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四军领导人中，重视部队文化建设并身体力行的首推陈毅军长。他不仅创作了新四军军歌歌词，还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使不了解新四军的社会人士惊叹新四军中有能人，陈毅以词诗唱和团结争取了大批民主人士参加到抗日阵营中来，他创议办起了鲁艺华中分院，在物质条件十分困苦的情况下，为了在生活上更好地照顾文化人，让他们有个较安定的环境从事创作和交流，办起了文化村，使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文化工作搞得热气腾腾。
新中国成立后，陈毅担负军地领导工作，繁忙中他仍十分关心文化工作，尤其对反映革命战争题材的文艺作品的创作非常重视。如对《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红日》《海魂》《霓虹灯下的哨兵》等的创作和演出，他都有独特精湛的见解。
1956年夏天，陈毅利用在北戴河养病之机，特地把电影文学剧本《渡江侦察记》的作者沈默君找去，跟他谈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陈毅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呀！从高潮到低潮，又从低潮转到高潮，反反复复了多少次，多少孤儿寡妇的眼泪流成河，多少革命志士人头落地堆成山，这才换来了今天！可以说，我们的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党，我们所经历的斗争，是世界上最轰轰烈烈的斗争。作家们应当大量、大胆地去写。我们这些过来人，想写又没有时间。靠才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去写，他们却没有生活，困难更多。你们这些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同志应当写嘛。现在不写，再过十年二十年，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这段泣鬼神、惊天地的斗争历史，就要被我们子孙后代忘得干干净净！我们要给后代留下一笔精神财富。
沈默君坦率地说，自己对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知之极少，难以完成这个创作任务。陈毅点点头表示理解说，这样吧，我先给你讲讲，你再实地去采访采访。这下沈默君有信心了，创作激情也来了。此后，陈毅从当年7月18日至27日，每天上午给沈默君讲中央红军主力撤离苏区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过，让沈默君用录音机录下来。
陈毅首先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王明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是王明自编、自导、自演的历史大悲剧！他硬搬苏联那一套本本主义。搞革命是王麻子卖剪刀，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了，我们就服你。你把革命糟蹋了，我就不管你是王麻子还是别的什么麻子，就不听你的。对不起，还要批评你！王明上台，一下子给革命造成这么大的损失，红军战士、苏区老百姓死了多少？骂他王明几句有什么不可以。讲到这里，陈毅义愤难平，他大声疾呼道，共产党讲真理，不靠欺骗过日子！睁着眼晴看着革命受到那么大的损失，能不讲话吗？王明硬是看不清当时的革命形势，失败了还继续失败下去，最后失败得不可收拾，老本都输光了，还要说一贯正确，继续坚持错误，顽固不化！
中央红军主力决定战略转移，党中央决定陈毅留在中央苏区。他说，江西留下项英总负责，这也是不适当的。他根本不懂军事。中央红军主力被迫长征后，项英认为，主力红军出去一定打胜仗，很快就会打回来。他把留在中央苏区的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十多个独立团，集中起来搞军训，准备迎接主力红军打回来。我起草了一个文件，主张把红二十四师和地方部队改编成几十、上百支游击队，地委、县委书记就是指挥官、游击队长，打麻雀战，敌人能消灭一群麻雀，却不能消灭几十、上百群麻雀，中央苏区有二十多个县，一个县留下几百、上千武装，就能保存一两万武装。可项英迟迟不表态。敌人接连占领宁都、瑞金、于都、会昌，中央苏区各交通要道均被敌人控制，这时项英接到遵义会议后党中央连续发来的两次电报，明确要求“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地区进行游击战争”，“把得力干部分配到地方去，组织小游击队，有组织地进行分散活动”，项英这才接受我的意见，决定将部队分成几路向外突围。因为已有敌人的重兵包围，分散突围的除了张鼎丞、邓子恢这一路走得早损失较小，其余各路遭到很大损失。项英和我只带了不到三百人的武装，突围到粤赣边的油山地区，几乎弹尽粮绝，而周围的敌人有40个团的正规军。在这强敌压境的危难之时，我们从长久以来“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挫折中得到了教训，第一，不打硬仗，“赚钱就来，赔本不干”，不打战果小牺牲大的仗；第二，不打盲目的仗，“有把握就打，没把握就溜”，不轻率地打仗；第三，“有路不走，没路就走”，走不及就隐藏起来，即“躲”的办法；第四，打能扩大政治影响的仗，能发动群众的仗，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等等。在这些原则指导下，每次游击行动，都依靠基本地区，有条件地向新区发展，声东击西，里应外合，化装奇袭，夜间偷袭，隐蔽伏击，远程奔袭，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出奇制胜，四处打击敌人，打得敌人疲于奔命而丧其斗志，红军游击队则处于主动地位而获得壮大。由于红军游击队接连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苏区人民相信革命红旗没有倒下，民心士气重新又鼓舞起来。
