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军》杂志2011年第11期刊登拙文《关于高敬亭》以及赵东云对该文的三点质疑。《关于高敬亭》原是我从台湾查阅档案回来后，在《党史信息报》“查档札记”专栏10篇文章中的一篇，主要是介绍史料，并没有展开论述。2011年9月，我应邀出席在安徽岳西召开的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全国学术研讨会，并作“关于高敬亭错案的几点思考”的发言，现借《铁军》杂志发表，兼作对赵文质疑的回复。
高敬亭的功绩要讲够
高敬亭是中共在农民革命战争中培养出来的高级干部，曾任中共鄂豫皖分局常委、鄂豫皖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红二十八军政委、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从1939年6月高敬亭被处死，到1977年4月平反，这38年间对高的评价都是否定的。由于高案的原因，红二十八军和四支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近些年，随着新四军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高敬亭的历史功绩才逐渐为人所知。
高敬亭的功绩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持大别山红旗不倒。在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先后于1932年、1934年长征离开后，高敬亭作为中共在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在远离上级党的情况下，紧紧依靠根据地人民群众，转战鄂豫皖三省45县，独立自主地领导并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同时也掩护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行动。
二是为我党保存了一支成建制的红军武装。1935年初红二十八军成立时仅1300余人，高敬亭从部队抽出骨干分派到各县，健全和发展党政军三位一体的便衣队组织。红二十八军拖住国民党梁冠英第二十五路军、刘镇华第十一路军、东北军第五十七第六十七军以及鄂豫皖三省保安团等百倍于己的强敌，尽管在艰苦的战斗中经常遭受损失，但总是能不断得到补充，到1937年9月仍然有1500余名红军和便衣队下山改编，成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主力。
三是发展和丰富了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在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和红二十八军广大指战员一起，总结出许多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游击战术。如“敌情明则打，地形有利则打，缴获大则打，伤亡不大则打；反之则不打”的作战原则；“拖垮二十五路军，相机打击十一路军和东北军，向保安团要补给”的作战方针；以及“化装奇袭”、“杀回马枪”、“分兵合击”、“避强击弱、避实就虚”等战术。这些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是红军建设的宝贵财富。
四是成功地达成了国共岳西谈判。在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历史转折关头，高敬亭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共新政策的理解，很快地适应这个战略任务的转变，于1937年7月主动同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进行谈判。在岳西谈判这场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高敬亭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最终在停战条件、部队集中路线、集中地点及军需给养等方面达成了有利于红二十八军的协议。
高敬亭的功绩要讲够，但也不能讲过头。有的文章在介绍四支队1938年安合公路、六合公路伏击战时，把消灭日军的数字夸大到数千人之多，这是严重失实的。
高敬亭的错误要讲透
史学界对高敬亭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他错误的评价方面。我的看法是：
首先，要承认高敬亭确实犯有严重错误。主要表现在：一是红军时期在鄂豫皖根据地追随张国焘、沈泽民积极肃反，错杀了不少同志：他在任红七十五师政委时，曾将师长姚家芳及以下近千名指战员处死；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三次肃反，处死江求顺、吴保才、余雄、芦丛珠、罗作凡、刘寅宾、刘正北等一批地方党和部队的领导骨干，协助他成立红二十八军的重要助手徐成基被逼死。如果说1934年之前的肃反高敬亭只是积极的执行者，那么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的肃反，他就是决策者和领导者了。二是违抗军令、抵制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东进指示。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开赴敌后，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前提。四支队开赴皖东敌后，是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如果不东进皖东，也就没有后来的淮南抗日根据地，没有新四军第二师的发展壮大。