一个。汪氏父子为抗日毁家纾难，奔赴延安，后来传为佳话。
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紧紧握住汪雨相的手，激动地说：“欢迎！欢迎！我代表边区人民欢迎您的到来。我要在延安为您摆酒接风洗尘。”在林伯渠、叶剑英等同志的帮助下，汪氏父子等终于到达了中国革命圣地延安。
中共中央领导听说明光的汪雨相一家到了延安，亲切地接见了他们。林伯渠亲自设宴给汪雨相接风，并向他敬酒。当林伯渠听说他们为防止意外，在西安将孙子、孙女和另两个孩子送进了西安育婴堂时，感动地流下了眼泪。到了延安后，汪雨相被安排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任秘书长，工作任务不算太重。在延安，老人看到，人人平等，自由、和睦，相亲、相爱，人人有书读，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老人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和希望。他从内心佩服毛泽东，佩服共产党。他为长子汪道涵的选择而自豪、庆幸。
汪道涵到延安后，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在宝塔山下、延河水畔的窑洞里，汪道涵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和统一战线理论，学习游击战争等战略战术。经过半年时间的学习，他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
参加新四军到淮南敌后去
1938年春，汪道涵在陕北公学毕业后，受党组织派遣，从延安到达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七里坪，参加了新四军第四支队，先后任四支队战地服务团副团长、团长等职务。
1939年5月19日，汪道涵率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7月改为五支队战地服务团）20余人，随苏皖省委委员、津浦路东临时前委书记方毅和朱绍清指挥的新四军四支队八团二营，到达津浦路东嘉山县名镇自来桥。这个镇因在历史上有一段神奇的传说和在群众中流传的一个歇后语“有病不请医生—自来瞧（桥）”而得名。自来桥位于明光东南约40公里的群山之中，和滁县、来安、盱眙接壤。他们到达这一地区后，立即唤起广大民众抗日救国的爱国热忱，积极发展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
1939年6月，汪道涵发展自来桥青年积极分子周正渭、金石、刘仲民、梁化农等4人入党，并成立了中共自来桥党支部，金石担任支部书记，刘仲民任组织委员，周正渭任宣传委员。这是嘉山县第一个正式的中共党支部。此后，汪道涵又派人到白沙王活动，首先成立了“青年抗日协会”，并发展陈功、张玉昆、孙学林、陈永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共白沙王支部。还派人到张浦郢一带开展工作，在那里发展了进步青年宋再潮、杨如新、汪传胜、胡道胜等人入党，并成立了中共张浦郢支部。抗日烽火在皖东盱来嘉边界地区迅速点燃，渐成燎原之势。
10月，新四军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政委郭述申率支队部到津浦路东。在罗司令指挥下发动了来安战斗，打击了日军的威风。11月间，汪道涵邀请罗炳辉率特务营和话剧团从半塔到自来桥参加军民抗日联欢大会。罗炳辉在会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行。随后，话剧团为群众演出了精彩的节目，激起了群众的抗日热潮。
12月底，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到达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他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强调江北新四军要东进，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3月17日，皖东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正式成立，之后，皖东各县相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3月中旬，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聚集10个团的兵力进攻路东中心区半塔集，当时罗炳辉率五支队主力正在路西配合四支队反击桂顽，半塔军民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五支队政委郭述申等领导下，坚守七昼夜，最后在兄弟部队驰援下打退韩德勤顽军，取得胜利。半塔保卫战胜利前后，路东各县顽县长都跑掉了。嘉山、来安、六合、仪征、天长、高邮、盱眙、淮宝八县先后建立政权。4月，成立了路东八县联防办事处。不久，中共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从路西迁到路东。
主政民主政府，领导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
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于1940年3月中旬在自来桥镇宣告成立，汪道涵出任县长。他负责组建了县政府民政、文教、财政、粮食、军法等办事机构，建立了区乡政权。还组建了县人民武装“嘉山县总队”，亲自兼任总队长，县委书记江平秋兼任政委。总队下辖一个独立营，有4个连的武装。各区设区大队，乡成立中队。到1942年，全县民兵发展到2300余人。民兵根据主力部队作战需要，化整为零，打击日伪军。还配合主力部队参加涧溪、白沙王、中嘉山、东西徐、独山、白米岗等近百次战斗。到1942年，参战3800余人次，毙伤敌计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18挺，长短枪23支，以及弹药、电台等大批军用物资。1940年7月初，汪道涵还组织民兵平息了周屯仓、自来桥一带的地主暴乱，缴获40多支长枪，1支短枪，并召开公审大会，处决了苗五、易怀本等首恶分子。
在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的同时，还组建了嘉山县各界抗敌协会总联合会。这是工、农、青、妇等群众抗日组织的领导机构，主任为丁明志。主要任务是动员和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及民众团体进行对敌斗争。接着，嘉山县农民抗敌协会、工人抗敌协会于1940年春成立。嘉山县青年抗敌协会、嘉山县文化界抗敌协会于1941年1月宣告成立。1941年春，嘉山县妇女抗敌协会成立。
戴锡可是汪道涵的夫人。她出身名门，知书达理，思想进步，于1940年2月参加革命，曾任中共自来桥区区委书记。1940年夏，汪道涵与戴锡可结婚，成为革命伴侣。
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汪道涵认真抓统一战线工作，和涧溪、自来桥、白沙王等地的一些地主、开明绅士、帮会的头面人物建立关系，使其为抗日民主政府工作。1941年4月，为团结和争取各阶层爱国人士共同抗日，汪道涵主持召开嘉山县第一次参议会。参加会议的代表有县工抗、农抗、青抗、妇抗的代表，参议员有张雪徵、周正渭、许克俊、雷国勋、李贤杰、周鹤元，宋干卿、孙新甫、吴相臣等。汪道涵当选为参议长，何寿之、周鹤元当选为副参议长。
