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

1938年
▲ 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关于拥护扩大的六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决议》检查了前一阶段工作，同时决定把大部分领导力量转移到敌后游击工作方面去；输送大批优秀的工人干部及产业工人到农村工作；以群众抗日武装为主，开展持久的游击战争。

1939年
▲ 《抗敌报》刊文《繁昌再度克复  粉碎敌寇“扫荡”》，报道新四军战况。《救亡日报》报道新四军收复繁昌、来安。

1940年
▲ 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报《江淮日报》在苏北盐城创刊。刘少奇兼任社长，王阑西任副社长兼总编辑。陈毅在《发刊词》中说：《江淮日报》既是党报，又是华中人民的喉舌，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纽带，是建设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有力工具。翌年7月22日因日军“扫荡”停刊。

1941年
▲ 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向日军进行反战宣传的指示：在前线、在敌占区用一切文字和口头的方法，用在华日本爱国反战同盟或以各种名义向日本国内人民、在华日人和日本士兵展开一个大规模的反战宣传，着重说日本军阀和政府现在采取的冒险政策完全是危害日本的。
▲ 中共苏中区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加强参政会工作的决定》。

1942年
▲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彻底实行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在军区、政府建立领导一切的区党委或中央分局，只留三个负责人分管党、政、军；分区一级建立领导一切的地委，机关合并，腾出大批干部加强基层。
▲ 陈毅、饶漱石、赖传珠电示浙东指挥部，提出三北地区(指浙江省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姚江以北地区)工作要求：“如有胜利之把握，能集中全力继续将艾庆璋（国民党”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支队长）残部800余人歼灭于临山地区或驱逐出三北，则可由初步的优势，争取为全部的优势，加上党、政、民的工作有力配合，就可控制三北地区，对今后站稳浙东脚跟是有决定意义的。”在军事上打开三北局面后，应立即广泛的开展党、政、民工作，开展敌伪军工作，向各方抗日友军、士绅开展交朋友工作。团结一切抗日人民在我党、我军周围，使我军事上控制达到政治上全面性控制与掌握，建立起群众基础。应注意有计划有组织的开辟资源，加强财政经济工作领导，统一税收工作。镇海、奉化以东沿海一带地区之苏本善部，自南窜四明山后，该地区则甚空虚，此又是我开展沿海线工作有利机会，故你们应派干部前去加强沿海线工作，打下沿海游击根据地之基础，待艾部解决后还可派部队去开辟工作，不可错失时机。

1943年
▲ 淮海区重订《征收救国公粮公草暂行条例（草案）》，进一步贯彻合理负担政策。

1944年
▲ 中共中央军委电示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同意黄林（时任新四军第5师河南挺进兵团司令）部停止北进，集中力量巩固已占地区。王震部已在10天前出动，王树声、戴季英部亦在日内出动。当他们到达河南后，即可与黄林部打通联系。请饬黄林部十分注意纪律，争取广大群众拥护。整个五师注意，在明年春节，普遍举行一次深入的拥政爱民运动。
▲ 中共中央华中局电示谭希林、曾希圣、李步新：“七师目前基本任务除监视桂顽，巩固原有根据地外，今后主要发展方向为向江南，特别要加紧开辟芜湖、高淳、当涂、南京地区游击战争和党与群众工作，造成大批主力随时可以南北转移、机动的枢纽与将来能够占领芜湖的条件（我们正与十六旅在考虑将高淳、当涂地区划归七师管理）。”皖南支队及地委应大大加强，并须速设法搬到江南去，并以最大可能迅速加强南陵、宣城敌后各地工作（游击战争与群众工作），并盼在三四个月内即能有一定成绩，以迎接新的局势。
▲ 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致电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军委，报告：上月25日，将原三军分区划分为三、五两个军分区。三分区，司令吴世安、政委方正平、政治部主任刘放、参谋长暂缺。五分区，司令吴林焕、政委郑绍文、参谋长李人林，政治部主任侯政。原十五旅四十四团，划归五分区建制。原三分区三十一、三十四两个小团与四十五团第一营合并为四十五团（大团），并以杨洪先代团长，陈继东任政委，熊光武为参谋长，周克光为政治处主任。
▲ 苏中行政公署发出《关于加强货币斗争与贸易管理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和财政机关，把财经工作重心转到对敌经济斗争方面来，逐步确定抗币本位，在一定条件下联合法币，打击伪币，驱逐伪币。

1945年
▲ 新四军第五、第九旅攻击临城东侧由伪军改编的国民党军新二十九师，历时5天，毙伤顽伪1100余人，俘4600余人，其中日军10人。

1946年
▲ 华中野战军召开干部会议，至4日结束。谭震林、粟裕、刘瑞龙、刘先胜、钟期光分别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及华中野战军任务、后勤工作、参谋工作、政治工作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