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黄源
他坚定而又有些蹒跚地穿行于历史的史诗之中，那一漫长的穿行，凝重中又不失飘逸。在上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中，他甘为鲁迅麾下，酣畅淋漓地挥洒出中国知识分子追求世间真谛的人格力量。作为鲁迅的学生，他始终立身沧桑，以笔投枪。他与茅盾、巴金等文学巨匠一直挽手并肩，合力而行。那是一种跋涉的脚步，而跋涉又是一种境界。一次采访行动竟然成为一生的重要转折，并由此成为新四军中的文化人。黄源，不仅是一个名字，还是一部历史。
从记者采访团团长到军中文化人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在弥漫的战火硝烟中，由上海文学社、中流社、文丛社、译文社这四家最大的文学杂志社联合创办的《呐喊》周刊大声疾呼：“四社同仁当此非常时期，思竭绵薄，为我前方忠勇将士，后方义愤之民众，奋其秃笔，呐喊助威。”这是中华民族不屈的声音，铿锵激昂，振聋发聩。其时，黄源正是《译文》主编，那呐喊中自然便有他的和声。
1927年10月，黄源在上海劳动大学任《劳大周刊》的编辑
不久，因父病重，黄源匆忙返回老家浙江海盐。《海盐报》记者闻知后立刻前往对他说：“炮声响了，你该对乡人说些话。”这是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作为鲁迅学生的黄源，其时已是家乡的骄傲，有振臂一呼的作用。他当夜即写了《炮声响了——告警中敬告全邑同胞》一文，吁呼抗战。黄源知道，纵有一腔桑梓情怀，但烽火连天的眼下却非依巢恋栈之时。他的视野在于整个华夏大地。于是，他留下《赴火线去——临别给亲友家族》一文，义无反顾地选择前行。当家乡熟稔的一切渐离视线时，他心底的声音是：国破家何在？
黄源来到武汉，成为《中央日报》特派记者和《新华日报》特约记者。此后，他便以一个战地记者的身份活跃在敌后战场。1938年的一天，黄源前往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军事、文化机关所在地金华采访。金华是东南抗战的重要枢纽，其后成为与重庆、桂林、西安、兰州并称的战时全国五大“文化驿站”。金华有着浓烈的抗战文化氛围。创刊不久的《钱江潮》称，“将以奔腾澎湃的雄姿、排山倒海的气势，推动浙江三千万民众踊跃参加抗日自卫，争取最后胜利。”犹如波涛汹涌的钱江涌潮，强烈震撼着身临其境的黄源。年底，金华文化界组织了一个文化新闻代表团，将前往皖南采访新四军。黄源被推选为团长，成员有《新华日报》记者石西民、经济学家骆耕漠、《新蜀报》记者汪瑛，均为业界翘楚。人数不多是因为这是一次远征，路途曲折艰辛，不适宜大规模的队伍。访问对象新四军，虽组建不久，却是一支新的抗日力量，因而倍受媒体关注。
一辆军用卡车奔驶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黄源眺望着远处烟雾笼罩着的黛山密林，一任思绪飞扬。在武汉时，他就对新四军颇多关注。也许是出于记者的敏锐，他觉得这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必将承载着历史使命，挥戈跃马在抗日疆场。其中，叶挺、项英以及袁国平、李一氓等都是如雷贯耳的名字，走进他们，感受他们，一直是黄源的心愿。随着时断时续的皖南徽派建筑以及山径小溪渐入眼帘，黄源知道目的地云岭不远了。
新四军军部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欢迎这支人数不多的采访团。卡车甫停，众多战士便云集而前，簇拥着他们来到一处已为军用的民宅堂屋。欢迎会随之召开。致欢迎词的是新四军副军长项英。黄源代表采访团致答谢词，并介绍了代表团成员。黄源说：“新四军是中华民族新的抗日力量，将士们保卫国家的意志和英勇牺牲的精神，与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华民族的脊梁’是一脉相承的。新四军必将在叶、项首长的领导下，取得伟大的胜利。我们期盼这一天的到来。”
