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铁道处于繁华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管辖着沪宁、沪杭两路，宁芜线和浙赣线东段(金华附近以南)及津浦线南段。抗战时期，日伪华中铁道是日本侵略者直接控制的交通命脉。
沦陷区迫于生活的中国劳工一批批被招入华中铁道，过着亡国奴生活。上海、南京、杭州等城市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及铁路周围的新四军为发动和组织群众反抗日寇，不断派员打入华中铁道。
日本宣布投降 上海机务段工会成立
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上海敌占企业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企业工委）王中庸同志向上海铁路机务段（敌伪称上海铁路机关区）支部传达了党中央指示：日本将投降，决定新四军进攻上海，上海地下党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配合新四军收复上海。中共企业工委决定：铁路要迅速组织工会和纠察队，维护铁路交通，保护铁路财产，配合新四军接管铁路。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及中共企业工委的布置，机务段支部研究决定：对机务段三个车间党领导的群众团体加强领导并开展活动；在日本正式宣布投降时召开上海机务段全体员工大会，成立机务段工会，同时成立工会领导下的纠察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上海机务段工人群众敲锣打鼓庆祝抗战胜利。工人群众对过去穷凶极恶压榨中国工人的日本人进行清算斗争，被斗的日本人威风扫地，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一个一个鞠躬认罪。
这是组织群众的大好时机。党支部当即（8月15日）召开上海铁路机务段全体员工大会，成立了“上海铁路机务段工会”，群众一致选举包起植（共产党员）为工会主席，并成立了以孙德茂（共产党员）为队长的纠察队。大会通过决议，将原乘务员车间的“中国人乘务员会”、技工车间的“技工互助会”、库内手车间的“库内手互助会”改为三个车间工会。
与三青团争锋相对 夺得华铁员工会领导权
上海铁路机务段工会成立的当天下班前，伪华中铁道有限公司获悉机务段成立了工会，电话通知机务段工会主席包起植第二天上午代表机务段出席公司召开的成立“职员同仁会”的会议。下班后包起植立即赶到中共企业工委王中庸家里汇报了这一情况，两人研究决定：要变伪公司召开的会议为我党解决问题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我党领导下的“华中铁道员工会”。为此，出席会议人员要保证我党的力量占大多数，王中庸负责布置车务系统的同志出席，包起植负责布置段、厂、所系统的同志出席。
8月16日上午会议在伪公司会议室召开，主持会议的是伪公司职员陈乐，他带来了一位胖胖的戴着三青团臂章的人，陈乐介绍说：“这位是上海市三青团的地下工作人员，是市三青团派来铁路指导今天会议的。”这位三青团的人便以领导人口吻说：“抗战胜利了，这是蒋总裁领导抗战有方，现在国民政府尚未派员接管铁路，所以要成立‘职员同仁会’，领导维护交通，保护路产。现在我代表上海市三青团任命陈乐同志为‘华中铁道同仁会’主任。”
包起植立即站起来发言说，铁路是国家的财产，我们铁路员工人人都有责任维护铁路交通，保护铁路财产，因此不同意单成立“职员同仁会”，而将广大工人群众拒之门外。我的意见是应该成立“华中铁道员工会”，发动全体员工来维护铁路交通，保护铁路财产。上海铁路车辆段（敌伪称检车区）叶顺秋同志接着发言说，列车没有龙头（机车）不能前行，同意成立“华中铁道员工会”，主席应该由上海机务段包起植担任。上海列车段（敌伪称车掌区）、上海北站、东站等代表都发言赞成叶顺秋的意见，全场便以热烈的掌声通过。三青团领导和陈乐面面相觑，只得勉强鼓掌。
当天下午，王中庸同志草拟了《华中铁道员工会告员工书》，内容大意是：华中铁道员工会是华中铁道员工自己的工会，是员工自己管理自己的组织；是防止日寇、汉奸和破坏分子破坏铁路的组织。包起植、陈杏生、苏文洛、杭汉林、毛经赐、祝锡生等同志将告员工书用毛笔抄写在红纸上贴到各客车、货车上，以告知沿线员工。华敏珍、戎贤松两同志借在电话所、电报所工作之便，用电话、电报将告员工书通知各单位。包起植负责通知在铁道学院培养发展的南京、杭州、蚌埠、金华、常州、苏州各机务段、分段的司机、司炉中的党员和积极分子，要他们扩大宣传，发动群众组织员工会分会。
