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统战很成功
希伯在苏北仅活动了几个月，时间虽很短促，但却很有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希伯调查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出多篇文章，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到新四军和苏北人民的斗争情况，就他自身而言，也受益匪浅。他投身苏北抗日斗争的实践以及他对实践的思考与研究，使他加深了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认识，加深了对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解，他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希伯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在中国活动多年时间，可算得上是一位资深的“中国通”。但作为一名外国共产党人，他不可能像中国革命者那样对中国革命问题有透彻的理解和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与现状与欧洲一些国家不同，中国的抗日战争又与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性质不同。中国共产党人总是坚持从实际出发，不断修订出符合中国国情、时局发展特点的路线、政策和策略，以指引革命走向胜利。以前的希伯，由于受早期共产国际和中共党内“左”倾思潮的影响，在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曾经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持过怀疑态度。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中国人民一致动员起来，实行全面抗战。7月15日，中共中央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宣言。9月，蒋介石公布了国共两党合作宣言，这标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但是，当时处于上海租界区的希伯，却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深为忧虑。由于1927年他亲眼目睹过蒋介石叛变革命、屠杀共产党人的事实，国共抗日合作后，国统区的许多报刊大肆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政府、一个军队”，希伯一度怀疑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丧失了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他在一封公开发表的信中写道：“在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政策下，中国共产党已经放弃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已经真正承认了国民党是革命的领导。”“统一战线是资产阶级的概念，共产党根本无法从中获得领导权。”
汉斯·希伯墓雕像
由于希伯对抗战初期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对象、动力和革命特点缺少深切的了解和正确的认识，因而对抗战初期刚建立的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度持否定的态度。
1938年春，希伯到达武汉，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希伯北上延安，见到了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毛泽东感谢希伯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及十多年中为中国革命所做的贡献，欢迎希伯到共产党所掌控的陕北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与考察，将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的情况如实地向世界作报道。希伯向毛泽东谈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对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谈到了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关问题。毛泽东希望希伯多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加深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的理解，多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革命问题。
1941年夏，希伯到达苏北时，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已持充分肯定态度了。他通过与皖南新四军和上海地下党的接触，特别是苏北根据地之行，从内心里感觉到毛泽东当年对他的帮助是正确的。
1941年7月，希伯在《世界大战在现阶段的性质》一文中写道：“让我们现在检讨一下，现在国际运动各种形式的特点。例如，中国所进行的革命战争是抗日的各阶层、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与抗战密切联系的特别是为了能动员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参战，就必须要实现民主，实行改善工农劳苦大众的生活——通过这些来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中国人民在这一革命斗争中最中心的目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希伯在另一篇文章里写道：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统一战线很成功，它“具有伟大的气魄”，“中国共产党四年来的抗战也证明了一个伟大的历史教训：爱护统一战线，发展统一战线，就能将革命引向胜利的道路。在中国统一战线坚强时，帝国主义就束手无策，唯有中国统一战线被破坏时，帝国主义就大起胆进攻和压制中国。倘使中国没有新四军、八路军以及共产党为坚持统一战线的斗争，中国就不可能有抗战，就不可能有中国光荣的独立运动史。希伯得出结论说：“坚持统一战线的斗争，这个教训是教训了每一个国家的革命运动。”希伯的这些观点贯穿在1941年所写的文章和著作中，对世界人民加深认识中国抗战起到了一定影响。
希伯参与中国革命实践，善于理论思考，勇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改变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糊认识，并在行动上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对于一个投身中国革命的外国共产党人来说，确实难能可贵。
热血融注大青山
希伯在新四军驻地生活的三个多月时间中，进行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和理论研究，撰写了许多充满战斗性的通讯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问题的时论文章和专著。考虑到《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书才写出新四军部分，希伯决定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去采访，然后再赴延安。陈毅告诉希伯，山东敌后比苏北地区更加艰苦，斗争更为残酷，那是日本侵略军的重点活动地区之一，劝他暂时不要北上。希伯回答说：“正因为这样，我更要去那里!那里从来没有外国记者去过，许多问题我到那里才能找到答案。”
1941年9月，在新四军一支小分队的保护下，希伯告别了新四军领导人，奔赴驻于山东南部山区的八路军山东军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师部。秋迪也要去山东，希伯劝阻她说：“你必须回到上海，我写的文章必须有人从上海租界转发美国和英国。”9月中旬，秋迪也离开了苏北，但不久后太平洋战争爆发，秋迪被日军扣押，与新四军失去联络。直至抗战胜利后，重新获得自由的秋迪才回到欧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向往新中国，眷念着曾经生活和战斗过的中华大地，很快地，她又来到中国，长期居住北京，从事外文翻译工作，向世界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希伯抵达一一五师师部驻地后，很快面临一场日军残酷的大扫荡。八路军反扫荡战斗不断，部队每天都要翻山越岭，有时一夜行军100多里路，常常吃不上饭，喝不上水。血与火的斗争使希伯变得更加坚强。他很快适应了游击战的流动生活，学会了利用地形地物，熟悉了行军规则和夜间联络的暗号。在战场上，他一天也没有停止过观察、记录和写作。斗争一天比一天残酷，八路军一一五师首长多次动员希伯转移到安全的后方去，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希伯说：“我是为了解山东敌后抗日情况而来的，危险算得了什么!我要和八路军同志一起战斗!”
1941年11月30日，希伯跟随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个连队活动，在大青山和日本军队遭遇了。日军是一个混成旅，而八路军只有一个特务连，且大部为机关工作人员。在兵力极端悬殊的情况之下，为了掩护机关转移，战士们同敌人展开了决死的战斗，希伯与机关的同志一起投入战斗。希伯所在山岗受到了敌人火力的猛烈射击。就在这次战斗中，希伯牺牲了，时年44岁。
战斗结束后，八路军部队将希伯安葬在大青山下。八路军一一五师为希伯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后在赣榆县抗日山烈士陵园建立了一座“希伯同志永垂不朽”的锥形石碑以纪念希伯。
1963年10月，希伯的遗骨从大青山下迁到山东省临沂地区烈士陵园。墓碑上镌刻着一段朴实无华的文字：“希伯同志，德国人，共产党员，太平洋学会记者，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