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表明，社会大变革时代，是一个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抗战开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侵略，友军的撤退，国人的不安，各种困难、矛盾叠加，出路何在？全民抗战怎么组织？一系列的问题，迫切需要智慧来回答，一批忠诚于马克思主义者，立时代之潮头，发思想之先声，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来。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民运科长孙叔平，1939年12月17日写的《抗日农民运动讲话》，就回答了萧县如何组织农民进行全民抗战问题。
孙叔平叙述自己的经历是“从工作到哲学”。1928年6月15日在中共萧县第一次代表会上，孙叔平当选为县委书记。1932年初任徐州特委书记。1938年8月萧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他当了20个月的民运科长，也是在这时接触了哲学，并用哲学与现实对话。1940年4月，他调至抗大四分校任教，进入比较系统的学术研究阶段。南京解放后，他出任合并后南京大学的军代表、党委书记、副校长，是南大哲学系的奠基人，全国著名哲学家。
1982年孙叔平在他写的《哲学学习琐谈》一书中，写了这样几个片断：“1925—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以后，我的政治方向定了，要做革命工作。但工作怎么个做法，我不知道。”“我们那时所做的事，大多是事与愿违。”“1937年抗战开始，翌年家乡沦陷了。理智告诉我：我该做我应该做的事。……这时候，和我一起碰过钉子的同志们都是30多岁的人，做起事来不再那么莽莽撞撞了。”“我们的工作虽然不免仍有失误，但已不是件件都事与愿违了。我们办成几件事。”“通过痛苦的失败与小小的成功，我们工作已经接触到哲学了。”从“痛苦的失败”到“小小的成功”，他是由哲学指引从失败走向成功的。他用哲学与现实对话，解决了怎样发动和组织农民，开展磅礴的抗日战争。
孙叔平在《抗日农民运动讲话》一开头便讲：“我们曾经写过一册民众运动工作纲要，主要的是在说明救国会应该做些什么，后来就压缩在农民救国会的纲领里了。现在由于工作的深入，做什么的问题已大致解决，怎样做的问题已经来到面前了。怎样做不是个技术问题。要懂得怎样做，就要懂得农村社会的本质，就要认清农村生活的动态和动向，就要知道如何去做主观的努力。这篇讲话就来解答这些问题。”他首先肯定农民有局限性：“历史上没有‘农民政权’、‘农民哲学’，只有‘地主政权’、‘地主哲学’，因为农民是不能用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新的社会制度代替旧的社会制度的阶级。他们只有三种出路，在封建制度依然存在的时代，是改朝换代的工具；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在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他们独立的道路是没有的。”他用这一论点，分析了沦陷后的农民。他说，日寇一来，农民原来的“靠山”没有了，仰仗主人已不能“保险”，仰仗官吏也不能安居，都“保护”不了他们了。他说，农民也未尝没有顺民思想，最初，也希望某些媚外投降分子来“保护”，但经过试验以后，农民就尝到了被“保护”的滋味，饱受奸淫烧杀之苦，身受日寇汉奸双重压榨。这时农民既怕日本人，也怕加入抗日团体，最后，两怕相较取其小，认为还是加入抗日团体打日本吧！这就是农民的心态。因此，他们就当了“抗日短工”，非“自动之作”，是缺乏积极性的。
怎么让农民从被动抗日转向积极抗日呢？这中间必须架起一道桥梁。桥梁在哪里？走绅士道路不行，走流氓道路也不行，他认为必须由革命的乡村知识分子充当此任。并着重指出：“离开革命的乡村知识分子，动员农民是不可能的。”他分析：“抗战把知识分子由都市赶回乡村，抗战把漂浮的知识分子卷入群众。”他称赞：“这些人在建立抗日部队，开展抗日民众运动上都起着先锋作用。”由于孙叔平敏锐地找到了组织民众抗战的船和桥的问题，萧县农民运动就蓬勃地开展起来。萧县农运搞得好，首先是乡村知识分子发动得好。仅两期去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受训的萧县知识分子就有200多人，他们先后大都参加了抗日工作；萧县师范毕业生、实小等校高年级学生、青年教师大多数都走向了抗日第一线，成为农民队伍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孙叔平把乡村知识分子作为抗日民主政府动员农民起来抗战的桥梁，提得这么早、这么响亮，提到如此高度，发挥如此大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举。1938年11月成立的县政委员会，在13名委员中有半数以上受过高等教育；1939年3月组建的萧县常备队，一共6个营，在28名营连以上的干部中，萧师出身的几近一半。
