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昆明市
时间：2016年5月16日
寻访：新四军老战士张正
昨天飞抵昆明，今天寻访第二位老兵：张正。
云南省八路军新四军研究会，以“抢史”为己任，在西南边陲探矿似的寻访新四军老兵。我坐的航班，是中午到达昆明的，会长姜琳、办公室主任高晔，下午就在下马村北教场的军队干休所等候我了。在这个干休所，新四军五师老兵黄福林接受了视频采访，两年前，铁军杂志社记者束华静采访过他，这位老兵以亲身经历创作出版了小说《烽火满中原》。访毕，姜琳和黄福林女儿黄晓春执意找一家米线店，她们说，“来了云南，还是要尝尝正宗米线”。席间，姜琳告之，“明天我们副会长闫庆江陪你，去采访张正，张正是昆明的老副市长，江苏人。”
今天早上，闫庆江来电话，说他骑车前往，我们约在张正的家碰头。
一进老人家门，身材瘦高的张正，一下就流露出江苏南通的口音。听说我从南京赶去的，他喜形于色，“哈哈，来看老乡了”。访谈，选择在他空间不大的书房。
张正，1927年生，老家位于南通的郊区。祖辈农民，父亲做过小贩，差点死于日军飞机的轰炸。张正是靠钓鱼卖钱积攒学费，读完初小。1941年，有位远房亲戚来到张正的家，对张正父母说，务农没田种，做工没厂进，经商没资本，建议张正当兵去。第二年，张正约了堂兄去找新四军，找了三天，干粮吃完，零钱花完，还是没有找到。回到家，父母说，你年纪小，过两年参军也不晚。1945年过完春节，父亲把张正送到区里，请求参加新四军。他由交通员护送，绕道通过封锁线，抵达苏中行署。与他同时到达的还有一批敌占区来的知识青年。分区和行署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把他们分到了华中局和新四军双重领导的华中印钞厂。
张正本以为扛枪抗击日军，没想到进了新四军工厂。领导说，印钞厂是新四军系统非作战单位，在印钞厂就是金融战线的战士。张正服从组织分配，在印钞厂当材料员。材料科每天进出的材料约有一二十吨，都是从水路运来的，先从船上卸下来搬进仓库，再发送到各个车间，全靠扁担绳索。运输、存储、装卸、搬运、收发、记账，啥都要干。张正干活十分卖力，喜好政治学习，经常写读书笔记，他睡在仓库，有电灯，就用废弃的包装箱做成简易写字桌，写字学习。第一次拿到津贴，他买了本四角号码字典，遇到生字查字典。厂里一位叫李萍的股长，关心张正，1945年7月，他介绍张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月之后，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传来，印钞厂全厂沸腾了。欢庆的当日，工厂午餐特地加菜，一下子摆了4个冷菜4个热菜：油炸花生米、五香兰花豆、高邮咸鸭蛋、凉拌粉皮、红烧鲫鱼、三鲜锅巴等，张正至今没忘记。
第二年，内战爆发。上级决定，印钞厂要撤离苏北迁至山东。搬迁撤离分水路、陆路两条线，张正分在陆路运输线。物资用牛车、马车和独轮车接运，每天只能行走三四十华里路，吃饭，饥一顿、饱一顿。时值冬季，数月之后到达鲁南。进入了山东，原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华中银行改为北海银行。张正从印钞一厂调到印钞二厂任材料股长，工厂利用破庙，又加盖了简易房，赶印出了一批北海银行的钞票。解放战争打运动战，1947年间，张正所在的印钞厂7次转移，5次恢复生产。平均在一个地方上待不到两个月，一直处于紧急撤离、紧急恢复生产状态。
1949年夏季，渡江战役后不久，第二野战军受命解放大西南。出征前，刘伯承、邓小平决定从中央和老区选调一批新闻、邮电、财经、公安等战线的干部，同时招收上海、南京的大中学生、青年职工，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当时，北海印钞厂是指定抽调干部支援西南的单位之一，工厂采用公开动员、自愿报名、组织审查的方式，选拔南下干部。张正此时已有恋爱对象，女朋友施先是一个厂的，两人商量一起报了名。这一年9月20日，邓小平在西南服务团干部动员会上说，进军西南是八千里路的“小长征”。10月5日，是西南服务团出发的日子，第一站是汉口，乘坐闷罐车厢，没有供水系统和卫生设施。中旬就到了长沙，又移师湘潭休整。11月上旬，从湘潭向贵州进军。湘西的山区，山高坡陡，林茂水深。长途跋涉，12月上旬进入贵州境内。走了20多天，到达贵阳。过完1950年的元旦，离开贵阳沿黔滇公路进军昆明，直到春节过后，才抵达春城。
服务大西南，拉开了序幕。1950年3月4日，西南军区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百业待兴，张正分到军管会交通部报到，被安排在国营西南运输公司昆明分公司，出任秘书科长。这个分公司是由原国民党陆军第四运输处、原国民党经济委员会运输处和原云南省运输公司合并成的。1952年，张正调入昆明汽车保养场任厂长，该场承担着云南全省客、货运输的繁重任务。路况差，车况差，汽车缺少燃油和配件，大部分汽车只能用木炭代替汽油。张正组织开展技术改造和技术革新，对轮胎实行两次翻新，延长使用寿命。这一年，这个场站超额完成了客货运输任务。1955年，张正出任昆明市公用事业局副局长，翌年任局长，20世纪50年代，昆明的城市公用事业基础十分薄弱，张正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指导自来水公司疏挖九龙池淤泥增加产水量，同时寻找新水源，拟制新水厂方案。另外，增加公共汽车数辆，新建了修理厂。“文革”年代，张正担任总指挥5年，修了昆明起始的4条铁路。