自1941年起，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在全县范围内发动农民广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实行“二五减租”、“三七分租”等，调动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1942年1月，为发展经济，繁荣市场，稳定物价，嘉山县决定成立供销合作社。它是群众性的集体组织，群众入股，买货优待，每年分红两次。每区都设立一个供销合作社。此后，县内各集镇都兴办了供销商店。汪道涵还通过他父亲的旧交、大辛庄的富户辛老先生借了5000元大洋，在自来桥创办了一个国营商店，取名利华商店。店门前亲撰一副对联：“利国利民国民宜利，华夏华族夏族光华”，使商店的宗旨更明确。利华商店开业后，物价开始平稳，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深受广大群众欢迎。
为了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还要求各区乡组织变工队、代耕队等。1942年3月，在涧溪、自来桥等地组织了互助组。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得到发挥，生产发展了，群众生活改善了。
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县长汪道涵对根据地教育十分重视。他组织一批人到各乡镇调查了解教育现状。1941年4月8日，在自来桥召开教育动员大会。他在会上就复苏和发展根据地教育事业作了报告，要求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展“每乡一校或两校”活动。课本一律使用新编的文、史、地、算和农业知识等新民主主义教材，进行文化科学知识和爱国主义教育。会后不久，恢复了涧溪、白沙王、自来桥、刘郢、仇集等9所小学。
1941年8月，中共津浦路东区委任命汪道涵为中共嘉山县县委书记，并继续兼任县长。同年底，担任津浦路东八县联防办事处副主任、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副主任，协助方毅主任工作。1941年12月初，县委、县政府在大许郢主持召开全县新文化动员大会，提倡新民主主义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文化。中共嘉山县委书记兼县长汪道涵讲话，号召各乡有小学，村村办冬学，人人要识字，大办识字班，广泛开展冬学运动。之后，根据地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嘉山县创办了大徐郢、官山、张浦郢、烟口桥、石坝、桑大郢、戴巷、旧县等8所小学，1600多名少年儿童入校学习。
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还组建了“自来桥抗敌剧团”，汪道涵亲自兼任团长，邹玉龙任副团长。剧团紧密配合中心任务开展宣传活动，创作和编演了大小节目近百个，不仅在县内演出，还到淮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半塔集等地进行演出，发挥了唤起大众、团结人民、战胜敌人的作用。
1943年2月，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后，他仍担任淮南行署副主任，兼任津浦路东专署专员。1943年8月，汪道涵调华中党校学习，一年后续任原职。汪道涵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汪道涵先后任苏皖边区政府财政厅副厅长，建设厅副厅长，华东军区、山东军区军工部部长兼政委，胶东行政公署代主任，安徽省财办主任，杭州市军管会副主任兼财经部部长，浙江省财办副主任、省财政厅厅长兼商业厅厅长等职。在后勤、商业、金融、物资等诸多方面努力工作，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不遗余力
新中国建立后，汪道涵先受命赴上海任华东区财政经济委员会工业部部长，1950年4月又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兼任华东文化用纸管理委员会主任。1951年5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他参与接管官僚资本工厂，整顿工业秩序，恢复、巩固和扩大华东工业基本建设，为华东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时，汪道涵的夫人戴锡可担任上海益民工业公司总经理。通过戴锡可，汪道涵认识了年轻的江泽民。从此，他们建立了忘年交和亲密的革命友谊。
1952年8月，汪道涵奉调北京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此后不久，他建议将江泽民从轻工业战线调到机械工业战线工作。在一机部的12年间，汪道涵主管机械工业生产、科研院所和对外合作等工作。曾经陪同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加强同苏联、东欧等国家的技术合作与项目引进。他为顺利实施以156项大型建设项目为核心的“一五”计划，为机械工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付出了巨大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
1964年10月，汪道涵调离一机部，任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但他仍心系机械工业的发展。他先后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和荣誉理事长，积极开拓民间科技交流渠道，组织学术交流，引进先进技术，继续为我国机械工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文化大革命”期间，汪道涵蒙受冤屈，遭受迫害。1972年初回京后，在一机部情报所工作。当时在一机部工作的江泽民同志，仍时常看望尚未恢复工作的汪道涵。重新获得工作机会的汪道涵，此时尚未正式平反，但他以豁达的胸怀和极大的工作热情致力于机电工业科技情报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与主持编写的《机械工程手册》和《电机工程手册》，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1978年8月，汪道涵恢复领导工作，先后任对外经济联络部副部长，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等职。他是我国对外开放的积极推动者，也是经济特区的积极支持者。他以极大的工作热情广泛调查研究，为推动对外开放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他协助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制定我国发展进出口贸易、技术引进、利用外资和对外经济合作的方针政策；他关心和支持经济特区的开办与发展；他根据我国首部《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组织制定实施条例和有关管理办法，推动了国内外经济技术的合作与发展。
