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大年初一上午9时，一辆乳白色的中型面包车驶进中南海，车上坐着瞿秋白烈士的女儿瞿独伊、蔡和森烈士的女儿蔡妮与儿子蔡博、罗亦农烈士的儿子罗西北等九位烈士子女。
面包车停在陈云的住所前，陈云笑容满面地迎了出来，亲切地招呼大家在沙发上坐下。他说：“中国有句老话，每逢佳节倍思亲。你们的父亲就是我们党的亲人，是我们民族的亲人，今天把你们请来，共度春节。”
紧挨着陈云坐的是瞿秋白烈士的独生女儿独伊。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陈云为了掩护瞿秋白和他的夫人杨之华，曾冒着生命危险去鲁迅的住所接他们。
陈云望着独伊清瘦的脸颊，关切地问：“你62岁了吧？”
“是的，伯伯还记得那么清楚。”
“你母亲哪一年去世的？”
“1973年10月。她是受‘四人帮’迫害死的。”独伊说完，陈云的眼圈红了。
瞿秋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奠基者之一。今天，从发黄的历史像册上，人们已难以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我们从瞿秋白女儿独伊的讲述中，依稀找回了一个真实亲切的瞿秋白……
“父亲是走出破落旧家庭的叛逆者”
长汀，闽西的一座古城。中国共产党的一代豪杰瞿秋白，在长汀走完了他36岁生命的最后时刻。
瞿秋白牺牲的那年，独伊才14岁。“父亲牺牲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父亲。”
瞿秋白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在故乡生活了整整18年。他幼时靠叔祖和伯父的官俸过了几年“少爷生活”，少年时代就在诗词、绘画、篆刻、书法等方面显出非凡的天资。
1915年夏，离中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瞿秋白却在无奈中辍学了。不料，更加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1916年春节刚过，他的母亲突然自杀了！
母亲去世时，家里最小的孩子才三岁，没有家产又没有工作的父亲怎能抚养六个孩子？无奈，父亲把一个个孩子安排在亲人家里生活和受教育，把那个自幼迟钝、有神经病现象的儿子带在身边。
1925年，瞿秋白与女儿瞿独伊（前右）及茅盾女儿在一起
1920年瞿秋白赴俄之前，孤处异乡的父亲在济南一位好友家做家庭教师，他专程去拜别父亲。父子同榻，谈了整整半宿。父亲对儿子远行赴俄非常支持，并且寄予深切的希望。瞿秋白将父亲的话郑重记入其著作《饿乡纪程》，可见他是深有感受而铭记于心的。
“祖母的性情才德和在文化知识、文学情趣上对我父亲的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父亲接受和发扬了。和祖父的影响相汇合，为父亲形成良好气质打下受用终生的底子。”独伊今天谈起这些传奇的家世与家史，感慨万千。呷了几口茶水后，她不免轻声感叹：“家庭破灭后，凄惨的现实逼得父亲趋向脱离旧环境，寻求新价值、新出路。也就更容易接受新潮的思想，背逆原阶级。”
“母亲至死也深切怀念着父亲”
瞿秋白一生有两次爱情相伴随。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一位聪慧、有很高天资的时代女性。1923年8月，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了。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喜爱文学，使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七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去世。后来，一位叫杨之华的女性走进他的世界……
杨之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才貌出众，喜欢诗词、音乐。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引诱，堕落了。这时，杨之华已生下一个女儿，杨之华给她取名“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她心中的怨愤之情。
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并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报考上海大学，被录取在社会学系。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主任，他风度优雅、学识渊博、口才雄辩。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杨之华学习很努力，并且热心参加社会活动。当时她还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担任部分工作，与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向警予在一起。为人正直、纯朴的杨之华，给向警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向警予向上海大学党支部书记瞿秋白推荐杨之华。后来瞿秋白成了她的入党介绍人。
1983年2月13日，陈云在北京会见革命烈士子女
渐渐地，瞿秋白对杨之华有了爱慕之情。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来到萧山杨家。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他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谁知沈剑龙和瞿秋白一见如故，沈剑龙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内心又充满了矛盾。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谈，最后瞿秋白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谈判结果，是在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瞿、杨在上海举行了结婚仪式，沈剑龙还亲临祝贺。
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亲手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七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的信物，一直伴随着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杨之华历任全国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全国总工会党组成员、女工部长，八届中央监察委员、候补常委。上世纪50年代初，杨之华费尽千辛万苦，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1955年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总理亲笔题写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铭。
