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对放下武器的中国战俘与手无寸铁的平民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随后，日军在南京建立了“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扶植了伪中央政府。南京成为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大本营与巢穴。

中共中央在南京四周农村地区的战略部署与排兵布阵

    当侵华日军对南京发动进攻与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时，在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始终对之密切关注，在深刻揭露与批判日本侵华战争“特殊的野蛮性”的同时，对南京地区与苏南敌后广大地区的抗日斗争，进行了深谋远虑的战略规划、排兵布阵与工作部署：一方面令各级有关党组织，迅速派遣各种人员，以不同的面目与方式，进入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城，建立与发展地下党组织，开展城市地下的抗日斗争；一方面根据国民政府军队主力撤向皖浙赣山区、苏南广大农村地区空虚的形势，指示新成立的新四军，迅速分兵，从皖南向东挺进，首先在苏南广大农村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7年12月14日，即在南京沦陷的第二天，毛泽东和当时正在延安的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致电新四军军长叶挺，指示：新四军长江以南各支队可向东开，长江以北高敬亭支队暂留江北，不必北开，以便在该地准备沿江游击。1937年12月30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康生、陈云，连发两电给长江局的陈绍禹（王明）、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博古）、叶剑英，其中一电是关于在长江南北作战部署的意见，提出：“为使敌处于我之战略包围，我军（指国、共两军）要建立苏浙皖赣军区，以皖南为重心，并准备攻击南京、芜湖、杭州”。

    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军分会书记（政委）项英、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一支队司令员陈毅，指明了新四军今后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的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须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长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

    新四军军部根据毛泽东的电示，从在江南集中的第一、二、三3个支队中，各抽调一个连的侦察人员，共计400余人，组成新四军先遣支队，以第二支队副司令员粟裕为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先往苏南敌后实施战略侦察，为主力部队开赴苏南敌后抗日作好准备。

    1938年4月28日，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从皖南岩寺出发，越过宣城芜湖公路封锁线，向苏南敌后挺进，进行战略侦察，进入南京近郊高淳、溧水、溧阳、句容、江宁、当涂间广大农村地区。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致项英的电报，即著名的“五四指示”中，指出新四军在苏南如何开展游击战争与今后的战略计划：“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央电报指示精神，在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进入苏南后不久，先由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率领所属第一、第二两个团，于5月12日从皖南岩寺出发，于6月初，经高淳，进抵苏南敌后，6月8日，在溧水县境的新桥（今晶桥乡），与先到该地活动的先遣支队胜利会师。

    接着，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率领所属第三、第四两个团，于1938年6月中旬从皖南分批出发，于七八月间进抵苏南敌后。第三团活动在以小丹阳、云台山、秣陵关、横山为中心的地区；第四团活动在以溧水县白马桥的李巷、南曹和句容的郭庄庙为中心的地区。

    经过约一年的艰苦奋斗，新四军在南京、镇江、句容的三角地区，站稳了脚跟，以离南京约50公里距离的茅山为中心，分别创建了溧高（包括溧水、溧阳、高淳县境一部，也称阳溧高）、江当溧（包括江宁、当涂、溧水县境一部，也称横山）、江溧句（包括江宁、溧水、句容县境一部，也称江句）等若干块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些地区，地处茅山山脉及其邻近地区，虽离南京不远，但地势偏僻，地形复杂，群山环抱，物产丰富，人口密集，农民吃苦耐劳，抗日爱国热情高涨，是建立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的最理想的地方。这些抗日游击根据地后来发展，联成一片，成为中共领导的茅山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各部在根据地内，建立中共党组织，建立政权，扩大军队，建立各种民众组织，不断发展抗日游击战争，袭击日伪军，其声势直逼南京城下。

    1939年6月21日，陈毅在《茅山一年》的总结中说：“我们经常有一个部队在南镇江、句容间三角狭窄地区，敌人动员千余进行23次的围攻，我们仍然留在该地坚持。有时候整星期不到民家，完全露营，半夜才到民家烧饭吃，这就大大提高人民对游击战的信心”。1939年8月20日，项英分别致电中共中央与第三战区，建议由陈毅统一指挥第一、二支队，获得批准。1939年11月7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1939年12月19日，陈毅在茅山地区的建昌圩主持召开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苏皖区党委，以吴仲超、谭启龙为正、副书记，下辖苏南、苏皖、苏北三个特委，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建立了与军事布置一致的足跨大江南北的局面。

    从1939年开始，到1940年初，江南指挥部遵照中共中央与军部的指示，不断派部队东进北上。1940年六七月间，陈毅、粟裕先后率江南指挥部与主力部队，离开茅山，渡长江北上，在黄桥战役后，与从山东南下的八路军部队会合，创建了苏中、苏北与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留在茅山地区的新四军第二支队由罗忠毅、廖海涛指挥，协同苏皖区党委与地方武装，继续进行对日伪的作战。

新四军在南京江北地区农村的游击战争

    1938年以后，新四军军部与茅山抗日根据地，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不断派部队出征，除一部东进苏州、常熟地区，在阳澄湖地区建立根据地，大批主力部队先后进入长江以北的淮南与苏中、苏北地区，发动民众，相继建立淮南与苏中、苏北抗日根据地。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驻防淮南根据地的是新四军第二师，其前锋直达与南京城区一江之隔的浦口、江浦、六合及安徽滁县、来安、和县一带。

