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归去者，今来矣！长剑横九野，猛士唱大风。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一声枪响，向世界宣告了新型人民军队的诞生。人民军队诞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背叛与血腥屠杀之中，诞生在中国革命形势愁云漫天、雾锁重楼的黯淡时刻。痛定思痛的中国共产党人抓起枪杆子，挺起脊梁骨，在最令人窒息的时候，迈出了改变中国革命进程的关键一步。
时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的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光荣的南昌起义，成为人民军队的重要来源之一。起义部队从南昌挥师南下，辗转潮汕，又东进入闽，继而再北移，踏进赣南山区。一路上的征战极其辛苦，山高水远，雨急风狂，一些意志薄弱者与投机取巧者纷纷离开了队伍。每次走到岔路口，便有三三两两的官兵弃队而去，不再回头。
世事就是这样，在胜利顺畅的情况下，做英雄是容易的，因为牺牲较小，前景可期；而在失败退却的情况下，做英雄就难得多了，因为牺牲很大，前景还无法预料。所以，越是艰难困顿的局面，越考验一个人的信念与勇气，也只有经受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能成就大业的英雄。
历史将用事实雄辩地证明这个道理。
1928年4月28日，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与朱德、陈毅领导的部分南昌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为继承与弘扬北伐战争时期叶挺独立团所在“铁军”的优良传统，中共湘南特委决定将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叶挺独立团被改编为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
此时的毛泽东，正在积极实践他对于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思考。有一天，他找到黄埔军校四期学生唐天际，授给他两件法宝：“党支部建在连上”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派他到二十八团一营二连去任党代表。唐天际到任后，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连队建立党支部、列宁室（俱乐部）和士兵委员会（军人委员会），实行政治课教育制度。
“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也受到官兵的热烈欢迎，被战士们写在包袱皮上，床头上和门板上，反复背诵，视作行动指南。后来，“六项注意”发展到“八项注意”。1947年10月，毛泽东又亲自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自此以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成为人民军队严格遵循的行为准则。
但在当时，红四军内部对毛泽东的一系列建军举措却分歧很大。一些人认为，毛泽东强调党对红军的领导，是在搞家长制；还有一些人话说得很难听，说政治部妨碍司令部的工作，是“卖狗皮膏药”的，宣传兵都是“吃闲饭的”。
人心齐，泰山移；人心散，搬米难。
为了在党内统一思想认识，确立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红四军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了影响深远的古田会议。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重申了党对人民军队实行绝对领导，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等根本性问题，从而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
古田镇也由此成为我军政治工作奠基的地方，成为新型人民军队定型的地方。“革命的政治工作就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这一重要治军理念，正是从古田会议发源。
（三）
归去者，今来矣！铁肩担道义，热血铸忠魂。
第四次反围剿战斗后，叶挺独立团被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在长征中，红四团挑起了“开路先锋”的重担，为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的战略大转移打开一条血的通道。
1935年，红军在前往川西的路上遇到了大麻烦——天险大渡河横亘在面前。大渡河水急浪高，河面又宽，难以架桥，而渡口偏狭，无法满足数万大军渡河之用。当年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一世英雄，就因在大渡河畔渡河无策，最后全军覆没。这一次，蒋介石野心勃勃，企图借地利之便，围歼红军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砻江以东地区，使“朱毛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5月26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抵达安顺场，听取汇报后，决定红军沿大渡河西岸北上，抢占泸定桥。夺桥的任务在28日下达给红四团。从地图上标出的位置看，红四团此时距泸定桥120公里，留给他们的行军时间，只有一个昼夜。
红四团沿着山路一路急行，在猛虎岗击破了川康边防军的阻击，行至奎武村时，天降大雨，山路一片泥泞。为加快行军速度，团长黄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三个步兵营轻装前进，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在29日凌晨6时，准点抵达泸定桥。
顶风冒雨，边打边走，一昼夜奔袭120公里，这在外国军事专家们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硬是让红四团的战士们用一双双脚丫子完成了。
来到泸定桥的战士们发现，这座100多米长、近3米宽的铁索桥，已被抽去桥板，只剩下13根寒光闪闪的铁链在湍急的江面上晃动。桥的那一端是泸定城，城一半在东山上，城墙约两丈余高。守桥之敌在对岸桥头和山坡上构筑了防御工事，枪口、炮口早已对准泸定桥。
这种场景，让人想到了清代徐锡麟的那句诗：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这注定是一场有去无回的冲锋，牺牲了尸体都将找不到，红四团的战士们心里都清楚。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退却。他们昼夜奔袭，马不停蹄，为的就是要打一场这样的冲锋，在不可能撕开口子的地方，撕他一个天崩地裂的口子！
二连连长廖大珠抢先站了出来，对黄开湘说：“一连强渡乌江，立了大功，这一回，轮也该轮到让我们二连上了！”
黄开湘同意了廖大珠的请战。攻夺泸定桥的战斗很快打响。在密集火力掩护下，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背插马刀，携带短枪，迎着肆虐的炮火，向对岸发起冲击。三连在连长王友才的带领下，扛着木板，紧随突击队身后铺设桥板。头顶是呼啸的子弹，身下是咆哮的江流，这场艰苦的战斗，每进一步都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泸定桥一战，成功打通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通道，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战后，毛泽东仔细察看了泸定桥的地势，感慨地说：“这样险要桥面的桥能夺取，说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不久后，他在《长征》一诗中，豪情满怀地写道：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总参谋长刘伯承也来到泸定桥，他走到桥上，激动地跺了几脚，说：“应该在这里竖一块碑！记下我们战士的不朽功勋！”军团《战士报》连续刊发捷报和评论，自豪地将红四团飞夺泸定桥、一昼夜行军120公里的英雄事迹传遍神州。
（四）
归去者，今来矣！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红四团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一营，参加了平型关战役，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随后，挺进苏鲁豫，南下华中，东进淮海，身历百战。其中，最为惨烈的一仗，发生在1943年初的刘老庄。
刘老庄是苏北平原上的一个普通村庄，人口不足百户，距淮阴城25公里，距六塘河约10公里，紧靠淮沭公路，是日军进攻六塘河的必经之地。当时，上级决定以一个连的兵力，在刘老庄一线展开阻击战斗，延迟敌人的进攻时间，掩护我党政机关与当地百姓安全转移。
这个作战任务交给了新四军第三师七旅十九团——这支英雄部队在皖南事变之后的新番号。十九团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四连具体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