初冬的皖南，寒意袭人。但黄源感受到的却是温暖和欣喜。在云岭移步所至，即有故交旧友、左翼文坛同仁不期而遇，欣慰畅然。这其中有创造社时期的朱镜我、李一氓，有黄源编辑《文学》杂志时的撰稿人夏征农、彭柏山，还有他所熟识的薛暮桥、徐平羽、聂绀弩、丘东平、陈辛人、辛劳等。黄源觉得如此文人云集，一定是新四军巨大的感召力使然，而这感召力的源头即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黄源显然已经喜欢上云岭了，虽然它还没有展示出春天般的叠嶂染蕴、林茂竹翠以及山涧小溪流水潺潺的那种自然景观，但人文的魅力、熟悉的文化圈以及迥然有别于国统区的抗战氛围和那种溢于官兵间的热情足以产生强大的磁场，让黄源伫足，走近，进而融入。而继之发生的一件事则让黄源充满感动。
黄源与李一氓（左）
转眼已是1939年元旦。这天，项英在军部所在地的陈家祠堂向团以上干部作形势报告。其时在皖南的众多知名文化人均为中共党员，且享受团级待遇。特殊的是黄源，既是外来文化人，又不是中共党员。是否通知他参加听报告，颇让宣传部长朱镜我为难。他为此专门请示项英：“黄源是否参加？”项英毫不犹豫地表态：“当然参加！”这一破例的表态，充分表达了项英对黄源的信任和尊重。后来黄源知道后非常感慨，对项英也更加起敬。不久，项英又特别邀请黄源一同前往视察所属各部队。在苏南茅山地区的新四军一支队，黄源见到了久仰其名的司令员陈毅。陈毅是一位儒将，特别喜欢与文化人交朋友，加之他精通诗文，性格豪爽，所以与黄源一见如故。黄源一连数日跟随陈毅到基层部队视察，晚上他们则抵足而眠。黄源由此得以彻夜聆听陈毅饶有风趣的言谈。
从前线回到军部，黄源面临着去留的抉择。聂绀弩、丘东平、彭柏山等文坛旧友都希望他能留在新四军。而有人觉得作为鲁迅学生和进步文人，黄源在国统区的作用要比在新四军更大。项英闻知这一情况后，果断而坚决地说：“黄源不能离开。此前，吴大琨团长率上海各界慰问团仅仅是来新四军慰问一下，就被国民党三战区扣留了。况且吴大琨还有杜月笙做靠山，黄源出去就更不安全了。”
项英所说的吴大琨，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总干事，不久前受中共党组织的委托，率上海各界慰劳团抵云岭慰劳新四军，返程中遭国民党特务绑架，以后被辗转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在狱中，他与冯雪峰、郭敬唐、王闻识、计惜音、叶亦辛、杨良瓒等文化人被单独关押，狱友称为“集中营七君子”。后吴大琨被保释出狱。
有吴大琨的前车之鉴，项英就更加注意保护黄源了。项英关切地给黄源分析道：“你没有到共产党这边来时，算是一个进步人士，还可以作为《中央日报》的特派记者在社会上活动，但现在不同了。”项英这里说的“现在不同了”，指的是因黄源在《中央日报》上发表题为《打着鲁迅的旗帜前进，打回钱塘江去》的文章后，被该报取消了他的特派记者一职。
项英的态度加重了黄源留在新四军中的砝码。经与重庆《新华日报》联系，最终黄源决定留在新四军，成为军中文化人。他担任军部文委委员兼驻会秘书，主管文学创作和编辑出版工作，同时主编《抗敌》杂志文艺版和《抗敌报》文艺副刊，以后又分工负责军部印刷所。令黄源欣慰的是，一年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介绍人是军部秘书长李一氓与《抗敌报》主编冯定。
特别有创意的《新四军一日》征稿活动
黄源加入新四军期间，军部的文化活动还是较为丰富的，尤以戏剧、美术为最，文学活动稍显逊色。由于印刷、出版条件的制约，军中一些作家的作品大多投寄到大后方的重庆、桂林、广州等地，由茅盾、适夷主编的《文艺阵地》和上海的《译报周刊》等发表。军部《抗敌报》副刊因容量小，只能刊登一些短篇通讯和千字散文。由李一氓主编的《抗敌》杂志和以后彭柏山主编的《文艺》，也受制于出版条件和出版周期，并不能适应抗战文学创作的需要。更主要的是新四军的文学活动还仅仅局限在一些成名作家的创作上，而这并不能反映新四军丰富的战斗生活。