“文革”中，瞿秋白墓被砸，杨之华亦被“监护”（等于坐牢）了六年。1973年10月20日与世长辞！独伊说：“尽管母亲是愤然离世的，但她至死也深切怀念着父亲！”
“天伦之乐的时光让我记恋终生”
瞿秋白和杨之华婚后生活十分美满。但在幸福之中，杨之华总感到心里少了什么似的——她的女儿独伊不在身边。
在瞿秋白的支持下，1925年春天，杨之华来到浙江乡下的沈家接女儿。然而，沈家不许她和独伊见面。瞿秋白比谁都更理解妻子的心情，他给妻子讲安娜·卡列尼娜的故事，他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很相像，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得到幸福，独伊一定能回到你的身边，我一定会比亲生父亲更加爱护她，教育她健康成长。”
后来，独伊被外婆从沈家“偷”出，来到了杨之华与瞿秋白的身边，她才有了一份健全的母爱与父爱。
瞿独伊回忆起母亲当年讲述的往事，自己又沉醉在独享天伦之乐的时光。“母亲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
说到自己的生父，独伊说：“我对生父没有一点印象，也没有一张他的照片。妈妈很少对我讲起他，我也一般不过问这些。”她在晚年也没有去找生父的其他后人。
1928年4月，瞿秋白同周恩来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独伊也秘密来到莫斯科。
到苏联后，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幼儿园，瞿独伊便被送到了一家孤儿院。在这里呆了三四个月，后来住进了国际儿童院。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儿童院时的一件事。那次，爸爸和妈妈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起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了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独伊说：“每当回想起来，都使我受到鼓舞，感到很温馨。”
“好爸爸好妈妈是我一辈子的榜样”
在苏联，瞿秋白常和杨之华一起带独伊去俄籍友人鲍罗廷家做客，让女儿称鲍罗延夫妇为“爷爷”和“奶奶”。1930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杨之华也一同回国，年仅九岁的独伊一个人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
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正和一批儿童院的孩子们在乌克兰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参观。忽然，我见几个同学围观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时看着我，然后传给其他同学看，唯独不给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非争着要看不可，于是一把抢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
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瞿独伊结束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于1941年随母回国，不料到新疆时被军阀盛世才逮捕。由于久居苏联，她的中文很差，在狱中她补习起了中文，同时还当上了俄文老师，并在这期间收获了爱情，与李何结了婚。“在新疆坐牢的日子是很苦的，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破庙里，馒头是被有意掺了沙子的，每天两餐清水白菜汤。”抗战胜利后，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在新疆的被捕人员方获得自由。
“当时被关押在那里有150人，除了我们这些苏联回来的，还有八路军办事处来新疆的一些工作人员等。我们呆了四年，出狱时只有130人，好些不是病死了，就是牺牲了，或者叛变了。”出狱后，瞿独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6月10日，从新疆监狱里释放出的人员分乘10辆大卡车，于7月10日抵达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不久，独伊和李何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
开国大典举行时，瞿独伊为苏联文化友好代表团团长法捷耶夫一行当翻译。她在这期间的出色表现，引起了廖承志的注意，后来他推荐瞿独伊到广播台当播音员。不久，独伊又和丈夫李何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1957年独伊回国，改行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78年，独伊才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至1982年离休。晚年，独伊多次访问莫斯科，追寻早年在那里曾留给她的青春和梦境。
瞿独伊说：“我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说，“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谈及父亲英勇就义时，她老泪纵横：“‘文革’时，‘四人帮’为了篡改党史，抓住毛主席1962年曾对《多余的话》说过的几句个人意见，便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文革”后，独伊在众多前辈的鼓励下向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大量材料有力地推翻了“四人帮”强加给瞿秋白的一切不实之词！独伊感叹：“今天，父亲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如今，独伊已是90岁的老人了。离休后，她参与编过《忆秋白》《回忆杨之华》等书。现在，爱运动的老人每周游泳两次，每次300米，每天坚持做健身操、散步，并乐于参加中直机关的交谊舞比赛等，曾获过北京市中老年交谊舞大赛一等奖，在老年模特表演上也得过个人第一名。
老人很开朗、健谈，不知不觉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告别时，瞿独伊在笔者的留言本上录下瞿秋白的词句“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且用俄文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