陈毅说，兵民是胜利之本。因为红军游击队深深扎根在人民群众之中，尽管是在强大的敌人围剿下，仍能够不断出击，杀伤敌人，而自己又能保存实力，不断发展壮大。我党在创建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在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苏区以贫苦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获得了土地和翻身解放，同红军游击队结成了生死相依的血肉情缘。当苏区被敌人占领，民众刚刚获得的权益又全部丧失，他们真切地感到党和红军才真正是自己的大救星。所以红军游击队处在生死存亡的危难之时，苏区民众不惜舍生忘死，给红军游击队以最坚定的支持。红军游击队没有巩固的后方，部队得不到休整，给养得不到补充，而且流动性很大，几乎整天在行动，终日在战斗，天寒地冻，饥饿与疲劳，无情地袭击着每个指战员。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采取各种办法，从各方面帮助红军游击队。例如，有的借上山砍柴机会，穿两件衣服上山，留下一件在山上；有的妇女借着走亲戚，秘密将情报、食物送到山上接头处；许多群众将配给自己的口粮和食盐，你一把、我一盅地凑在一起，晚上用绳子吊到据点圈子外面送出来；群众下田劳动，将饭带到田边，吃一半留一半，塞进草丛或岩石底下，留给红军游击队；收割谷子时，又将一部分谷子不挑回家，这个岩洞藏一袋，那个草丛藏一把，把粮食留给红军游击队。当红军游击队遭敌人包围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口，老大爷、老大娘自发地前去认领“儿子”、“女婿”，年轻妇女去认领“丈夫”,把红军游击队从敌人虎口中救出，有人甚至因此被敌人惨杀。妇女还用自己乳汁挽救生命垂危的重伤员。有一次，我在梅山被敌人围困在一个岩洞里20多天，断粮断水，在衣襟上写下绝笔《梅岭三章》，幸亏一个叫张千妹的妇女，她冒着生命危险，绕开敌人，黑夜上山给我送吃的、送草药、送情报，我才得以生还。“军民一家亲”这可是古今中外罕见的呀！敌人千方百计破坏红军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有时伪装成红军游击队，半夜三更去敲群众家门，等群众开了门，就以“通匪”罪名抓去吊打，逼问红军游击队的下落；有时穿便衣装成打猎的、烧炭的、砍柴的，窜到山里听响声、看烟火、跟脚印，企图找到红军游击队消灭之；有时强迫群众带路，去清剿红军游击队……国民党军的种种阴谋手段，最终被人民群众一一识破而挫败了。敌人还利用叛徒来破坏、袭击游击队。如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叛变后，亲自带领敌人别动队，搜捕红军游击队领导机关。中共湘赣边省委书记陈洪时叛变后，敌人给他个“招募专员”，他就企图拉拢那些意志薄弱者一同叛变。中共皖湘赣地区特委书记王弼叛变后，也带着敌人来清剿游击队。这些叛徒因为对游击队的活动规律及战术都很了解，所以危害很大。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红军游击队同叛徒的斗争取得了胜利。
陈毅说，红军游击队最感苦恼的，并不是生活上难以忍受的艰苦和敌人的残酷围剿，而是和党中央的联系中断了。红军长征到了哪里？党中央现在哪里？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在哪里？这种艰苦的生活、残酷的斗争还要坚持多久？革命形势发展到底会如何？党的现阶段方针政策是什么？今后应该怎么办？这些问题，使大家感到困惑。由于交通被断绝，中央文件和上级指示无法传递，连国民党的报刊也很难弄到。我发过很多信，希望通过各种渠道和中央取得联系。为此，还曾几乎酿成大祸。叛徒陈海以传达中央指示为名，骗我下山接头，幸好我警惕性高，机警地离开现场，才安全脱险归来。
讲到这里，陈毅深沉地说，搞革命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革命就要遭受损失。今天，革命胜利了，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大意，千万要提高警惕！像王明那样的人，闭着眼讲马列主义，睁着眼不看实际，卖狗皮膏药的骗子、败家子，还可能会出现的。再不能让他们把我们无数先烈用头颅、鲜血换来的家当败光，历史悲剧不能重演。
陈毅的战梦重温，给沈默君提供了大量气壮山河的英雄事迹，它具体、生动、形象，它本身就是一团火，一篇20世纪无产阶级的正气歌。他讲述这些的时候，激情满怀，有时轻言慢语，有时声洪如雷，有时饱含热泪，有时五内沸腾，一下把沈默君带进了血雨腥风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陈毅就是想让沈默君能把这场斗争搬上荧屏。只可惜，后来沈默君受到反右派斗争的冲击，陈毅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实属遗憾。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发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伟大号召，号召作家创作出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原创作品，我们热切盼望文艺工作者能创作一部反映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题材的电影，以实现陈毅元帅生前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