置身其间的黄源对此窘况颇有感受。他以后如是说：“我们考虑到要搞新四军的文学创作运动，确实必须首先明确新四军广大干部和战士，他们的实际需要是什么。他们是在大江南北、敌后的游击区，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他们要求文学反映他们的战斗生活，这是肯定无疑的，而这任务决不是少数几位成名作家的创作所能概括得了的。”
黄源与彭柏山、石西民、夏征农、冯定等经常在一起讨论此问题，希冀有好的突破方式。最终他们策划编辑《新四军一日》一书，并向全军征稿，以求从各个侧面反映新四军抗战的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
此灵感来自于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高尔基曾经发动群众，要求他们选择自己参加建设社会主义中最动人的那一天生活，把它描写出来，后来累集成书，反映了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茅盾抗战前在上海也曾编辑过《上海的一日》这类书。应该说，编撰《新四军一日》是一个很好的文学活动创意。军部秘书长李一氓其时兼文委书记，他与宣传部长朱镜我闻知后均大加赞赏与支持。
黄源随之与大家一起商讨相关事宜，并由石西民执笔起草了为编辑《新四军一日》向全军征稿的《缘起》，发表在《抗敌报》上。征稿范围规定为：“从各地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为新四军的那天起，直到你写稿那天止，截稿期为1940年底。”征稿内容非常宽泛，明确“无论你在长江南北，无论你工作在军事、政治、民运、教育、卫生、后勤等哪个岗位上，关键是选择你参加战斗中最难忘的一天，描写出最动人的人和事，包括你自己的亲身战斗经历。”《抗敌》杂志社为此设立《新四军一日》编辑部。
黄源编辑的《抗敌》与出版的《随军生活》
黄源部分翻译著作书影
新四军每个指战员都可以拿起笔来写自己，这事颇有些新鲜。全军上下议论纷纷，跃跃欲试。陈毅是第一时间被感染者，他率先用“绛夫”笔名写了《十月十五日》，发表在《抗敌》杂志和《文艺》上。陈毅的引领作用为《新四军一日》开了一个漂亮的好头。指战员的热情则完全出乎黄源等人的意料。陈毅领导的一支队二团，在茅山地区的溧阳打了一个漂亮仗。以此为背景即有许多来稿，从战斗开始到打扫战场，都有人写。而且都是指战员们亲历的战斗生活，可谓生动活泼，真实可信。黄源收到这批稿后很兴奋，他说：“将它们组合一起，就是一个完整的军事报告文学。”编辑部很快又收到报告文学《夜袭浒墅关》等类似稿件。而最让黄源动容的是有一篇描写河南确山竹沟惨案的《平江的血》。这是一个六七万字的中篇，写得让人震撼，后发表在《抗敌》杂志文学专号上。
《新四军一日》征稿时长一年半，来稿百万字。这在战争环境下可谓奇迹，也充分彰显了新四军的文化自信和整体素质。来稿均由黄源保管、整理、选刊。在黄源眼中，这些稿件既可称为新四军的战斗文献，又是生动的文学作品。黄源将所有来稿编辑成书，只待付印。这书稿可是黄源的宝贝。在皖南北撤途中，黄源有一担行李，主要是《新四军一日》书稿以及文委摄影组所摄的全军历史的影印片和史沫特莱在新四军所拍摄的照片。遗憾的是它们全部毁于之后发生的皖南事变，成为黄源每每忆及便扼腕叹息之事。
黄源与军长叶挺的直接交往较迟，那是在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到皖南后。一天，叶挺陪同史沫特莱访问新四军三支队，他特别邀黄源随行并担任翻译。因为黄源在上海从事左翼文艺运动时，即在鲁迅的介绍下与史沫特莱交往、相识。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女记者在部队自然引起战士们极大兴趣。叶挺在向指战员们介绍史沫特莱及其同鲁迅、茅盾等人的友谊后，还隆重介绍一旁的黄源是鲁迅学生这一特殊身份。这让黄源很意外，也感受到叶挺对他的尊重。由于叶挺爱读鲁迅的书，所以他与黄源之间很快便找到共同语言，也走得更近。
