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周恩来总理生前秘书、武警指挥学院原副院长纪东少将应周恩来纪念地管理局邀请，来馆作“学习周恩来总理，以清正家风带动政风浸润党风”主题报告。纪东在1968年8月由中央警卫团调任周恩来总理秘书直至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纪东以自己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八年的所见所闻，讲述了周总理对长辈孝、对妻子爱、对晚辈严的故事。纪东说，谈周恩来的家风，实际上是谈周恩来的家国情怀。周恩来从来就是把家和国联系在一起，把优良的家风用于党风建设，用于治国理政。
周恩来生前秘书纪东在周恩来纪念馆作报告。
孝长辈
纪东说自己亲耳听到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这些人不在了，还修什么坟，留什么骨灰，撒掉就完了，还保留做什么？还占什么地？”周总理逝世后，骨灰撒到四个地方：北京、密云水库、海河入海口、黄河入海口的上空。总理历来主张移风易俗，是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周家祖茔地位于淮安市淮安区淮城东郊的闸口村，是周恩来的曾祖父周樵水当年迁居淮安时买下的。周家在淮安没有田地，除了驸马巷的房屋（也就是周恩来的诞生地——周恩来故居）外，只有这不足一亩的坟地，这里安葬着周恩来祖父母、嗣父母、生母等13位亲属的遗骨。1941年周恩来曾表示希望抗战胜利后，能到母亲的坟前祭扫，还对记者说：“38年了，我没有回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恩情未报。”1950年周恩来又深情地回忆：“1946年我在南京，南京离淮安只有300余华里，我很想回淮安老家看看，因为淮安还有我两个母亲的坟……”
实际上，周总理不仅在1965年平掉了淮安老家的祖坟，还在1958年平掉了重庆的两位老人(父亲周贻能、岳母杨振德）坟墓，60年代平掉了绍兴的祖坟（1939年周恩来曾回祖籍绍兴认祖归宗、祭祖扫坟）。周总理平掉的是三处祖坟，却在全国人民心中树立了永恒的丰碑。
当今我们有些人，对长辈生前不管不问不赡养，长辈去世后则大操大办，修豪华坟墓，这实际上是做给别人看的。周总理对长辈的孝，不是停留在保留祖坟的形式上，而是发之内心。
1972年4月10日，从广州回北京的飞机上，周恩来与随行人员合影。总理身后站立者为纪东。
爱家人
进西花厅前，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与纪东谈话时交待，叫周恩来就叫总理，不要叫首长；叫邓颖超称大姐。有次在总理办公室，总理对纪东说：“你把小超叫来。”纪东一下子愣了，就问了一句：“小超谁啊？”总理没有回答。纪东出来之后问警卫高振普，才知道“小超”就是大姐。“小超”是总理对大姐的爱称，叫了一生。总理逝世后，邓颖超送的花圈落款就是“小超”。
谈到周总理和邓颖超的爱情，纪东说，总理开始选择的是张若名。大姐就跟我们讲过：“张若名比我长得漂亮。”五四运动中，张若名与周恩来、邓颖超都是觉悟社成员，张若名的代号为“衫六”，周恩来代号为“伍豪”，邓颖超代号为“逸豪”。1920年11月，张若名与周恩来等一起从上海赴法勤工俭学，1930年成为中国第一位在法国获得女博士的人。
周恩来1949年11月住进西花厅，一直到1974年6月病重住院，在西花厅生活了25年。周恩来曾表示，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务院大楼。总理身边工作人员趁他和邓颖超不在北京期间维修了西花厅，为此，他对有关人员严肃批评，并三次在国务院会议上作自我批评。
总理的家，也是工作人员的家。在1975年3月前，纪东在北京没有家，就住在西花厅。纪东说，赵茂峰、赵炜的女儿就是在西花厅长大的。大姐关心这个家里每一个人，包括工作、思想和家庭。大姐曾经对西花厅工作人员谈到孩子的教育问题，说：“要求太急，对孩子恨铁不成钢，效果恰恰相反。学习不好是因为没有兴趣，要先培养学习兴趣。”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很多孩子都到过西花厅，见到总理和大姐。2008年，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的长子童丹宁主编的《西花厅孩子们的怀念》，就收集了45个人的文章。
