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逸同叶挺等人在武汉
张云逸与叶挺是黄埔陆军小学的同学，北伐战争时期，他俩都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工作，张云逸任第四军第十二师参谋长，叶挺任该师独立团团长。大革命失败后，叶挺率部参加了南昌起义，张云逸则在积极掩护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政治部主任李硕勋和第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率部参加南昌起义后，随张发奎部南下广东。1927年底，叶挺和张云逸都参加了广州起义。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流亡海外，张云逸到广西做兵运工作，后参与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
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中共中央派张云逸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驻该军的军事代表，1934年1月上旬与以该军客座参谋身份参加福建事变的叶挺会面。张、叶这次会面交谈的内容，《张云逸年谱》第45页是这么说的：“叶挺详细介绍了广州起义失败以来他的遭遇，表明了自己的抗日反蒋立场，及盼望与党组织早日联系，争取党的教育与帮助的心情。张云逸向叶挺介绍了国内革命斗争的形势和中央苏区的情况，以及中共对福建事变的态度。并答应将他的要求及时转告党中央，以便派人与他联系。”此后，张云逸于1934年10月参加了长征，叶挺逗留于香港、澳门地区。直到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时才重新见面。此时叶挺已担任新四军军长，张云逸担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
此外，在一些书刊上关于张云逸与叶挺的几次会见，看来是误传。
1937年初张云逸在香港会见叶挺？
《叶挺将军传》(解放军出版1989年11月版第270页)写道：“早在(1937)年初，张云逸在参加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之后，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进入国民党统治区，收集和联络没有参加长征和失掉关系的同志，招呼他们准备参加抗日战争，到达香港的时候，也曾由柯麟同志引路，从香港到澳门，找过叶挺。”
《世纪》1995年总12期刊登的《叶挺与新四军初创》一文说：“1937 年初，叶挺在澳门会见了张云逸，表示拥护党争取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
《觉悟》2007 年第4期刊登的《周恩来对三支“第四军”的独特贡献》一文中写道：“1937年初，周恩来就委托张云逸去澳门会见叶挺，请他回国参加抗日斗争。此意正合叶挺心愿。”
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军部分会编印的《回顾新四军军部》一书第211页介绍叶挺时写道：“1937年初，经澳门镜湖医院的柯麟同志(北伐时党员)陪同，会见了张云逸，叶表示不愿去国民党军中工作。张建议他再去上海或东江地区了解情况，也许有事可做。”
经查资料核实，张云逸参加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1937年3月，任军委后方司令部参谋长，一直在陕北工作，根本没有离开陕北，不可能到香港会见叶挺。但为什么有这个误传呢？1937年1月13日，周恩来由西安致电毛泽东等，建议派张云逸到广西联络，开展对桂系的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张云逸因事未能成行。到了4月25日才与周恩来一同从延安南下，但途经甘泉劳山遭匪徒袭击，又返回延安。后来直到5月中旬，张云逸才到达香港，根本不可能于年初在香港会见叶挺。
1937年5月张云逸在澳门会见叶挺？
《张云逸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55页)说：张云逸1937年5月到香港后，“奉中共中央指示曾赴澳门在柯麟陪同下会见叶挺。向叶挺介绍了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和国共谈判的进程及趋势。叶挺表示愿意随时响应中共号召，返回内地，投身抗日战争。”
张云逸《传略》中也写道，张云逸1937年5月到香港后，“还特意到澳门秘密会见叶挺，介绍中共中央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和国共谈判合作抗日进展情形(见广西新四军研究会编《开国大将张云逸》2004年6月内部版，第950页)。
《张云逸在组建新四军中的卓越贡献》(见《铁军·纵横》2018年第1期)一文中这样写道：“1937年8月，张云逸在地下党员柯鳞医生带领下到澳门会见叶挺。张云逸代表中共中央向叶挺介绍‘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央实行的战略转变：与国民党合作抗日，拟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改编部队的军长必须是国共两党均能接受的合适人选。中共中央敦请叶挺复出组建改编这支部队。叶挺闻言激动不已，当即表示绝不辜负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随后，叶挺奔赴上海与周恩来会面。周恩来向其表达了由其出面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设想，叶挺欣然同意。”这些说法，完全出于臆造，与历史事实不符。
据台湾史料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叶挺已在上海、南京活动。又据《叶挺将军传》第270-271页说，“1937年春节过后，叶挺得到国民党内老朋友的帮助，举家迁往上海，住在静安寺路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里。”“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叶挺登上寓所屋顶观察空战，目睹大队敌机深入闸北、浦东市区狂轰滥炸”。1937年上半年叶挺既已举家迁到上海。张云逸5月或8月到达香港时，怎么可能在澳门会见叶挺呢？
《子女记忆中的父亲——叶挺相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中说：1936年“上半年，张云逸奉命到香港工作，与叶挺进行联系。”事实是1936年5月，是潘汉年从苏联带着《八一宣言》，绕道法国来到香港，通过柯麟约见叶挺。这里把潘汉年与叶挺会面误成是张云逸与叶挺见面了。将柯麟陪同潘汉年置换成陪同张云逸会见叶挺了。
还有的文章无中生有，更是离奇：如《党史文苑》刊登《张云逸与新四军的组建》一文中，第一段的小标题就是张云逸“到澳门寻找叶挺”。其中写道：“在此期间，张云逸奉中共中央指示，专程赴澳门寻找叶挺。”“张云逸找到叶挺后，两人进行了亲切的交谈。张云逸向叶挺介绍了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经过，介绍了国共谈判的进程，分析了国共重新合作的趋势，详谈了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等，鼓励叶挺出来参加抗日救国神圣事业。叶挺听后，十分高兴。他坚定地表示，愿意随时响应党的号召，返回内地，投身抗日战争。”
在一本《张云逸大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5月版)的书中第298页说，1937年10月国共两党达成把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后，“张云逸受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派，去澳门迎接叶挺将军来主持新四军的工作。”张云逸到澳门见到叶挺后，对叶挺说：“让你出任新四军的军长。国难当头，我知道你决不会做寓公的。我来澳门之前，已经向党中央保证把你请出来了。”有的文章还描绘说：“张云逸化装成阔佬，到澳门找到了叶挺。张云逸拿出了党中央邀请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电报。”事实是1937年9月，叶挺已被国民党任命为新四军军长，何用张运逸到澳门去请？还有文章说：叶挺看了中共中央的电报后“激动不已，神情昂奋，立即表示决不辜负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于是马上束装就道，接受中央指示，奔赴上海，与周恩来同志会见。”
这种戏说式的文章极不严肃，既违背历史事实，也不合情理。其结果是以讹传讹，混淆视听，误导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