    1941年4月17日，驻扬州日伪军700多人，携带大炮3门及掷弹筒、轻重机枪等轻重武器，偷袭正在六合金牛山一带修整的新四军第二师第四旅第十二团。该部新四军官兵以近战肉搏，共毙伤日军200余人、伪军300余人，生俘日军人、伪军3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1942年1月5日，新年刚过，一列满载日军军火的列车从南京风驰电掣般开出。日军在滁州一带的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等部队正等待着新的弹药补充。然而，列车到达乌衣以南10公里处，一声巨响，十多节车厢便如翻身的火龙滚出铁路。这次袭击的地点位于安徽滁州汊河镇，距离南京城仅仅15公里，从浦口算起，则不到10公里，可说是“南京城下”。

    日本陆军独立步兵第五十六大队第一中队特务曹长梶野渡在回忆录《华中特务工作秘藏写真帖》中有很具体的记载。他写道：

    滁县东侧是来安县，这里是新四军游击战十分活跃的地区，特别是县城东北方的张山集，是中共来安委员会所在地，是新四军的主要活动据点之一。1941年5月28日，驻扎在乌衣的（独立第五十六大队）第一中队奉命对来安的新四军实施扫荡，在张山集的小高地与据守对面山顶的新四军部队发生了战斗。梶野作为中队长的传令兵参加了这次作战，在当天夜间奉命转到在小高地顶部设防的第三小队。29日晨，天空逐渐亮出白色，大约5时，正卧倒在小队长身边，对正面之敌作防御态势的梶野等，突然遭到从背后迂回过来的新四军游击队奇袭。梶野迅速做出隐蔽动作，游击队打来的子弹和投出的手榴弹仍使他身中六创，重伤濒死。仰仗战友的拼死掩护下，才将梶野救护下来。

    日军因死伤累累被迫撤出战斗。梶野负伤后被送到浦口的野战医院，经过彻夜手术从体内摘出了3块手榴弹破片，但尚未摆脱危险，又被送到南京陆军医院（现东南大学所在地）治疗，直到5个月后才出院归队。这次负伤使他落下了终生残疾，再无法随队进行长距离行军。但他因祸得福，被派往后方，并被提升为四河子据点的日军警备队长，奉命担负津浦铁路四河子段的防卫任务，并对附近中国村镇进行“宣抚”。

    津浦线是日军连接华东占领区与华北占领区的交通大动脉。四河子据点位于南京浦口车站和滁州乌衣车站之间，即今天滁州市来安县汊河新区一带。这里和南京仅隔一桥，镇上都是南京的企业。日军为了保护铁路，防备新四军攻击，在铁路两旁拉设了铁丝网，烧掉了铁丝网附近的所有民房。但铁路两侧500米之外，便是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四河子据点只有6名日军，防不胜防。每次出去巡逻，梶野都有一种命悬一线的恐惧。

    梶野从1941年10月22日至1942年2月28日任职四河子不到四个半月的时间里，新四军在这里发动游击战，炸毁铁路和日军列车，切断津浦线，就有5次之多，还至少有一次未遂的作战。这5次袭击中，除了1942年1月5日那次是列车完全翻覆外，有两次是车头被炸，车头和煤车翻倒在路轨之外，还有一次是列车中部被炸，车头依然保持在铁轨上，但后面的几节车厢撞在了一起，另有一次被炸毁的车厢上显示有日本“华北交通株式会社”的标志。新四军袭击日军铁路的手段，是通过在枕木和轨道下埋设炸药包实施爆破，炸药包用与矸石颜色相近的席子包裹，远远望去很难发现，引爆炸药是使用电发火装置，用电线控制，远程起爆。这说明新四军内有相当合格的技术人员参与作战。

    新四军在南京城下几个月间连续5次炸毁列车，切断津浦铁路干线，其作战频率之高，活动之积极，令日军惊慌。四河子警备队的日军梶野苦思冥想对抗新四军的方法。他认为，新四军一定是得到了当地百姓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才能把游击战打得如此出神入化。于是，梶野“广交朋友”，希望他的这些“中国朋友”成为对付新四军的耳目。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和伪政权官员频繁交往，通过所谓“宣抚”活动接触中国百姓，还别出心裁地从日军的供给部门弄到一批肥皂，分给附近的村民。一时间，似乎梶野的朋友大增，有一些中国人也似乎对他很讲义气；然而，春节刚过，又连续发生两起列车被炸事件。梶野终于明白，新四军能够纵横南京城下，靠的正是保卫国家的坚定信念，与中国百姓的支持，军民是水乳交融的关系。日军想以小恩小惠换取中国百姓的支持，那是痴人说梦！（萨苏：《新四军战斗在南京城下》）

    从1943年起，新四军第二师师部进驻与南京只有一江之隔的来安县。1943年8月中旬，日伪军进占离六合县城十多公里的八百桥，企图抢劫抗日根据地的粮草。8月17日，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第十三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在桂子山设伏，血战一整天，消灭日伪军300多人，其中半数是日军，有3名被称为“圣战武士”的日军官佐也被打死，迫使日伪军从八百桥仓惶逃回六合城。

    1943年1月10日，新四军军部、中共中央华中局从盐阜地区移驻淮南盱眙黄花塘，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两淮解放，才于1945年9月19日，从黄花塘地区移驻淮阴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