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上胡不法先王之法？（1）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2）而法。凡先王之法，有要于时（3）也。故释（4）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5）。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已亦人也。故察已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6）
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7），今为殇子（8）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9）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10）。”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感乎？以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有过于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以此任物（11），亦必悖矣。
注释
（1）上：国君。胡：为什么。前“法”：效法。后“法”：法令。（2）不可得：不可能。（3）要于时：切合时代的需要。（4）释：放弃。（5）所以为法：用来制定法令的依据。（6）“以益所见”二句：是说以其所见推知所不见。（7）寿民：长寿的人。（8）殇子：未成年而死的孩子。（9）契：刻。（10）所从坠：从这里坠落。（11）任物：对待事物。
解析
本文节选自《吕氏春秋·察今》，“察今”的意思是制定法令制度必须考察当今的实际情况。节选的大意是：国君为什么不效法古代帝王的法令制度呢？不是它不好，而是因为后人无从效法它。凡是先王的法令制度，是适应当时的需要的。因此要抛弃先王现成的法令制度，而效法他制定法令制度的根据。那就是从人出发，明察自己就可以推知别人，明察现在就可推知古代。明白事理的人，可贵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根据近的推知远的，根据现在的推知古代的，根据看到的推知未见到的。
所以说治理国家没有法令制度就会混乱，死守古老的法令制度而不改变就会行不通，混乱和不合时宜都不能治理好国家。社会不同了，时代改变了，改变法令制度是应该的。比如好的医生，病症千变万化，下药也要千变万化。病症变了而药不变，本来可以长寿的人，现在也变成短命鬼了。所以做事情一定要根据法令制度来进行，修订法令制度要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楚国有个渡江的人，他的宝剑从船上掉到水里，就急忙用刀在船上刻个记号，说：“这里是宝剑掉下去的地方。”船停了，他就从刻着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打捞宝剑。船已经走了，但剑没有动，这样寻找宝剑，不也是很糊涂吗？用旧的法令制度治理他的国家，正和这个故事相同。时代已经变了，而法令制度不变，用这种方法治理国家，岂不太难了吗？有个从江边上走过的人，看见一个人正拉着婴儿想把他投到江里去，婴儿啼哭起来。旁人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这孩子的父亲很会游泳。”尽管孩子的父亲很会游泳，那孩子难道就一定也很会游泳吗？用这种方法处理事情，也必然是荒谬的。
感言
《吕氏春秋》系战国时期的秦相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而成，该书博采先秦诸子各派学说，目的是为秦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思想武器。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界，人们往往崇尚效法先王制度。出自本文的“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后来演变为成语“察今知古”。为了使论点更加明确和形象，文章还用了“刻舟求剑”等寓言故事，指出不知审时度势、固守旧法的迂腐愚昧，从而深化了顺应时势、法与时变的论题。
值得注意的是，吕不韦所说的“法”，是指人治社会中的先王之法，这里的“法”是维护阶级统治的工具。我们今天强调“依法治国”，是指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当下中国的国家立法权由人民有组织地行使，其中的组织和领导则离不开党。人民制定出来的法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超越法律之外、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与“先王之法”有本质区别。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讲话中强调“法外无权”：“各级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力，任何人行使权力都必须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并自觉接受人民监督”。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我国“人治”的历史惯性过于强大，即便在今天，也有少数行政机关在国家管理活动中以行政长官的意志为转移，行政效率低下，进而影响政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某些具有特权思想的官老爷，甚至随意制定一些假公济私、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条条款款”，美其名曰“依法治国”，其实质是将个人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是历史的倒退，这种想方设“法”驯服百姓的思想，与当今提倡的法治社会背道而驰。如果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能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必然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虽然“先王之法”已成为历史的糟粕，但《察今》中的一些观点对今人还是有很大启发的。当下社会高度进步，一个又一个发展契机摆在我们面前，如何才能保证经济、政治、文化快速发展，如何才能维护社会稳定，这就要依靠法律的作用。国家及社会的有序运行离不开法制的维护，而制定法令制度，必须考虑到当今社会的发展情况。吕不韦提出“释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反对泥古不化和墨守成法，强调变化和调查，这些具有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因素，在今天看来同样是积极进步的。联系当下实际，这一点对我们的启发是，依法治国需要与与时俱进结合起来。
在当下中国经济转轨、体制转型时期，法制建设日益完善，一些法律条文已经不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需要予以修改补充，加以完善，而以往未制定的但符合人民发展需求的法律制定被提上日程。例如，1997年新《刑法》生效后，短短14年时间，中国已对其进行了八次修正。“醉驾入刑”“猥亵定罪”“减少死刑”等成为第九次刑法修正案中引人关注的焦点。这些修正案既与时俱进，又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再如，将于2017年10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中，很多条文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人文关怀，一个人从胎儿、老人甚至到逝者，权利都得到了关怀和保护。这部法律的诞生在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体现了以人为本、平等以及契约精神，也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将会对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产生积极的重大的影响。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我们党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不拘泥于旧法，不断建立健全法律制度，既继承了古代先贤的智慧，又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坚实的法治基石正在奠定，这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大成就，也是我们继续前进的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