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新宇夫妇和李云合影

李云

　　2011年11月29日，海宁市史志办公室派员陪同新闻媒体记者，赴上海华东医院，采访了躺在病床上一位有着81年党龄的海宁籍老人、当年中共中央特科如今在上海的最后一位成员——李云，获得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毛新宇专程看望李云老人

　　2011年6月1日，一位长相敦厚的中年人走进华东医院，在医院会议室，他见到李云，连忙起身向李云道谢。这位年轻人，是毛泽东的嫡孙毛新宇。

　　毛新宇专程来看望李云老人，是为了感谢李云当年在上海滩找到他的伯父和父亲。毛新宇还说下次要带着孩子来看望老人。

　　对于当年毛岸英、毛岸青在上海失踪和寻找的过程，几十年来李云一直缄口不言，直到今天家乡来人采访，她才首次透露这段历史。

　　1930年11月，杨开慧牺牲，留下她和毛泽东的三个孩子——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湖南省党的地下组织将三个孩子护送到上海，经上海地下党组织安排，三个孩子进入董健吾牧师（当时是中共地下党员）任园长的大同幼稚园。不久，毛岸龙因病夭折。

　　1932年春夏之交，大同幼稚园被迫停办，毛岸英、毛岸青兄弟留董健吾家生活，后来董健吾又让两个孩子到他的前妻黄慧光家生活。有一次不知为何毛岸青挨了打，一气之下，两个孩子就出走了，开始了流浪生活。

　　毛岸英兄弟俩出走以后，董健吾随即报告特科领导，特科领导立即布置地下党员分地区仔细寻找，但一无所获。

　　1935年秋，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特科成员大部撤离，只有少部分未暴露身份的成员留在上海。当时特科的总负责人是邱吉夫，主管情报工作的是李云的丈夫徐强（对外称老金，也是李云的直接领导）。一天，徐强突然严肃地通知李云，要她想办法上街寻找两个男孩子。孩子的身份对她也是保密的，只知道这两个孩子是烈士后代，大的十三四岁，小的只有十一二岁。

　　老人回忆说：“接到寻找两个孩子的任务后，我赶紧上街，可上海那么大，到哪里找？找了好些天，都没有发现他们，同时寻找过程中还要小心自己的身份不能暴露。一天，我一路寻找，后来走到城隍庙附近，想买碗粥填肚子。我看到粥摊边上有两个孩子，很瘦，穿的衣服也很破，年龄是符合的。旁边的人说，这两个孩子，从来不说话，很可怜的。我就请他们吃碗粥。吃后他们还是不开口，问什么都不讲。当时我也不敢多问，急忙回去向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冯雪峰汇报了这个情况，并领着他们两人洗了个澡，换了衣服。冯雪峰立即换了便装赶来。冯雪峰来了后，连哄带骗带着两个孩子去了吃饭的地方，还不断跟他俩套近乎，可两个孩子很警惕。饭吃过后，大概跟冯雪峰熟悉了，冯雪峰问他们是哪里人，其中一个孩子才说了句是湖南人。毛泽东是湖南人，这下确定了两个孩子的身份。两个孩子找到后，董健吾通过张学良，让人于1936年6月带着两个孩子经法国去了苏联。到了莫斯科以后，他们被送到国际第二儿童院，各自取了苏联名字，开始了在苏联的生活。”

应该在南京为两位日本友人立碑

　　李云说，她1930年入党，1932年被调到中央特科工作。中央特科是一个非常严密的组织，纪律非常严格，特别是情报工作。对上级的命令，必须绝对服从，不能问也不许问。她在徐强单线领导下，担任过报务员、交通员。徐强后来做了她的丈夫，并肩战斗了几十年。

　　特科工作，主要是搞情报。她与徐强在蒲石路许家弄15号开爿小店作掩护，修锁、配钥匙。徐强负责情报工作，李云是报务员。对外，徐强是老板，她是老板娘。活动经费是组织上给的，每人每月十几块钱。

　　“1936年4月，冯雪峰来到上海，领导留在上海的特科人员继续开展情报工作。冯雪峰首先安排我送信，每天把信送给胡愈之。之后又分配我管理地下党组织筹建的电台。之后，在宋庆龄的帮助下，地下党组织弄到一台大功率的收发报机，安置在一位外国朋友居住的一幢楼上。按照冯雪峰带来的呼号，上海地下党组织和党中央的联系变得畅通了，随时可以得到中央的指示，听到中央的声音。”

　　李云始终没有忘记当年上海地下党跟著名的日籍中共党员中西功、西里龙夫之间的交往。她说：“中西功是日本最大的情报机构‘满铁’的成员，在‘满铁’工作期间，中西功获得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情报，如日军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等。西里龙夫当时公开的身份是日本《读卖新闻》记者，他那里也能了解到不少新情报线索。1937年7月，周恩来途经上海时，特地指示我们要很好地保护他们两个人。中西功、西里龙夫这两人我记得都是当年江苏省委一个叫王学文的同志发展的，王学文在日本留学期间，在同文书院认识了不少进步同学。”

