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伟
近期，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五师中原分会赵小泮同志在《钟伟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一段经历的真相》（以下分别简称“纵队”与“真相”）一文中，批驳了张正隆新作《一将难求：四野名将录》描述的有关事实，讲述了他所谓的“真相”。
其实，赵小泮所谓“真相”只不过是任质斌同志的一面之词。1998年，曾任纵队代理政委的任质斌《在中原八年》（简称“八年”）一文提出所谓的“钟伟事件”，严重歪曲历史事实，极力进行自我标榜。“真相”所列主要事实完全照搬“八年”所说，多处叙述一字不差。下面我们仅就“真相”讲的几个重要的事情谈谈我们了解的事实与看法。
纵队对钟伟的处理决定并未得到上级批准
“真相”强调处理钟伟问题“始终是在中央、中原局的领导下进行的”，“纵队与中央和中原局先后有五次电报联系”等等，给人的印象似乎上级赞成纵队的处理决定。但是在有关电报和上述文章中，看不到一句中原局或者中央肯定纵队处理决定的意见。纵队上报处理钟伟的决定是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刘少奇回电，只让纵队派人把钟伟送到中原局由他处理。由此可见，当时主持中原局的刘少奇不仅对“开除党籍”没有批准，而且实际上对“撤销职务”也并未同意。否则，为什么要求“由他处理”呢？刘少奇了解钟伟的历史和为人。他在还没有全面了解事实以前能够这么做是很不容易的，完全是出于对党的干部的爱护，是对钟伟的一种保护。
“真相”所说“组织”，只是纵队的领导而已。然而，纵队对钟伟这样的干部是无权自行处理的，其处理决定未经上级批准是无效的。
后来任质斌也说：“现在回头再看对钟伟问题的处理，似乎夸大了一点，用开批斗会的形式处理这种问题也不尽妥当，最后确定开除党籍是在当时那种特殊气氛中做出的，似乎也过了……”尽管说得轻描淡写，但毕竟承认了当时的处理确有问题。既然如此，现在“真相”怎能还说：“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样处理也是十分必要的”呢？
所谓“钟伟事件”
只要稍微有点军事常识，都会发现所谓“钟伟事件”的主要事实疑点重重。以下我们仅举几个例子。
其一，“八年”等文说：“第三团政委钟伟在进军大小悟山时不听指挥，未请示报告，在敌人强攻下，擅自撤走部队，致使敌人打到李先念指挥阵地跟前。”在他们的笔下，钟伟成了一个在危急时刻贪生怕死，临阵脱逃的人。假如真是“在敌人的强攻下，擅自撤走部队”，判钟伟等人一个“临阵脱逃”罪毫不为过，按军法是要枪毙的！可是纵队1940年7月24日电报里却仅仅讲钟伟“执行上级命令不坚决，讲价钱（如大悟山战斗中擅自放弃四方山阵地等）”。到底那个说法是真的？另外，“在敌人的强攻下”，一个团都抵挡不住，营教导员任子衡只带一个班居然能继续坚持到黄昏，而且全身而退，岂不更是咄咄怪事！
因此可以断定：当时三团当面是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敌人。所谓“在敌人强攻下，擅自撤走部队”的说法完全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其二，“八年”等文大谈“钟伟事件”时绝口不提三团团长肖远久，造成读者误以为此事都是钟伟一人所为。“真相”也始终回避最主要当事人肖远久的具体说法。
肖远久同志1929年参加红军，历任红军团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副团长等职务，英勇善战，指挥经验非常丰富。将三团从四方山阵地撤走等决定是他和钟伟共同商量作出的，肖远久对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一清二楚。
种种现象表明当时三团与纵队对于兵力部署、战场指挥等问题存在着分歧。肖远久的说法对大家客观、全面地分析当时战场总的形势，分清责任与是非十分关键。决不能简单地认为上级的命令一定就是正确的。
退一步讲，就算是三团错了，要追究责任的话，毫无疑问团长要比政委负有更大的责任。为什么“八年”从一开始就称之为“钟伟事件”呢？
其三，任、赵指责钟伟搞分裂，讲他“要脱离豫鄂挺进纵队，单独带队到鄂南慕阜山去活动”。这是严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1939年6月，钟伟从抗大来到纵队，到发生所谓“钟伟事件”不到一年的时间，先后在两个团工作。而且纵队里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河南、湖北本地人，钟伟是人生地不熟。更重要的是他已经被调离三团待分配，无职无权，怎么能够“单独带队”？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很清楚，钟伟那时根本没有“另立山头”的条件。
实际情况是钟伟在受到极不公正处理的情况下，与三团的一个营长商量一起到苏北找陈毅。党员向更高一级组织直至中央申诉意见，是党章赋予党员的权利，这与分裂队伍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岂能混为一谈！由于苏北远隔千里，一路必须通过日伪大量关卡和多道封锁线，因此，钟伟事先在一张地图上仔细地选择了行走路线，并特意用红蓝铅笔标明。后来被纵队抄走的地图上标注的明明是去苏北的路线，为什么偏偏一口咬定钟伟要“单独带队到鄂南”呢？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钟伟本人的行动。后来钟伟实际到达的地方是苏北新四军军部，既不是鄂南，更不是湖南。
任质斌说之所以由他来出面处理钟伟的问题，是因为“李先念同志觉得很难办”，“怕造成一方面军老同志误会”。然而，这种说法恰恰反过来表明了当时纵队内部对所谓钟伟事件的看法以及纵队某些领导的做法存在着分歧与争议。假如钟伟的错误真像说的那么恶劣明显，又是“在敌人强攻下，擅自撤走部队”，又是要“叛逃湖南”等等，这跟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的关系扯得上吗？“误会”又从何而来？
