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自卫团上升为新四军
管文蔚是1926 年入党的老共产党员，1937年5月才从国民党的监狱中被保释出来。他回到家乡丹阳倪山村不久，淞沪会战已经失败，国民党军队纷纷西撤，日军飞机已轰炸丹阳。1937年11月，管氏三兄弟以“组织群众，发展武装，抗日自卫，保卫家乡”为号召，拉起了倪山抗日自卫团。自卫团员除家乡人以外，也陆续收留了一些国民党军溃退过境的官兵，如彭桂卿、周贵云、焦勇、梅生发、方钧等。1938年2月，倪山抗日自卫团发展为丹阳抗日自卫总团。5月，总团下辖三个大队，方钧为第二大队大队长。
1938年6月，中央军委新四军军分会副书记、一支队司令员陈毅率部由皖南进入苏南茅山地区，6月20日，即派第二团政治处主任萧国生和第二团第一营营长段焕竞率一营指战员带着陈毅的亲笔信，从溧阳竹箦桥来到丹阳访仙桥，联络管文蔚的抗日自卫总团。7月1日，管文蔚的抗日自卫总团配合新四军段焕竞部攻打了日军守卫的新丰车站。上旬，管文蔚来到延陵附近庄湖村拜见陈毅，向陈毅汇报了丹阳抗日自卫总团的情况，请求新四军加以支持和领导。应管文蔚的要求，7月中旬，陈毅派政治部主任刘炎到丹阳自卫团视察，授予管部“丹阴抗日游击纵队”番号，委任管文蔚为纵队司令员。下辖四个大队，方钧为第二大队大队长。8月，陈毅报请上级党组织批准，恢复了管文蔚的党籍。9月，陈毅又派刘炎带领郭猛、张福前(张震东)等30名干部到管部工作，将丹阳抗日游击纵队的番号改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对外称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管文蔚为司令员，编入新四军第一支队序列。抗日自卫团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后，陈毅要求管文蔚“彻底党化挺纵”。管文蔚深切地认识到，一支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论怎样勇敢善战，也只能取得一时一地的胜利，而难以取得最终胜利。到这时，管文蔚的抗日自卫团结束了自发的群众抗日武装的处境，已完全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了。
开辟北上南下走廊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给项英发了《关于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即第一个“五四指示”)，要求江南新四军“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陈毅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要管文蔚巩固丹北，向北发展，建设长江北上南下走廊。管文蔚坚决执行陈毅的指示，于7月下旬命令在丹北沿江大港、大路一带的方钧第二大队北进长江中间的南老洲。方钧率部分乘三条大木船，渡江抵达南老洲的荷花池，当晚直插高桥镇，迅速缴了伪自卫队的枪械，公审处决了操纵伪维持会的流氓头子刘运龙，迅速占领了高桥镇和四方桥。接着，第二大队乘胜北进，解除了驻扎在李典镇的江都县第三区保安中队的武装，收缴了沙头、吴桥等地的自卫队枪械，共计180余支枪和1挺机枪，第二大队迅速由两个中队扩编为三个中队。7月底，大港的土豪劣绅组织一支反动武装，占据了大港镇。为开辟长江南北通道，也为了开辟税源解决部队给养，管文蔚于8月底命令第二大队南返大港，击毙了反动武装头目，收缴了他们的枪支，接管了大港镇。
拒绝“党化”，方钧部被缴械
丹阳抗日自卫团原先“是一轰而起的群众性组织，不少乡的自卫团内部很不纯，有些特务、士匪混在其中，进行破坏活动。”《( 管文蔚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版，第277页)改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后，部队进行了整顿教育。在每个中队配了政治指导员，每个大队配了政治教导员，贯彻“支部建在连上”，“党一定要指挥枪”。部队规定不准抢劫，不准烧杀等，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第一大队大队长张福生，大革命时期担任过吕城乡的中共支部书记，后来脱党了，曾当过国民党特工小组长。全国抗战爆发后，投奔抗日自卫团，任第一大队大队长，期间曾将抗日自卫团的情况密报国民党杨中县政府。9月，部队整顿中，撤了张福生的职。