1980年10月，汪道涵任上海市委书记、副市长、代市长。1981年4月当选为上海市市长，成为1949年以来上海的第五任市长。直到1985年6月，汪道涵卸任，由江泽民接任上海市市长。在汪道涵任上海市市长期间，他主持制定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等一系列事关上海重大发展的战略性决策，先行提出了浦东开发、申办世博会、建设航运中心等重要主张和意见，为上海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做出了突出贡献。1985年，美国塔夫茨大学授予他公共管理学名誉博士称号，以赞扬他在上海市长任内的政绩。芝加哥市授予他荣誉市民称号。
汪辜会谈开启海峡两岸关系新篇章
1985年7月汪道涵退居二线后，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顾问、上海市经济顾问、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等职务。同年12月28日，上海市台湾研究会诞生，他又被一致举荐为名誉会长。在此期间，他心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继续为祖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
1991年12月16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在京成立，经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提议，中共中央决定将会长重任托付给年高德昭的汪道涵。1992年，他成为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参与中央对台工作的重大决策与部署。汪道涵晚年担重任，谱写了他一生中最为华彩的篇章。
1992年海协会与台湾海基会香港会谈后形成“九二共识”，凝聚着汪道涵的智慧和心血。1993年4月27至29日，汪道涵受权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首次“汪辜会谈”，共同签署《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汪辜会谈”举世瞩目，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首次公开接触商谈，标志着两岸关系迈出历史性的重要一步。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发表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阐述了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并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八项主张，即著名的“江八点”。
汪道涵努力贯彻江泽民提出的八项主张。他站在民族和历史的高度，探索解决两岸关系中的重大政治问题。为扩大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争取台湾同胞对一个中国原则的理解，他提出了“86字箴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目前尚未统一。双方应共同努力，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平等协商，共议统一。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是不可分割的，台湾的政治地位应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讨论。”
1998年10月中旬，辜振甫应邀率海基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和北京，与汪道涵再次会晤，并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汪道涵与辜振甫在上海会晤期间达成四项共识，开启了两岸政治对话。
2005年5月，汪道涵在上海抱病先后会晤来大陆访问的国民党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他强调指出，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血脉相通，骨肉相连，和平发展难能可贵，民族振兴弥足珍贵。
2005年5月2日，汪道涵在上海会见国民党主席连战
2005年5月8日，汪道涵在上海会见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汪道涵身体力行地贯彻中央“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不辞辛劳地广泛会见台湾各界人士，有政界人物、民意代表、退伍将领、企业家、学者、记者等，人数之多，难以计数。台湾各界人士通过与他的会见，增加了对大陆对台政策的了解，增加了对大陆高层人士的敬佩，也增加了对祖国大陆的感情。
汪道涵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受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2005年12月24日7时12分，汪道涵因病在上海逝世，享年90岁。他的英名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与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华夏子孙永远不会忘记人民功臣汪道涵！
作者小传
刘以顺，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研究员，安徽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安徽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长期从事党史党建、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已发表出版作品共300多万字。发表的主要论文有《毛泽东在安徽推广责任田的前前后后》《曾希圣与安徽的责任田》《邓子恢在安徽推行责任田前后》《60年代初安徽农村责任田始末》《万里和安徽的“大包干”》等200多篇。参与编写了《和青年朋友谈铁军精神》《新四军在安徽》《马长炎传》《郑抱真传》等十几部有关新四军历史的著作，并出版专著《勤政反腐的巍巍丰碑》《外战中的内战》（两人合著）《人民代表大会工作辞书》等。作品曾在省内外获奖20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