1981年6月，在昆明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张正当选昆明市副市长兼计委主任。任期内，他悉心拟制1981—2000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鼎力抓住昆明卷烟厂等重点企业的技术改造和城市居民住宅建设。1984年至1991年，张正作为昆明市人大副主任，牵头制定出台了《滇池保护条例》《石林风景区保护条例》《城镇绿化条例》。张正回忆说，“这三个地方性法规，是我提出来的，又牵头组织起草，交人大通过实施，今天看来，对保护昆明的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一生，张正难忘伴侣。施先，安徽天长人，比他大一岁。她在印钞厂做检票检号工作。人漂亮，很活跃，会唱歌，做事认真。华中印钞厂，当时厂址在江苏宝应县新舍村，是一个孤岛村落，少数村民迁出，岛上只有印钞厂一个单位，岛外一个警卫连为印钞厂警戒。几百人的印钞厂，军事化管理，统称为革命战士。宿舍是茅草房，同一个食堂吃饭，相互之间天天见面，有时一天见几次。张正和施先从相识、熟悉到相恋，最终走到了一起。两人参加西南服务团是铁了心的，数千里行军，困难再多，艰险再大，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到达昆明5个月后，两人结了婚。“文革”岁月里，张正受到迫害，施先顶住压力，鼓励丈夫坚强活下去。1982年离休时，她在昆明市房管局工作。2007年，82岁的施先走了，张正专门写了一本怀念妻子的书《思念》，记录了两人相爱60年的风风雨雨。
记者感言 西南服务团这个名称，对于今天的年轻一代来说，是陌生的。而对于见证新中国诞生的人，尤其对亲身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进军大西南的新四军老人来说，那是这辈子刻骨铭心的。1949年2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下达《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指示。其实，这是毛泽东同志起草的一份复电。毛泽东对部队提出了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要学会的11个“善于”本领：善于对付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善于对付资产阶级，善于领导工人和组织工会，善于动员和组织青年，善于团结和训练新区的干部，善于管理工业和商业，善于管理学校、报纸、通讯社和广播电台，善于处理外交事务，善于处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问题，善于调剂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解决粮食、煤炭和其他必需品的问题，善于处理金融和财政问题。5月23日，中央军委电令正在浙赣一线进行战备整休的第二野战军，“应准备两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南进军。”邓小平按照中央的要求，立刻开展随军干部队伍的筹建工作，并把这项工作纳入解放大西南的整体战略部署。在研究这支南下干部队伍的名称时，邓小平说，“叫服务团更能体现和符合为西南人民服务的宗旨。”张正，一位西南服务团的团员，对“服务”两字太有感慨了。忆当年，参加新四军的时候，组织上让他进了华中印钞厂。他知道，新四军1944年发起战略攻势，华中的苏北、苏中、淮北、淮南等根据地逐步连成一片，原来抗日根据地各自发行货币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这年的年底，中共中央华中局为方便贸易，适应各根据地金融斗争及经济建设的需要，决定统一发行货币。新四军政治部命令，“成立华中银行，并授权发行华中券”。华中银行以原江淮印钞厂为基础，在苏北宝应成立了华中印钞厂。张正明白，无论在什么抗战的岗位上，都是人民解放事业的需要，都是服务人民、服务大局的需要。组建西南服务团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犹豫，和恋人共同报名参加。他心里装着整个国家的一盘大棋，在漫漫征途上，吃尽千辛万苦，挺过千难万险，从华中进军大西南，服务昆明，建设昆明，张正亲历而为，大有作为。
一个江苏人民的儿子，22岁那年走向大西南，张正已在西南边陲这座城市工作、生活了67年，把大半辈子人生奉献给了服务大西南建设。“服务”，就其本质来说，是温暖的、朴实的，是有境界的。巴甫洛夫说，“我无论做什么，始终在想着，只要我的精力允许我的话，我就要首先为我的祖国服务。”爱因斯坦说，“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是自己人生的最高目标。”雷锋说，“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出众的语言大师，他把中国共产党和这个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最高要求，高度又精炼地概括为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张正，一名新四军的金融战士，自参加革命以来，始终以服务为荣，恪尽职守，努力干好每一件服务工作，不愧为我党我军根本宗旨的忠诚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