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借书，首先想到古人的两句话。一是袁枚的“书非借不能读也”，一是叶德辉的“老婆不借书不借”。同样是借书，何以会有如此迥然之态度，这恐怕还得从借书的历史谈起。

    在活字印刷尚未发明、雕版印刷又不普及之时，图书对于读书人来说，其宝贵程度不言而喻。正是由于书籍得之不易，读书人才格外珍视，不肯轻易借人。

    近代，书籍成为一种普遍之物，再也不像古代那样珍贵难得，但即便如此，借书同样是一种大忌。围绕借书，发生过许多饶有趣味的逸事。

    胡适晚年颇为得意地说，我一生向人借书从来没遭过拒绝。之所以会如此，是与他乐善好施的品行相关。

    周汝昌先生就曾回忆自己年轻时少不更事，竟向胡适提出借用胡先生所藏世上唯一一部无价之宝“甲戊本”红楼梦。不想，胡适居然真的借给了他这个素昧平生的穷学生。胡适不但让专人将此书送到周汝昌手中，而且此后从未催问。

    要知道，胡适去台湾时唯一带走的一本书就是这本“甲戊本”红楼梦。此后，这本书在北美红学会上展出时，仅保险费就高达数万美元。

    与胡适的慷慨不同，周作人对书异常吝啬。他和鲁迅反目后，将鲁迅的许多书据为己有，不许鲁迅搬走。晚年他又教诲子弟不要将书借给别人。

    1954年，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北京大学借阅馆藏善本书《红楼梦》。田家英持“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来到北大校长办公室，副校长汤用彤亲自打电话给图书馆馆长向达，说毛泽东借书之事，没想到竟被向达拒绝。理由是：善本书不能借出，这是图书馆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