孙叔平在“讲话”中专门论述了开展乡村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他说：“乡村抗日统一战线是乡村两大阶级的平等合作，所以它的基础是自觉的，有组织的农民，它的上层是开明的进步的地主，而彻底的民主政治则是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由于历史原因，在新形势下，地主只讲统一和协调，抹杀对立和斗争，原始的农民意识，又是只讲对立和斗争，破坏统一和协调。“讲话”中就特别强调：“我们所讲的是斗争的协调，对立的统一，统一协调是主要的，对立和斗争是次要的，对立只是平等的合作，斗争只是矛盾的一致。对立只表现为拥护进步分子，孤立梗顽不化分子，斗争只表现为争取可变分子，打击反动的分子。我们应有最大的包容和一切抗日者合作，坚决反对宗派行帮的成见。但我们在抗日主张和办法上要有确定不移的阶级见地，坚决反对‘顺风打柳’。”
什么是“确定不移的阶级见地”？孙叔平在《萧县农民救国会工作纲领》中“改善生活”一节有两条规定:一条是发动农民，说服地主，实行灾区减租减息。这里提到的减租减息，对农民是发动，对地主是说服，体现了平等合作解决问题的原则。但是减租减息这一阶级见地是确定不移的，因为减租减息，增加长工工资，实行合理负担，都与农民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也是发动群众的最好方法。有人并不懂得土地在农民心目中的位置。彭雪枫在1940年11月写的《豫皖苏边工作报告大纲》中，把土地问题当作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他说：“土地苏北较集中，阶级分化明显，各地还可见到封建时代庄园制的残余，大地主在农村统治。皖北土地集中程度次之，豫东土地分散不集中，小农自耕农占主要地位，地主的剥削在经济上还较其他地区稍轻（佃、主平分或倒四六分很普遍）。”提倡不同的土地关系用不同的方法处理。
另一条是“拥护政府没收汉奸家产和土地，救济难民、贫民、军人家属，并充作抗日经费。”从这一条可以看出，当时对私有财产还是恪守不容侵犯的律条，没收只限于汉奸财产。这一方面把打汉奸的行动与农民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没收汉奸的财产用作救济难民、贫民、军人家属，并充作抗日经费；另一方面也警告地主中的动摇分子，千万不要当汉奸，当汉奸的就要没收财产。
动员农民抗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把抗日救国的道理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孙叔平在“讲话”中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我们越是能把从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而且已经成为农民的知识的一部分的东西加以发扬，我们越是能打动农民的心，越是能发动他们抗日。”什么是最能打动农民自己的知识呢？比如传说中的八月十五杀“鞑子”，就含有反抗民族压迫的意识。民众普遍骂秦桧，反映了一种仇恨汉奸卖国贼的意识。戚继光杀倭寇、郑成功驱荷复台、林则徐销毁鸦片等民族英雄的伟大爱国精神，更是激励老百姓分辨忠奸、奋起抗敌的政治意识。再比如农民对日寇和汉奸用烧香诅咒，对抗日烈士用烧香祭奠，这虽然带有“迷信”色彩，但都表现出农民的爱憎分明。
历史流传下来成为农民知识的部分，多半来源于戏剧舞台、说书场，或是老一代人讲的故事。为了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扩大宣传，改进宣传，萧县抗日民主政府除了组织老艺人演唱一些爱国主义戏曲外，还在部队中广泛组织宣传队，宣传队战时随部队上前线，平时唱歌、跳舞、写墙字、贴标语样样干，在召开群众大会时，他们用唱歌、民谣、快板等各种民间形式鼓舞人、教育人。演剧没有剧本就根据当地历史故事特别是抗日斗争故事自编自演。军民坚信“力量可以歌取之”，很多地方都是在抗日歌声指引下，出现“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夫上战场”的动人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