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拜读了2016年《铁军》杂志第十一期刘昌年同志撰写的《扑朔迷离的“新四军最早海防部队”》一文，对刘昌年同志对我们所写的《鲜为人知的新四军海防总队》提出的质疑，我们表示欢迎。刘昌年同志这种对历史负责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任何一个新的历史事件被发现，都要经过考证，经过多方面专家、学者的探讨与争辩，最后才会被大家所公认与接受。新四军海防总队是在抗日战争烽火中诞生的，时间只有半年多一点，早被战火硝烟所埋没，又未留下记载的档案，难免会有人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问与看法，这是正常的。不过，至今还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它不存在。我们深信在对疑问的探讨中，新四军海防总队的真实历史会被大家所认识，予以承认。我还深信经过各位知情者、专家、学者的深入调查挖掘，共同切磋，一定会把新四军海防总队这段历史搞清楚。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地方各级党组织建立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办公室，我有幸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碰到的最大难题，是战争年代的档案资料残缺不全，很多事无法在档案里找到，只有向健在的当事人请教，出现了“抢救活资料”热潮。发生在大丰建立的新四军海防总队，档案里无记载，我们查找了当时参加收编国民党海警团主要人员的李人俊、黄亚成、吕铮等同志，还采访了被收编的海警团人员，有谢汉臣的副官陈永福、连长陈永祥，被俘虏士兵夏龙华等。我们当时调查的目的不是要写新四军海防部队的历史，而是为写《大丰革命斗争史》服务。在已出版的《大丰党史资料》《大丰革命斗争史》《大丰县志》《文史资料》，都刊有新四军海防部队资料。近年来，由于受到对人民海军的创建、新四军海防部队课题研究的深入，我们受到启发，也将过去采访老同志的记录进行重新整理公布出来，是为广大新四军历史爱好者、学者、专家提供研究素材，搞清历史，并不是为了争什么高低先后。
为搞清历史，我们对刘昌年同志对我们有关文章提出的主要质疑问题作如下答复：
（一）新四军到底有没有收编国民党海警团，存不存在改编为新四军海防总队？近期，我们通过中国新四军研究会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在南京军区档案馆查到了1941年7月31日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刘少奇、饶濑石、赖传珠联名发给抗大五分校的电报，抄录如下：
“抗大：
海防总队可以与之谈判，只要保持与我们友谊关系，准许其与敌伪接洽，接受委任，挂敌伪番号。
陈刘饶赖
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发电报的时间7月31日，是敌伪占领盐城后的第10天，4位领导在军务政务十分繁忙情况下，还给抗大发电报，在海防总队叛变前的关键时刻，对如何与海防总队谈判的原则作出关键性指示。这是在特定时期特殊情况下如何做好统战工作，应掌握的原则。同时也反映出军部领导对海防总队问题的重视，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这可证明海防总队的确实存在，而且是属于军部领导下的部队。否则，四位领导不会联名发这样的电报。
（二）关于对国民党海警团收编的时间，是谁批准的？现将我1983年7月3日访问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人俊的谈话记录抄录如下：
我是浙江温州人，1914年出生，原在崇明上海一带做党的地下工作，新四军成立后，参加新四军。1940年11月7日，随刘少奇从淮南来到海安。在海安成立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工作，管文蔚任行政委员会主任。行政委员会下设财经部，我任副部长。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军部，撤销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财经部，建立新四军财经部，我仍任财经部副部长。1940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从海安迁驻盐城，盐城成为华中党政军机关驻地与抗日指挥中心……同年11月，刘少奇、陈毅等领导研究决定，建立江淮银行和江淮印钞厂，由我兼任江淮银行副行长和江淮印钞厂厂长。江淮印钞厂原选址裕华，觉得不安全，又选裕华镇西北的农村鼎丰公司作江淮印钞厂驻地（位于大中集的东北角）。我于1940年12月来到大中集，一方面筹建印钞厂，另一方面是解决沿海盐税和棉花税的征收工作……