8月17日，南京地区在共产党员吴良杰、唐益民、马绪善等人的努力下成立了“南京铁道员工会筹备处”。其他地区也在党员和积极分子的努力下，纷纷成立了分会。华中铁道员工会及分会在日寇撤离铁路和国民党未派员接管华中铁道以前，领导着华中铁道运输和保护路产的工作。
工会领导华铁员工大罢工
抗战胜利，人民盼望从此可以过上安定幸福的生活。但是国民党各色人物都冒出来“接管”华中铁道，想争夺华中铁道这块肥肉，而根本不顾铁路员工的生活。当时物价暴涨，员工们一个月领到的工资无法维持最低生活。中共企业工委书记张云啸及时召开有王中庸、包起植、陈杏生参加的党员会议，分析了员工们的生活、思想情况，提出发动员工向日本人（当时日本人仍未退出华中铁道）和汉奸郑洪年（伪华中铁道有限公司总裁）索赔员工们八年来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损失；决定由华铁员工会领导员工们向郑洪年要胜利金，每个员工300万元（伪储备券），若遭拒绝就举行罢工。
8月28日上午，华铁员工会组织上海铁路地区各单位的40余名代表及500多员工，到伪华中铁道有限公司汉奸总裁郑洪年办公楼前的红厦广场集合，高呼：“我们要面见总裁”，“我们八年受尽精神和物质上的压迫剥削，要发胜利金赔偿”等口号。老奸巨猾的郑看到群情激昂，想拖延时间，说：“我们研究后再回答。”代表们商量后同意第二天上午听答复。
8月29日上午，40名代表及更多的员工聚集红厦广场，郑洪年没有露面，他的顾问出来说：“郑总裁正在和政府要员商讨，今日不能答复。”第二天上午，工会代表及众多员工再次聚集红厦广场，郑洪年出来说：“铁路的接收要员认为300万数字太大，要考虑大幅度减少。”代表们研究后向郑洪年提出：“今天已是第三日了，明日再不同意条件，我们就罢工。”
散场后包起植便赶到王中庸家，与中共企业工委书记张云啸、委员王中庸研究斗争方法。三人讨论后认为：如果敌人一拖再拖拒绝接受条件，我们只有以罢工来抗议。胜利金数额至少150万，争取200万，并设想了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对策。
8月31日刚上班，上海机关区内开进了200余荷枪实弹的日军。郑洪年企图借日军武装镇压铁路工人，以达到不发胜利金的目的。工人们八年来受尽了日寇的欺侮、压榨，现在日本已宣布投降了，还耀武扬威，工人们火从心起，纷纷拿起杠棒、铁棍、煤铲、榔头等欲与日军拼搏。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包起植和杭汉林、祝锡生、米怀元、韩国才、张传芳等同志做通了群众工作，由包起植出面以机关区工会主席名义向日军讲话：“你们是投降的军队，应老老实实在军营里等着缴械，决不该听汉奸之命再来同中国人民作对。如果这里发生流血事件，你们要负完全责任，尤其是队长。”日军队长听完包起植的话，又看到众多满腔怒火的群众，只得令日军撤离机关区。
根据当时的情况，工会决定罢工。很快，机车不出库、车长不上车、调车员不调车、电话员不接电话、报务员不接发电报……各分会也积极响应，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全面罢工。华中铁道的交通全线瘫痪，这时国民党不得不从后台跳了出来。
9月1日清晨，国民党急忙派了两路党部委员陈奋克来与工会谈判。在谈判中为发胜利金的问题争论很久，最后陈摊牌说：“我来前研究过了，只能给代表每人300万，一般员工发150万。9月份工资和配给品同意提前发。”代表当场揭穿他企图分化员工与代表的阴谋，严词拒绝多拿胜利金。代表们离开谈判室后研究，同意在每人发150万胜利金及提前发9月份工资后结束罢工。当代表将谈判结果向广场员工群众宣布时，千余名群众高呼“我们赞成谈判结果”，“罢工胜利万岁”，“拥护华中铁道员工会”，大家涌向代表握手拥抱，欢呼声响彻云霄。
罢工胜利了，9月1日下午6时恢复运输。华铁员工会的威信在员工中更高了，大家认识到华铁员工会是真正为群众办事的，员工会是自己的工会，工人团结起来就有力量。
1945年9月初，中共企业工委向华铁员工会传达了党中央的决定，由于形势变化，新四军不收复上海了。对党暂时不能占领的大城市要继续积蓄力量，展开合法斗争。之后，华铁员工会争取得到了两路党部的承认，成为合法团体；同时在前一阶段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召开代表大会，成立了两路统一的工会组织，以进一步团结员工与国民党开展斗争。
1945年9月5日，两路员工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列车段召开。会后，两路员工会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带领广大铁路员工继续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