皖南事变中的非常经历
皖南事变前夕，军部要北撤了，紧张气氛在四周弥散。然而，黄源还有文人气息作祟，他在请示政治部后，刻意印了许多《行军日记》，发给政治部所属单位每人一本，要求大家记录下行军途中的所见所闻，以便以后在《抗敌》上连载。这种理想化的设计很快便被严峻的斗争形势所冲淡。
1941年1月2日上午 10时，军部正式下达命令,深夜12时出发。政治部的行军序列在军部秘书处之后。军部一走完，政治部就开始行动，黄源率印刷所列政治部直属队最后。天色很快暗了下来，部队随之亮起火把。远看，蜿蜒如游动的火龙。新四军北撤由此拉开序幕,同时也是一场悲剧的幕启。精心准备与包围的国民党顽固派向这支转移的部队打响了第一枪。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黄源成为仓促应战队伍中的一员。此前，项英已发给他一支枪，以备万一。枪响之时，黄源一扫文人气息，俨然一名战士。
战斗异常激烈，在收缩包围与冲破缺口之间拉锯鏖战。混乱中，敌工部长林植夫匆匆找到黄源,要黄源代表政治部立即去三团传达命令,组织有关人员去做瓦解国民党军工作,以牵制他们的进攻力量。黄源从三团返回时，已经找不到政治部的人了。后来打听到由于石井坑制高点被国民党军占领，政治部已移至对面山顶。黄源拼命爬上山顶复命，见到组织部长李志芳、秘书长黄诚、宣传部长朱镜我、敌工部长林植夫、统战部部长夏征农等，正在商讨如何应对眼前局面。黄源已经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但大家仍然坚定地相信叶挺军长会将他们带出重围。周边枪声疏密不定，凸显形势诡谲。
黄源突然看到不远处山洼中走出一支几百人的队伍，其中有叶挺与项英的身影。黄源眼看着他们远去，身边也有人追随而去。黄源一脸茫然，没有命令，他不知何去何从？此时天色渐渐暗黑下来，眼前到处是闪耀的曳光弹，鬼魅般的流弹随时会飞来，耳边则听到密集的枪声、凌乱的脚步声和嘈杂的人声。黄源被冲散了。他看见东南局以及一些地下党的同志都在换装突围。此时，军部已经发出分散突围的命令，但没有人向黄源传达。混乱中，黄源身边只剩下项英给他安排的警卫员和一名马夫。他们三个人，两支枪，目标反而小了。在突围过程中，他们竟意外地抓获了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士兵，并以他作向导，一步一步远离了包围圈。在一家酱园店里换上老百姓给的衣服后，他们蛰伏在一个村子里度过了春节。节后，黄源花钱托人买到一张良民证，独自从丹阳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惊心动魄的皖南突围于此结束。这可算是个奇迹，相对于长眠皖南的新四军数千名将士来说，黄源是幸运的。
黄源长时间的与外界隔绝，竟然衍生出一段让他啼笑皆非的事。
此时的叶挺已被囚禁牢房。他依旧惦念着黄源。在这样惨烈的战斗中，他想一文弱书生必定难逃此劫。由于消息不明引发的讹传，叶挺便在秘密带给周恩来的纸条里写道：“被围时已不见黄源，大概是阵亡了。”后来，叶挺于囚牢中写就的《囚语》中，还专门提到了“鲁迅学生黄源”，还沉痛地写道：“闻黄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惨变…… 黄君工作努力，成绩也甚好。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黄源阵亡”的消息传到重庆，曾与黄源一起到云岭新四军慰问的石西民，在1941年4月1日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悼黄源》特稿，开头便云：“一个不幸噩耗终于得到证实，鲁迅先生的高足、《译文》杂志主编者黄源先生在皖南突围时牺牲了。”以后，黄源知道此节，不免动容。一为皖南幸存，二为众人牵挂。