由于高敬亭对中央的决策有抵触，所以部队下山后，他大部分时间都以养病为由住在后方，部队交给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和政治部主任戴季英率领在皖中游击，不准向皖东敌后挺进。三是拒绝中央派去的政治干部。在高的坚决拒绝下，中央只得将原先派到四支队任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的郑位三、萧望东调走，另派高敬亭指名的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然而高、戴两人关系还是闹僵，以至酿成“新开岭事件”，使大批上级派去的政工干部逃离四支队。四是任人唯亲。其亲信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于1939年5月20日率兵叛逃，并登报公开反共，造成恶劣影响。高对此至少负有直接的领导责任。由于高敬亭对下亲疏有别，分配不公，以致第八团团长周骏鸣、政委林恺多次向中央要求脱离与四支队隶属关系。
其次，指出高敬亭错误的同时要实事求是。如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后向项英汇报高敬亭“收编土匪，扩大部队，自行准备扩大为三个团”。虽确有其事，但无可指责。因为发展和壮大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完全符合我党的既定方针。
第三，要深入分析高敬亭错误的主客观原因。譬如红军时期的肃反，并非鄂豫皖边区首创，是当时各根据地普遍存在的问题。再譬如他排挤政治干部，也与郑位三、戴季英欠妥的方式方法有关。郑位三到高部后大谈鄂豫皖肃反错误，岂不戳到高敬亭的心窝？戴季英本是高向中央要来的，但戴季英仗着曾为高的上级，仿佛手握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对高大声呵斥。如此怎能搞好关系！再有高敬亭不肯东进的深层原因确是因为惯于山地游击，对到平原地区作战没把握，怕部队遭受损失，不能简单粗暴地说高敬亭不肯东进就是“逃避抗战”。
剖析造成高案的责任
对造成高案的责任，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说王明右倾机会主义害死高敬亭。周骏鸣在其自传中是这样认为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是放弃独立自主原则，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虽然蒋介石有电报批准杀高，但这是新四军自己主动报重庆要他批准的，同时也上报了延安，并非是屈从蒋的淫威。
二是认为叶挺要负主要责任。陈毅在皖南事变后的华中局高干会议批项英时说，“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挺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反高斗争时陈毅远在苏南，非当事人，此话不足为据。他的话倒是可以反证项英最清楚叶挺在高案中所起的作用。
三是项英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持此说。晚年毛泽东仅凭汪东兴报告说未查到中央复电中提到同意枪决之事，而项英在给中央的电报中称，“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就此批示“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四是说戴季英搞的鬼。这是1953年毛泽东对中共安庆地委书记傅大章当面说的。和叶挺一样，戴季英肯定也是同意杀高的，但他当时的身份仅是四支队政治部主任，参与领导反高斗争的很多人职位都比他高，戴季英又能越过他们搞什么鬼呢？
我的观点是：首先高敬亭自己要负责。他不应该顽固地拒绝上级对他的批评教育。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军部先后派过郑位三、萧望东、叶剑英、戴季英、彭康、董必武、何伟、张云逸、叶挺、邓子恢、罗炳辉等许多人做高的工作，其中不乏高层领导。项英甚至还怕自己的权威不够、假借了毛泽东的名义致电高敬亭，鼓励他率部东进，但仍不起作用。高敬亭坚持错误，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对他挽救的机会。
其次，反高斗争时在场的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也有责任。1939年4月18日，在叶挺过江之前，中共中原局代理书记朱理治曾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处理高敬亭问题的上中下三策：“推动他到延安学习或择地养病为上策”，“给以副指挥名义，四支队改为纵队，由其他同志带为中策”，“撤销高的职务为下策”。结果江北的众多党、军领导竟然向上提出杀高的下下策，最终酿成高案悲剧。
最后，中共中央也负有责任。鉴于中共党指挥枪的原则和毛泽东对军队人事大权的绝对掌控，很难想象会允许下面不经批准擅自处死高敬亭这样的高级干部。在高被处死前，中央、长江局和军部电报中多有对高部“帮助”、“教育”、“推动”、“改造”等词，说明上级对这支红四方面军余部是不怎么放心的。何况高敬亭确实有触犯党纪军法的严重错误。再联系到叛徒张国焘到处招纳旧部、派人到大别山散发告同志书，杨、曹叛逃突发事件的背景下，高敬亭被处死并不奇怪。
其实，只要能看到当时江北指挥部与军部、军部与重庆、军部与延安、延安与军部的来往电报，弄清楚请求蒋介石批准杀高的电报是何人从何处所发，白崇禧电是发给谁收的，以及延安来电和项英复电的全文内容，弄清上述情况，高案的真相不白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