钟伟究竟是怎样到苏北去的
“八年”等文称：“我们遵照中原局的指示，派了一个连把钟伟送到华东”。说是“一个连”送的，又不是去打仗，派一个连干什么呀？护送？对一个已经被开除党籍、撤职罢官的人有这个可能吗？押送？对还带着一个不满周岁孩子的钟伟夫妇有这个必要吗？从湖北到华东要通过敌占区，一个连100余人是个多大的目标，生怕敌人发现不了吗？
事实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还是从开始说起。1940年年初，纵队几个月就攻占了应城、大小悟山等地，建立了鄂东根据地。这时，某些纵队领导开始头脑发热，盲目乐观，决定立即将新成立的三个团深入到敌后去开辟新根据地。对此，钟伟等人表示了不同意见，提出这三个团绝大多数战士都没打过仗，对我党的方针政策缺乏了解。加之，人员十分复杂，包括一些刚刚改编的伪军、民团和土匪。所以钟伟等人主张先要整训部队再图进一步发展。此外，对于纵队几次战斗的指挥也有所争论。本来，上下级之间出现不同意见，甚至争论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某些纵队领导为了维护个人权威，不但不认真听取钟伟等人的意见，反而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宗派小集团”一顶顶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由于钟伟一向敢讲话，所以成为打击的重点。他们为了加大斗争火力，甚至还把钟伟夫人刘挽澜的家庭出身也硬要扯在一起，公开讲“钟伟的岳父是反动军官”，“钟伟老婆刘挽澜有特嫌”等等。
另一方面，纵队给中央、中原局的电报不顾基本事实，妄加种种罪名。如7月24日电报称钟伟“无形中与三团落后干部形成一个小集团”，8月31日电报竟然胡说“钟伟政治上已经发生动摇，日前他曾秘密鼓动三团三营长叛变，一起逃往湖南独立地开创一个局面”。更有甚者，8月29日电报向中央建议“把他监禁起来”。完全是对敌人的手段嘛！由此，大家完全可以想像在纵队内部批斗会场会是一种什么情景。我们认为，纵队某些人“极为夸张”的言词，极为过火的做法，正是引起刘少奇对纵队决定产生很大疑虑的主要原因。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钟伟打算直接找陈毅申述意见。其地图被搜出后，8月初纵队召开大会，集中火力批斗钟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逃跑主义”。纵队领导当场宣布对其撤销职务、开除党籍的决定。同时，还指责刘挽澜对钟伟“逃跑”知情不报，给以“停止党籍半年”的处分。
由于钟伟在战场上一向勇猛、机智，特别是平时关爱部下，周围有不少人支持他的观点。1940年11月底的一天深夜，他带着老婆、孩子和专门挑运、保管团部文件等物的老战士汪永富，三团的马夫以及团警卫班8个同情他的战士从八字门出走了。钟伟的行动是对纵队错误决定的坚决抗争。钟伟一行尽可能绕过敌人的重要据点，夜行日宿，匆匆急行。
钟伟一行在安徽无为遇到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傅秋涛，傅秋涛开始挽留钟伟一起干，但钟伟执意要找新四军领导解决问题。于是，傅秋涛热情地招待了钟伟一行，给予不少的物资帮助。1941年2月初，钟伟一行终于抵达苏北盐城。首先接待钟伟的是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
新四军领导人详细听取了钟伟夫妇的申诉与反映的问题，非但没有追究钟伟所谓的“严重错误”，反而对其非常信任和重用，先是安排钟伟担任“抗大五分校代校长”（原校长由黄克诚兼任），后来在日伪大扫荡、极其险恶的形势下又让钟伟担任新四军苏北军区四支队支队长。这是钟伟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从此，钟伟突出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建立了一系列辉煌的战功。
钟伟自行到苏北找新四军领导“告状”，这在某些纵队领导看来是错上加错，胆大妄为！然而新四军领导反而委以重任，可以想像这使他们何等尴尬，耿耿于怀！而且，这个事实本身就使指控钟伟要“叛逃湖南”，以及某些人极力标榜的什么“钟伟事件的妥善解决”，“也教育了他本人”，是“豫鄂边区‘反不良倾向斗争’最大的成果之一”等说法通通不攻自破。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所谓钟伟事件实际上是纵队某些领导人动用手中权力，采取错误手段，进行过火党内斗争，粗暴压制、打击不同意见同志的典型事例。如果当时不是新四军的领导慎重、正确地处理了所谓的“钟伟事件”，不是钟伟本人进行了坚决的抗争，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不会有一个威震敌胆，战功赫赫的钟伟将军。
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时隔多年，任质斌仍然认为当时对钟伟的处理“积极作用是主要的”，宣称会议对“大大加强共产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增强内部团结，真正做到统一领导，统一指挥起了决定性作用”。这实在是大有文过饰非之嫌。任何用强权压出来的“团结统一”只能是表面的，暂时的，其固有的问题与矛盾迟早都会爆发的。我们建议看看著名作家刘统所著《中原解放战争纪实》一书有关中原突围前后的章节，相信读者对深入认识本文所说问题会有所裨益。
我们认为研究历史问题，应该像陈云同志倡导的那样，不唯史，不唯上，只唯实。事实是唯一的根据，回忆录只能当作参考。
我们希望每个军史研究人员必须实事求是，必须有科学严谨的态度。对于所说事实应多方考证，绝不能搞哪方面的党史、军史研究就片面拔高有关领导人，只说功劳，不谈问题，甚至把问题当作成绩来宣扬，这是与我们党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本违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