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本名叫赖书杰，1931年1月参加红军。他担心连累家人，改名叫赖玉林。红军离开后，地主豪绅和国民党军队进行清算，爷爷被迫害至死，奶奶被保长吊起来毒打，右手落下了残疾。父亲离开家乡时，家中有七口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家时，只剩下他的母亲和小弟两个人了。
    赖玉林参加过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1935年1月任红六军团十八师五十三团一营三连连长。11月，为了掩护红二、六军团战略转移，红十八师3000余人以巨大的牺牲牵制10倍于己的敌人。1936年11月，赖玉林调往甘肃庆阳步兵学校学习，两个月后，进入抗大二期学习。在这里，他与红三军团十三团俱乐部主任胡耀邦成为同学。在抗大学习不到半年，赖玉林就被选送到延安摩托学校学习。
    抗战全面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扩建新疆督办公署边防航空队，开设航空训练班，公开招生。陈云亲自到抗大和摩托学校挑选人员，最后确定了19人，其中就有赖玉林。这批人后来被称作“红色空军的火种”。1938年初，赖玉林在赴新疆的途中感冒发烧，没有通过苏联医生的体检，没能走进红色空军的行列，但是他的名字却留在了红色空军史中。
    1938年4月，赖玉林回到延安，进入瓦窑堡抗大第四期第一大队学习。让他欣喜的是，他在抗大二期学习时的同学胡耀邦正是一大队政委。半年学习结束后，胡耀邦告诉他，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一二〇师要开辟冀中抗日根据地，那里急需干部，贺老总开完会就到抗大要人，你到那里去报到吧。
    1938年12月，赖玉林跟随贺龙、关向应开赴冀中，任八路军一二〇师警卫营副营长。
    1939年4月，日军吉田大队800余人对齐会地区的八路军进行扫荡。经过三天的激战，一二〇师歼敌700余人，日军仅80余人逃出。战后，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社论，庆祝齐会战斗的重大胜利，蒋介石也向贺龙发了慰勉电。赖玉林在战斗中积极组织警卫战士护卫师部，救护遭受日军毒气弹中毒的贺龙师长和机关人员，组织战士护卫白求恩医疗队，战斗结束后受到一二〇师通令嘉奖。
    当时一二〇师驻地对面，有一只打着抗日旗号的土匪队伍，要求八路军派人进行整编。要把这样一个成分复杂的队伍改造成真正的人民军队，是非常困难的。贺龙师长和关向应政委经过一番商议，认为赖玉林军政素质过硬，能够担此重任。经过艰苦努力，赖玉林终于将这支游离于几种政治力量之间的“独立大队”改造成了在冀中平原上英勇杀敌的人民武装，并带领这支队伍加入到八路军一二〇师贺炳炎、余秋里领导的独立三支队。1940年百团大战后，一二〇师将独立三支队改编为三五八旅第八团。赖玉林任八团二营营长，其中的六连就是以后闻名全军的“硬骨头六连”。
    1944年7月，中共中央派遣八路军第三五九旅主力和抽调的一批干部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并决定由贺炳炎和廖汉生负责组织一个干部大队重返洪湖地区。廖汉生找到时任三五八旅整风队长的赖玉林，要他参加干部大队南下并在一个队中任队长。
    南下干部调齐后，集中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天，毛泽东和南下的干部们一起，坐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里准备看戏，身后一名精干的八路军战士引起了他的注意。
    “你是哪个部队的，叫什么名字？”毛泽东问。
    “报告主席，我是三五八旅的，我叫赖玉林。”
    “哦，赖玉林，广西有个地方叫玉林，听你的口音好像是老表呢！”
    “是的，我是江西上犹营前人。”
    “上犹营前啊，那个地方我去过，蛮大的山呢！”
    “是的，我就是在主席到了我们那里以后参加红军的。我在家时的名字叫赖书杰，参加红军后，担心家里人会受到敌人的迫害，就把名字改了。”
    “嗯，书杰，书中豪杰，现在还不是做书中豪杰的时候啊。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戏叫《逼上梁山》，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被反动派逼上梁山的。现在，我们要用枪杆子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人民打下一个朗朗乾坤。”毛主席手一挥，接着说：“我给你的名字再改一个字，叫赖玉坤。”说着，毛主席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写下字递给赖玉林。赖玉林接过连连说好。毛主席又拿出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赖玉林，并且嘱咐他，等到革命胜利了，回家看看。就这样，从八路军南下支队里汇入到南方新四军队伍里，有了一名叫赖玉坤的新四军战士。
    抗战胜利后，1946年5至6月，国民党军约30万兵力，将中原军区6万余人包围在以宣化店为中心不足百里的狭长地带。中共中央为了保存富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干部，通知一部分南下干部返回延安。赖玉坤也接到了通知。江汉军区副司令员李人林希望这位极富战斗经验的老红军能够留下。是回延安，还是留下来参加中原突围？赖玉坤选择了和李人林一起。最终，中原部队以损失3万余人的巨大代价成功突围。
    1949年7月15日，荆沙解放。团长许树廷、政委赖玉坤率江汉军区襄南十二团进驻沙市。进城后不久，赖玉坤接刘伯承司令员命令赴湖北军区。面对当时荆沙地区纷繁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严峻的社会治安环境，沙市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宋侃夫希望我父亲能留在沙市。就这样父亲留在了沙市，再也没有离开。
    父亲有三个名字，他的本名留在了故乡，他参加红军时另起的名字留在了革命队伍里，毛主席给他改的名字，最终留在了沙市烈士陵园一名老红军的墓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