我到大中集驻北门中棉公司，适逢黄亚成团长在大中集收编国民党苏北沿海盐垦实业保安队，这对驻斗龙港的国民党实业保安总指挥部海警团产生很大影响，其一大队大队长谢汉臣通过他的把兄弟、裕华公司实业保安大队长杨恒甫（谢汉臣和杨恒甫同拜张镇师傅）带信给黄亚成团长，希望新四军去收编他们的海警团，“给一个番号，给一碗饭吃”。黄团长则把这一情况报告我，我迅速向陈毅作了汇报。陈毅指示我和黄亚成去斗龙港龙王庙了解国民党海警团情况，洽谈收编事宜，做好收编工作，以建立新四军的海防部队。
根据陈毅指示，我与黄亚成一道，携杨恒甫、吕铮，还有保卫人员一道来到龙王庙。第一次与谢汉臣见面是在一个澡堂内进行的，后又跟海警团团长王维新进行谈判。王维新、谢汉臣同意将海警团改编为海防总队。华中指挥部派科长陈铁君（军）任政治部主任，要求改编后部队做到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骚扰沿海渔、盐民，打击海匪，保卫海上渔民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安全。团结抗日，共同维护沿海社会秩序。收编时间在皖南事变前。皖南事变后，在盐城重新建立新四军军部，正式任命王维新为海防总队总队长，谢汉臣为副总队长兼第一大队长，陈铁君为政治部主任。
1941年7月，日伪军对盐阜区大扫荡，占领了新四军军部盐城，谢汉臣在张镇的外甥、伪第二集团军司令杨仲华（原国民党保安八旅旅长）的拉拢下叛变，退出龙王庙沿海地区，将他的部队拉到西团，任伪第二集团军第五旅旅长。而斗龙港沿海一带依然是苏中和苏北抗日根据地后方基地。不过，谢汉臣叛变之后，由于力量小，处于我根据地的包围之中，并不敢得罪新四军。
1941年12月18日，小海区委于复太港开会。凌晨休息时，台北分县委宣传部长孙锋以及小海区委书记陈斐等被下乡扫荡的西团伪军抓去。由于原裕华公司实业保安大队长杨恒甫和西团谢汉臣、大中集谷振之的关系都很好，因此派杨恒甫（杨胡子）去西团与谢汉臣交涉。谢讲，这件事他不报告日军，也不会伤害被捕人员，只是经济上有困难，希望给点钱。经研究报我批准，开了一万多元（法币）批条，钱是从两淮盐务管理局周邨那里提取的。谢汉臣收到钱后，即把人放了回来。就在孙锋、陈斐等被释放的当晚，东台县委书记杨辛、台北分县委书记杨天华等在小海李家湾开会，又被西团伪军抓去。这次，苏中二地委书记章蕴火了，要派部队攻打西团，再由杨恒甫把信送到西团，谴责他们违背承诺。谢害怕新四军消灭他们，连忙道歉，说是误会，只有两夜一天就放了人。这说明谢汉臣虽然叛变，还保持着同我们的联系，这是符合当时形势下统战工作原则的。
1942年8月，西团伪军发生内讧，伪旅长谢汉臣等被部下黄维田打死，黄维田率部逃到海上后被新四军消灭。驻白驹、刘庄的伪团长何少章抢占了西团，直到1944年春，被台北军民逼退，西团获得解放。后敌伪屯垦，又占领了西团，只有两个月时间，被我军消灭，西团再次获得解放。”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对于国民党海警团的收编，的确是出于他们的请求，“给一个番号，给一碗饭吃”，不存在强加与逼的问题，不是“当谈判被逼成‘协议’后，又派司令部第二科科长陈铁君去当政治部主任，似不合常情。”至于陈铁君出任海防总队政治部主任是正反两面当事人公认的。他的任职具体时间，他们都未具体讲。我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第三卷中陈铁君将军的简介很简单，只有他一生中的主要职务，的确没有他在海防总队中的简短任职。
（三）关于国民党海警团。这是国民党江苏省沿海实业保安总指挥部的下属海警团（刚成立为海警总队）。我还查了原始采访笔记，黄亚成和吕铮讲的都是海警团（总队），唯有陈永福讲的是海防团（总队）。经研究认为，应以黄亚成、吕铮讲的为准，因为国民党地方杂牌军是维护地方治安的，不属国防部队正规军范畴，起警察作用，不起海防作用。对此，我过去有所疏忽，特此更正说明。对于其他的质疑，这里不作一一回答，请谅解。
我们欢迎刘昌年同志、各位知情者、专家学者对我们这个“商榷”以及其他方面问题再提出质疑、批评与指正，我们一定虚心接受，共同切磋，把新四军海防部队历史搞清楚、搞真实，这是我们这一代历史工作者应当肩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