　　李云还拿出保存在身边的一份徐强当年写的材料让我们看，这份材料真实地记录了那段历史。

　　徐强写道：“我们搞的情报，一般是从敌人内部要害部门获得的。如曾通过在日本情报机关工作的日籍中共党员，获得了日本天皇御前会议记录，掌握了日本对中国军事进攻的动向。这一重要情报，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材料中还写道：“李克农同志说过，上海的情报是数一数二的，你们是‘无名英雄’。”“中西功和西里龙夫虽然是日本人，但他们为中国的历史进步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们应该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为这两名日本友人立碑。”

保卫中央文库

　　采访中，李云还兴致勃勃地向我们讲述了中央特科创造的另一个人间奇迹：保卫中央文库。

　　“中央文库”是党内习惯提法，实际上它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中央级秘密档案库，堪称中共早期的“一号机密”。

　　“中央文库”建于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周恩来亲自过问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秘密档案库的选址、工作人员配备等工作，并请瞿秋白写了《文件处理办法》。

　　最初兼管“中央文库”的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长张唯一。李云说：“挑选‘中央文库’的保管人员有严格标准。他们必须是久经考验的党内同志。他们必须持重、谨慎，严守党的机密。他们很少与外界交往，连很多高层领导都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和任务。1932年底，陈为人接替张唯一，专管‘中央文库’，中央资助他开了一家湘绣店以掩人耳目。（注：陈为人，原名陈蔚英，1899年生，湖南省江华县人，1920年参加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同年赴苏联留学，在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1921年，陈为人奉调回国。1929年8月，陈为人、韩慧英夫妇到上海，协助李维汉举办中央军事干部训练班。1931年春，陈为人被捕入狱。1932年底，陈为人获释出狱，中央派他去专管‘中央文库’）从此，陈为人、韩慧英夫妇独门独户，离群索居，不参加党的会议，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不轻易与人结交。”

　　陈为人白天经商，穿着入时。晚上则反锁门窗，遮严光亮，整夜猫在直腰都很难的三层阁楼上整理党的最高机密。那些机密包括党的历届代表大会决议、通告和会议记录，包括中共中央跟共产国际的往来文电，还包括各级地方党组织的请示报告、党内报刊和一些知名烈士的遗书等。为确保这些机密万无一失，陈为人、韩慧英夫妇甚至在家里安上了一个常年有火种留着的大炉子，炉子旁边还搁上一盒火柴。他们相互叮嘱，暗暗发誓：一旦不测，宁愿焚楼烧房，毁家灭迹，也不能让一个纸片落到敌人手中！陈为人深居简出，中央秘档的运进、调出，都由韩慧英跟张唯一对接。

　　1935年2月，张唯一不幸被捕，韩慧英不知情况，前去接头，亦被敌人抓住。

　　陈为人得知张唯一、韩慧英落入敌手，马上转移“中央文库”，不惜高价租下了小沙渡路（今西康路）一幢二层楼房。

　　此时的陈为人，已与党中央秘书局文件保管处失去联系，没有丝毫经费来源，几乎典当光了家中所有值钱的东西，三个孩子只能穿着破烂的单衣薄衫过冬。他不得不写信给妻妹韩慧如，让她带些钱来上海，帮助照顾孩子，勉强维持生活。陈为人依然孜孜不倦，抱病（严重肺病）工作。为了精简文件，便于秘藏转移，他不仅将文件重抄一遍，大字改成小字，厚纸改成薄纸，剪掉文件四边空白，还按地区、时间、问题分门别类，重新装成四大箱，逐一放入夹墙，既通风又安全。

　　1936年秋，陈为人与徐强接上了关系。组织考虑到陈为人身体情况，决定将“中央文库”工作交由中央特科的徐强和李云负责保管。陈为人遵照组织上的决定，由韩慧如陪同，带着儿子将四箱文件交给李云。

　　李老接着回忆道：“不久，陈为人去世，年仅38岁。陈为人去世后，接管‘中央文库’的就是徐强和我。后来我们又交给了周天宝。周天宝之后是缪谷稔。缪谷稔是位老党员，1927年入党，有严重的肺病。因为保管‘中央文库’责任重，风险大，生活特别清苦，1942年他病重，党组织又派23岁的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陈来生面对当时的恶劣环境，发动全家力量，多次抢在敌人前面转移中央密档。在最险恶的形势下，陈来生想尽各种办法，不停地转移，还要自己解决经费问题，直到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上海解放后，负责联系陈来生的陈慧瑛立即向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刘晓汇报了‘中央文库’的情况。装包打捆统计数目后，1949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车，将他自1942年7月起所负责保管的从我党诞生时起至抗战时止的各种文件、资料计104包，共16箱，丝毫无损地送到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由市委转交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

　　消息传开，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批阅签发嘉奖，中共上海市委亦公开发表嘉奖信，隆重表彰所有“中央文库”守护者的英勇事迹。

　　这批“比黄金还要珍贵的国宝”现已成为国家档案馆的“镇馆之宝”。面对那些没有纸边的历史文件，人们难以想象它们曾在上海、在国内外反动势力追剿下，“未受到霉烂、虫蛀、鼠咬等半点的损伤”完好地保存了近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