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正值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的三集电视专题片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之际，南京电影制片厂主创人员有幸采访了原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将军的儿子袁振威，听他倾情讲述了他父亲袁国平与新四军军歌诞生背后的故事，向人们详细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当年，袁振威还是个青年学生的时候，陈毅伯伯就曾亲口对他说：“你爸爸是著名的宣传鼓动家，很有才华，《新四军军歌》就是在他的主持下集体创作的。”
前所未有的艰巨的任务
1939年2月，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皖南视察。在一次会议上，他和新四军的领导同志一起制定了新四军“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大家都非常兴奋。叶挺提出：“我们应该写一首军歌反映这个方针，让全军将士都知道我们的奋斗目标”。与会者异口同声表示赞成。项英当即表示：“叶军长的意见很好，一首高水平军歌的作用可大了，相当于为新四军编写了一本教科书，可大大提高我军的战斗力，这一点我有亲身的体验。中央苏区第一方面军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向所属部队发出通知学唱《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当敌人发起第四次围剿时，我们一方面军各部队无论在战前动员还是在行军途中都高唱《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提高了部队的士气，坚定了必胜的信念，战斗力大大增强。所以创作军歌的工作很迫切，这件事就这么定了。前方忙于作战，我们军部又人才济济，就在军部范围内征集军歌歌词然后配曲。现在大家都很忙，我的意见还是各司其责，军歌的创作由国平来抓。国平作词是行家，我前面说的《三期革命战争胜利歌》就是国平写的，他抓军歌的创作是最合适的。”
接着项英明确了军歌的创作要求：“第一，应宣传我军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我们军队在北伐、反围剿、三年游击战争和万里长征等各个历史时期，在不同的战争环境中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和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铁军。第二，要明确我军的宗旨和目标。军歌要像宣言书一样将我军的宗旨昭示于天下，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及盟国盟军都知道。同时在军歌中要让全军指战员了解我军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第三，军歌应成为激发我军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的有力武器。只有这样，才是一首好的军歌，才能成为革命歌曲中的精品。”
最后，袁国平说：“叶军长提出创作新四军军歌对加强我军自身建设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完全拥护。我深感军歌是最好的教科书，正如二位军长所说创作军歌的任务是政治部份内的事，我作为政治部主任责无旁贷，我过去也创作过一些歌词，但要写出这样带有历史文献性重大题材的军歌歌词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艰巨任务，我将在尽力抓好军歌创作组织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军歌歌词的创作，不过我对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了解不多，还请各位指导。”陈毅则说，“我正在写一首诗，待回江南完稿后可供你参考。”项英也说：“我给中央三年游击战争的报告，你也可以看看。”
拍板采纳陈毅的意见
袁国平按照项英的要求，着手开展歌词征集，为此《抗敌报》还专门刊登了征稿启事。很快朱镜我、朱克靖及袁国平本人先后拿出了自己的初稿，朱镜我及时在政治部组织了讨论，一致认为其中一篇完全符合项英对军歌的要求，确定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优化。陈毅回到江南以后于3月底完成了叙事诗《十年》的撰写，4月上旬袁国平收到稿子后即责成朱镜我将其改成歌词。朱镜我和时任《抗敌报》副主编的马宁先后着手修改，均感到此诗“结构严密、逻辑性强，改动一字都困难”，马宁还说《十年》是叙事诗，与歌词不是一个文体，很难改成歌词。
袁国平决定召开会议进行讨论。参加会议的除袁国平、朱镜我、黄诚、马宁以外，还有周子昆、李一氓、朱克靖等。朱镜我主持会议并汇报了有关情况。会议一致认为政治部原选定的稿子符合军歌的要求，已经反映了《十年》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而且更加简洁、精炼。大家都建议即将其交何士德谱曲，同时发军部和各支队征求意见。
陈毅收到歌词以后，在给政治部的信中认为歌词很好，完全符合他的意思，表示赞同并建议将“光荣北伐武昌城下雕刻着我们的姓名”中的“雕刻”改成“血染”。针对不同的意见，袁国平最终拍板采纳陈毅的意见，将“雕刻”二字改成“血染”。
袁国平在与叶挺、项英、陈毅、周子昆、李一氓、朱镜我、黄诚、朱克靖、马宁等同志一起集体创作歌词的同时，还和作曲家何士德商量如何搞好曲谱。袁国平向何士德着重说明了歌词产生的背景，详细讲述了皖南的战略环境、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强调歌词要突出东进抗敌和向敌后进军的思想，谱曲时要加强战斗气势。袁国平还强调，“歌词第一段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要重复两次”。他在听完第一次谱曲后，又提醒曲作者，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一往直前的进军气魄。”何士德按这个要求写了第二稿。在1939年7月1日试唱时，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首长和参加听的其他同志一致认为符合要求。“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代表军部在会上郑重宣布：批准通过。”并“当即宣布歌名定为《新四军军歌》。”
被史沫特莱译成了英文
新四军军歌确定下来以后，以署名集体作词，何士德谱曲在《抗敌》杂志1939年第一卷第3号上发表。根据袁国平的意见，在同期《抗敌》杂志上也同时发表了陈毅的叙事诗《十年》。其后数十年直至“文化大革命”前《新四军军歌》多以集体作词，何士德谱曲或作曲转载在诸多刊物上（如1948年出版的《中国名歌选》，1957年出版的《抗日战争歌曲选集》，1961年出版的《革命歌曲选》），传唱中华大地，至今经久不衰。曲作者何士德事后讲道：“在军歌谱曲的过程中，对我有启发的主要是袁国平主任。”当年在皖南采访的美国著名女作家、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被指战员们学唱军歌的热烈气氛所感染，她在听了袁国平的介绍后，称《新四军军歌》为“时代的强音”并提笔将歌词译成了英文，传到了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史沫特莱在奔赴北京途经英国时因病去世，临终前她嘱托朋友将她的歌词手稿等遗物一起寄给了她曾采访过的朱德总司令。解放军总政治部在《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者》一文中就袁国平对《新四军军歌》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肯定：“他积极组织《新四军军歌》的创作，突出了东进抗敌和向敌后发展的思想，加强了战斗气势，使之成为一首雄壮有力、脍炙人口的著名军歌。”
如今，袁国平和他的战友们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精心创作的这首《新四军军歌》曾鼓舞了几代人顽强奋进。每当歌声响起，人们都仿佛看到革命先辈们围坐在简陋木桌旁，在昏暗的小油灯下，时而热情洋溢、时而沉默凝思……这气势磅礴的雄伟战歌产生于伟大的时代，产生于一群信念坚定、才华横溢的中华精英；他们人已离去，歌声却始终响彻在祖国大地，永远留在人民的心中代代相传！
（原载8月3日《金陵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