黄源与萧军（中）、萧红（右）
黄源历尽艰难抵达上海后，找到了鲁迅夫人许广平，并经许广平安排，见到了新四军在上海的联络员、原军部印刷所支部书记陈昌吉。他是皖南事变前离开云岭的。听了黄源的突围经历，陈昌吉动情地说：“事变后，不知你的下落，都以为牺牲了，军部很挂念你，我马上把消息转达苏北。”
在等待往苏北的期间，黄源致信正在福建协助黎烈文办出版社的妻子许粤华，告知突围情况并希望能与她在苏北会合。许粤华与黄源是海盐同乡，她在海盐城隍庙女子高等小学教书时与黄源恋爱，1929年他们结婚。上海战乱时，黄源安排妻子去福建，在好友黎烈文主持的改进出版社工作。这一别竟有两年多时间。黄源忙于新四军文化事宜，无暇他顾，亦疏于联系妻子。未料到因此致变，许粤华与黎烈文日久生情。故黄源接到妻子许粤华的竟是一封分别信：“我们离别已数年，各自找到生活的所在，今后彼此分离各走各的路，永别了吧。”长期的战乱分离，黄源没有责怪对方。他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与冷静，在复信中说道：“我们曾有过十年春天的幸福，但幸福被战乱打碎，被迫分离。现在我只能尊重你的自由。我邀你同去的地方，并不是现存的福地，需要艰苦的创业，你不去也就罢了。我惟一可告慰的是鲁迅逝世后，国难又当头，我终于找到了那条正确的道路，我将继续地走下去。永别了。”
黄源以“我将继续地走下去”来抚慰伤痕和坚定目标，让我们感受到了他的意志和境界。所幸后来在苏北，黄源遇见了1938年入伍、入党，在云岭新四军军部速记班的女战士巴一熔。由志同道合而生情相爱。两人后来执手度过了风雨六十载的人生路。
担任华中鲁艺教导主任的风波
1941年5月初，黄源从上海乘船来到盐城，在新四军新军部所在地泰山庙见到了代军长陈毅。敌后重逢，感慨颇多。而陈毅的开场白竟然是：“我们以为你尽忠报国了，没想到还能见到你这个大活人。”两人都不免大笑起来。为庆祝黄源的“死而复生”，陈毅送给他一盒早已准备好的外国上等雪茄。这在当时可是奢侈品，黄源眼睛为之一亮，连连称谢并笑纳。稍作寒暄后，陈毅领着黄源见了华中局书记刘少奇以及军部和华中局其他领导人，包括宣传部长彭康以及文委书记钱俊瑞等。
黄源安顿下来后，便顺着泰山庙往东，开始欣赏盐城老街。百米之行便来到盐城著名的“登瀛桥”。过桥便达市区，小桥流水般的苏北平原水网风情扑面而来。盐城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是一个因盐而名的城市。古称“盐渎”，指运盐的小河。南北走向的串场河、范公堤等地域盐文化遗存让黄源充满浓厚的兴趣。当时的盐城又被称为“敌后文化城”，有着强烈的地域文化氛围。苏北文化协会、鲁迅艺术学院、江淮日报社以及部队、地方文工团等文化组织，集中了大量抗战文化精英，从而使新文化运动在盐阜大地蔚然成风。那天，黄源敞开胸怀，一任春风拂面，心情怡然，便情不自禁地大喊一声：“盐城，我来了！”
黄源开始被安排在华中局宣传部工作，主管新闻出版，并负责筹备华中新闻社。其间，他与彭康、钱俊瑞一起到华中鲁迅艺术学院参加过一次文艺大众化的座谈会。他深切地感受到华中鲁艺已经是一个有相当规模的艺术院校，而且是刘少奇亲自兼任院长。没有想到此后不久他即被调到鲁艺任职。
当时的鲁艺教导主任是作家丘东平，他正在创作一部反映新四军历史的长篇报告文学，故一直要辞去鲁艺教导主任，以事专心创作。黄源来盐后，刘少奇批准了丘东平的辞职，经与陈毅商量，决定黄源接任鲁艺教导主任。刘少奇为此亲自找黄源谈话，告知这一任命。他说：“我已要陈毅军长代我管鲁艺，工作上的问题，你找陈毅，行政上的事情，你找我的秘书刘彬转告我。”