1972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一次全国计划生育工作会议后，周总理与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等人闲聊。总理突然问：“你们知道吗？我也有个亲生的儿子！”大家都愣住了，总理接着说，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在广州正要临产的大姐到处躲藏，最后躲进了一家私人医院。因为难产，医生只好用手术钳夹着婴儿头往外拉，因为用力太大，孩子头部受到严重损伤，没有存活。大姐这次难产后，又因颠沛流离，身体受到严重损害，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纪东说，新中国成立后，总理多次在政治经济待遇上严格要求大姐，大姐都毫无怨言。尤其是1974年筹备四届人大时，毛主席批准大姐当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总理硬是给压了下来。
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就说：“只要我当一天总理，小超就不能到政府里任职！”周恩来的秘书刘昂曾经回忆：1955年实行工资制，蔡畅定了4级，邓大姐至少应是5级吧，但总理给大姐定了个6级。周恩来出国访问从来不带邓颖超。
纪东说，总理与大姐就像传说中的两个泥人打碎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爱得真挚。那个“八互”（1950年，邓颖超在送给身边工作人员结婚礼物的一块红绸布上写下的“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是他们感情的总结。
严晚辈
紫光阁武成殿后面有个乾隆皇帝立的碑，碑文提醒“我后世子孙，庶咸知满洲旧制，敬谨遵循，学习骑射，娴熟国语，敦崇淳朴，屏去浮华，毋或稍有怠惰。”意思是骑着马打下江山，仍然要保持奋斗精神，不能整天提笼架鸟，否则就会亡国。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称此碑为“下马必亡”碑，并多次用此碑教育青年。文革开始后，此碑被造反派破“四旧”弄出去了。总理下令找，终于被找到并立回原处。
2016年去世的吴庆彤，1952年起先后任国务院秘书厅秘书室主任、国务院值班室主任，他在所著的《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一书中也提及此事——周总理在会议上说：乾隆谕旨碑上有句话叫“下马必亡”。这是乾隆教育他的后代，不要贪图享乐，不要忘记战备。我们共产党人也要警惕和防止产生这类问题。周总理责成我查找石碑和石狮子的下落。在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帮助下，费了很大的劲，终于把石碑、石狮子找回来，并请人将损坏的地方修补后，放置原位。
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1944年就病逝了，解放后，二弟媳王兰芳和儿子周荣庆住在河南焦作。在长达20年时间里，周恩来邓颖超每个月都寄给她几十元生活费。王兰芳患有哮喘病，到北京看病时，都是邓颖超替她承担全部费用。
纪东也提及那个广为人知的周恩来让侄儿周秉和、侄女周秉建脱下军装的故事。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永胜知道周总理的意见，但一直拖着不办。有次在人民大会堂，总理对黄永胜说，你们赶快下命令，把两个孩子从部队退回去。你们再不办，我就要打电话给军区领导，直接下命令了。黄永胜只好说马上办，马上办。总理还把保健医生卞志强叫到跟前，因为总理不知从哪儿听到卞志强的儿子也“走后门”入了伍。为此，西花厅支部专门为“走后门”开了支部会。总理有次还把侄女周秉建叫到家里，在她思想不通的情况下叫了一声“同志”。大姐就说：“秉建，你赶快表态，总理已经叫你同志了。你再不表态，总理就要下命令了。”纪东说，总理对晚辈的严，就是爱。
1970年12月，周总理的专职司机杨金明的女儿杨毓光也参了军,在领到军服回家的第二天，被父亲要求退伍。杨金明告诉女儿，“总理批评了我们，认为你们当兵是在走后门，影响不好，所以必须制止。”
周恩来的三弟周恩寿家有秉德、秉钧、秉宜、秉华、秉和、秉建等六个子女。这六个人在合写的《亲情西花厅——我们心中的伯父伯母》书中深情地说：“伯伯每月给我们家的经济补助占到了他工资的三分之一、二分之一。”
纪东认为周总理的家风渊源体现为三个字：诚、俭、忍。尤其是文革中，周恩来忍常人所不能忍，忍辱负重。1975年12月31日中午12点，是总理与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对他们（包括钱嘉东、赵茂峰）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累了”。说到这里，纪东忍不住留下眼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