第二大队改为第二支队后，方钧任支队长。9月下旬，第二支队继续北进，收缴了新洲保卫团分驻新洲、北老洲各镇村的自卫队枪支。10月，第二支队协同第一、第三支队向北奔袭，连克三江营、嘶马、中闸、大桥，三天后又攻占吴家桥、于家铺等地，并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12月，方钧的第二支队司令部从新老洲的高桥镇移至江都大桥镇。
第二支队支队长方钧，原是国民党川军的一个连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在江西“剿共”时，被红军打伤过，与共产党有一枪之仇。他参加淞沪抗战后，在溃退西撤途中带领34人的一个排，并一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在镇江、丹阳边界的上党地区活动，想继续向江北逃跑。这支部队为韦永义收留，方钧被委任为丹阳抗日自卫团第二大队大队长。方钧投身管部只是找个暂时栖身之所，解决经费给养问题，伺机寻求个人发展之路。他凭借部队武器好，老兵能打仗，打了一些胜仗，缴获了一些武器弹药，收编了一些地方武装，队伍发展到千余人枪。他把这支队伍看作是个人的资本。随着打了几个胜仗和部队的发展，方钧居功自傲，认为羽翼已丰，个人野心急剧膨胀。在行动上开始闹独立性，对外打起“长江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的旗号，自封司令，擅设三个支队，不服从挺进纵队司令部的指挥。旧军队行伍出身的方钧，拒绝在部队设政治处，对挺进纵队政治部派去开展政治宣传的战地服务团，处处刁难排挤，扣发战地服务团的伙食费，开枪威胁索饷的服务团员杨和仁。战地服务团团长王子清，对方钧进行了有力的斗争。1939年4月新四军挺进纵队攻占扬中后，方钧认为跟共产党走发不了大财，没有前途，便暗中接受韩德勤的重金收买，想改换门庭。便乘王子清从八桥赴江都大桥向挺纵政治部汇报工作，途经三茅镇之机，指使亲信参谋长倪健诱捕杀害了王子清，以作投靠韩德勤的见面礼。
陈毅在听取管文蔚介绍抗日自卫团干部情况时，曾对管文蔚说道：方钧“不赞成党化，这就是问题。他不肯将部队交给党，就是大问题。”让管文蔚注意方钧的行动。当获悉方钧要投靠韩德勤的消息后，急命新四军第二团副团长刘培善率第一、第三营，配合挺纵第一、第三、第四支队统一行动，果断对分驻扬中新坝、公信桥和江都大桥及新老洲的方钧部采取行动，方钧部绝大部分官兵在没有作抵抗的情况下被缴械。部队改编，挺进纵队重建第二支队，管寒涛任支队长，鲍志椿任政治处主任。
方钧带着几个亲信逃往兴化，韩德勤见方钧兵力丢尽，怒将其丢进了监狱；杀害王子清的倪健，逃到溧阳后也被新四军抓获正法。
方钧事件的启示
人民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人民军队党领导，这是人民军队的根本属性，不能有丝毫的怀疑和动摇。因此，在军队内部，不能出现拉山头，闹分裂，搞团团伙伙的现象。只能是党指挥枪，而不能是枪指挥党。
军队是保卫国家的武装集团，是捍卫民族利益、人民利益的战斗集体，决不是个人升官发财谋取私利的资本。方钧投机军营，视部队是个人升官发财的资本，当个人目的达不到时，必然走向叛变道路，落得身败名裂的可恥下场。
方钧事件告诉我们，一旦发现军队领导干部拒绝党的领导，有图谋不规的迹象，在掌握充分证据的情况下，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果断处置，纯洁内部，杜绝后患。
今天，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是党、国家和军队前途命运所系，是人民群众福祉所在。坚定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是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根本保证。全军要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不移把维护党中央权威，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落实到行动中去，落实到推进军队建设改革和军事斗争准备中去，始终不渝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朝着实现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开拓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