黄源表示服从。但他没想到这一任命的背后却有着一场复杂的人事纠葛。原来现任文学系主任早就想当教导主任，他私下搞宗派活动，反对黄源接任。黄源对此情况可谓一无所知。那天，陈毅专门到鲁艺开会，既宣布对黄源的任命，也严厉地批评一些人的宗派活动。陈毅说：“委派黄源为教导主任，华中局是凭历史和现实的考虑决定的。鲁迅在30年代选定黄源代理他编辑《译文》月刊，茅盾也选定黄源实际负责编《文学》月刊；他参加新四军后是皖南军部的文委委员、《抗敌》杂志的编委、《新四军一日》的主编。政治上他参加过鲁迅先生领导的反文化围剿运动，最近又接受了皖南事变的考验，这都是客观事实。华中局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要支持黄源同志工作，绝不允许再搞私下的宗派活动和自由主义，否则将要严厉处分。”陈毅旗帜鲜明的表态，给了黄源很大的支持。
以后陈毅又单独找黄源谈话说：“你要有魄力地干。第一个任务是带全体师生下乡，少奇同志指定盐城五区为你们下乡地点，这是党的农民运动的试点区，你们的任务是组织全区农会，限期一个月完成。”此后，鲁艺师生开始执行军部指示，到农村发动群众，宣传抗战。他们在五区一个月，完成了建立农会任务，奉命转移建阳县湖垛镇附近。
时间已到6月底，日军开始对盐阜根据地大扫荡。这时，军部也转移至湖垛附近。为了开展反扫荡斗争，军部随即召开会议，决定将鲁艺分成两个队，院部和文学系、绘画系由黄源与何士德、莫朴率领，随军部行动。戏剧系、音乐系组成另一个队，由孟波、丘东平、许晴率领，仍到五区参加反扫荡斗争。因为那里已经有了群众基础。会议后，黄源立刻返回鲁艺住地率队启程。以后他曾如此回忆：“在奔赴军部指定地点会合时，敌军已侵入这地区，在行军路上，边走边探听情况，果断地处理行动，经受了考验，最后总算安全地到达了目的地。对我来说，没想到上半年经受了皖南事变的锻炼，下半年在苏北反扫荡中起了作用。”
而鲁艺另外一个队则没有这样幸运。他们在北秦庄与日军遭遇。丘东平、许晴等30多名师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黄源得知这一噩耗后，悲伤大恸。他与丘东平既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左翼文艺界同仁，又是皖南军部时的战友。彼此可谓非常熟悉。作为鲁艺教导主任的前后任，他们在盐城尚未畅叙，即阴阳相隔。黄源不免伤感，唏嘘不已。
丘东平（左）与许晴
黄源是在第一时间得知这一消息的。他立刻带领一个通讯员前往军部报告。他向刘少奇和陈毅汇报了二队遭遇战的情况，并说“伤亡和被俘人数还来不及统计，东平、许晴已牺牲是确切的。奔回来的师生一致反映，东平牺牲得很英勇。他本人已冲过桥头，在桥头指挥部队突围而被敌弹击中的。”陈毅简明地说：“我们已知道情况，将电告当地组织妥善处理善后事宜。你马上回去，收容撤回来的师生，待命出发。我马上派一个班到湖垛接你们。”陈毅见黄源身边只有一个通讯员，便对一旁警卫队长说：“派两名带驳壳枪的警卫员跟黄源同志去，战后归队。”黄源当即领命而去。若干年后，有人在写丘东平的传记文学时，称他是自杀身亡。这是作为东平战友的黄源怎么也不能接受的。他随即写了《关于东平之死》，以正视听。
这次反扫荡结束后，囿于战争环境的残酷，鲁艺分院停办。黄源之后担任华中局调查委员会委员兼秘书。1942年华中局办《新华日报》，陈毅又推荐黄源与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陈修良一起负责。著名文化人阿英在阜宁文化村筹办《新知识》杂志，黄源亦列编委。这年底，军部转移淮南黄花塘。根据需要，黄源携新婚妻子巴一熔，与政治部的其他干部一起前往浙东根据地工作，从此离开盐阜区。
当时浙东是新开辟地区，缺少干部。黄源在浙东担任了浙东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行署文教处长，以后又担任浙东鲁迅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黄源随部队回到苏北淮阴，任华中文协主要负责人。
在新四军从事抗战文化活动，是黄源一生的重要经历。同样，黄源也以他的热情、投入、坚定和勇敢，在新四军文化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