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季节，南通城痢疾流行，“汤团”有10多人患病，而医药费每人每月只发一元。“清乡公署”派来的军医借口药费不够，拒绝收治重病号。汤景延一面亲自去找张北生交涉，一面指示沈副团长到“协记公行”抽调资金，把所有病号都送到乐仁医院医治。汤、顾还多次去医院探望，慰问病员，官兵关系更加融洽。大家纷纷表示：“生死不离汤、沈团长!”
此时，张北生、姜颂平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对“汤团”的争夺也进入白热化。7月底，在姜的煽动下，李士群在苏州再次召见汤景延，加委汤为“中央调查部少将专员”，并指令姜每月给“汤团”发伪币数万元的津贴。
8月底集训结束时，敌伪居然违背前约，不让汤团回原防地茅镇，而是移驻金沙，只准带两个排为直属。又将该团改编成5个连，调往内地二线，分散驻扎在方圆200余里的十几个集镇，且都与当地的伪军、特工站夹驻一起，美其名曰“联防”。沿江的重要港口则由汪伪嫡系部队把守。
汤景延明白，这是借“联防”为名，行分割、监视、融化之实，是敌人瓦解、吞并汤团的一个危险信号。汤景延命令点上各部之间保持密切联系，确定联络方法，指派专人负责，使部队分而不散，确保紧急关头统一指挥，一致行动，还利用与敌人夹驻“联防”的机会，用多种形式麻痹敌人，了解更多敌情。
粟裕得悉汤团面临的险恶处境后，与分区司令员兼第三旅旅长陶勇商量，两人一致认为：汤团驻地分散，指挥管理不便，反清乡已胜利在望，没有必要再冒险待在敌伪内部，以免造成不测。陶勇不失风趣地说：“是把汤团拉回来的时候了，给日伪清乡做个失败的小结。”粟裕果断地说：“但不应悄悄回来，而应破腹而出，出其不意敲掉敌人几个据点，震惊日伪高层，长我新四军威风!”
汤景延接到苏中军区党委的电报：鉴于收集敌人情报、配合反清乡的任务已基本完成，为防止部队被敌人吞掉，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从敌人肚里破腹而出，回归新四军。团党委必须切实掌握部队，了解官兵的思想动态。
苏中军区南通警卫团也接到命令：开赴根据地边缘，接应汤团归来。得到上级指令后，汤团党委紧急部署，明确分工，指派了营连的联络员，各个连也都制定上报了行动计划，确保届时收得拢、打得响。一切准备就绪，只待适当时机。
机智果敢地“破腹而出”
1943年9月中旬，伪军配合南通、如皋的日军，向苏中根据地进行以烧杀为主，重在摧毁抗日民主政权的军事行动。汤团党委觉得不能延误，遂于23日下达命令，布置各连于9月29日晚11时发起暴动，消灭驻地附近的敌伪力量后，向指定地点集中。
此时，恰巧汤团二营营长周显才的未婚妻于前几天到驻地金余镇看望周显才，汤景延抓住这个机会，让他们在9月30日举行婚礼。借此名义，—方面邀请四周驻军和特工站的头目赴宴，在宴会上将他们打掉；另—方面将团里一些人员的家属以喝酒为名，于29日下午全部集中，由部队保护起来，转移到安全地方。
29日傍晚，驻地附近的敌军头目，包括特工站姜颂平等人，应邀前来喝喜酒、打牌。玩不多久，汤景延把牌往桌上一放，对几个敌特头目说：“诸位稍等片刻，我解个小手，一会儿就来。”汤团长出了房门，等候在外的警卫人员各持手枪冲入室内，特工站长姜颂平、组长翟光耀等三个敌伪头目还未反应过来就被击毙了。随着潜伏部队的冲入，其余敌特束手就擒。侥幸没来“喝喜酒”的张北生后被撤职查办，还挨了日军头目小林信男的嘴巴子。
当晚11时，“破腹”战斗在全线打响。分驻各地的汤团官兵以突袭手段，摧毁了当地的敌伪碉堡、特工站、警察署、区公所，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然后迅速撤往指定地点。次日凌晨2时，汤景延指挥全团向新四军十八旅的防区开拔。在南通警卫团的接应下，穿过封锁线，进入根据地，官兵们情不自禁地欢呼“回家了”!
南通市档案馆现今收藏的伪“南通特别区公署”之《汤景延部哗变卷》，收集的都是当时敌伪各据点汇报的紧急军情，其中一则记载：“窃职署于9月30日1时许在附近东北方面发现匪军向我攻击，情势紧张。未几，邻近驻防教导大队全部向我署连(联)络，特工组行动大队亦出动与职署密切警戒。讵料该教导大队突然叛变开枪，向我全体官警暨特工组行动大队射击，并强缴枪械，援助敌匪猛攻……结果因寡不敌众，我方巡官孙寿山书记、张良栋中弹殒命。职与署员姚禹九蛇形于河边草丛中得免于难。至3时许，匪等呼啸而去……”
1943年9月30日，全体汤团官兵高举新四军旗帜，带着缴获的大批武器装备胜利凯旋。苏中军区举行了盛大的祝捷庆功会，粟裕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汤团的干部战士以对革命的赤胆忠心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胜利地完成了钻进去、打出来的计划。正是他们的这一卧底行动。为粉碎日伪向通海区域的清剿，牵制了敌人，掌握了敌情，在反清乡斗争中起到了一般部队所起不到的重要作用。以一个团的人员向敌人假投诚，没有发生任何差错而圆满完成预定计划，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才能做到!”四分区司令员陶勇也说：“当初汤团打入敌营，有人担心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可是你们看，狗不但没有吃到(包子)，反而被痛打了一顿，汤团不是凯旋了吗?”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汤团官兵人人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汤景延、顾复生等领导同志执行苏中区党委和新四军命令，公开发表了“反正”宣言。随后起义或投诚的还有伪军三十四师施亚夫(中共地下党员)等部。这些行动给了日伪以沉重的打击。
苏中二分区出版的《滨海报》刊发一则简讯：“自敌汪6 个月清乡失败，伪军汤景延率全团反正返我军。”延安的《解放日报》也发布了汤团“破腹而出”的消息。简短的报道浓缩了一支特殊部队700名官兵忍辱负重的167个日日夜夜!
回归后的汤团所部编入新四军苏中军区“联抗”部队第二团，沈仲彝任团长，顾复生为政治处主任。汤景延晋升为“联抗”副司令员，协助黄逸峰司令员屡立战功。1945年9月汤景延任如皋县城防司令员。
解放战争开始后，汤景延任华中军区海防纵队司令员、苏浙边区游击纵队政委。1948年2月9日奉命进人浙东山区，配合解放大军正面战场开展对敌斗争。2月18日，部队在向淀山湖进军途中，陷入国民党军重围，奋战8小时，汤景延伤重被俘，被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与工人英雄王孝和同囚一室。他们相互砥砺，结为知交。敌人软硬兼施逼降，被汤严词拒绝。5月14日，汤景延同志在上海江湾刑场慷慨就义。据当时《新闻报》报道：“昨日下午3时半，由警备部看守所提出时，汤态度仍极傲慢，身着被俘时之青蓝色便服及布鞋……承审军法官询其有何遗言，仅称家在解放区内，在沪并无亲友，并拒绝注射麻醉针剂，亦不索烈性酒食。上车高呼口号，面部毫无恐惧之色。临刑拒不下跪，中弹直立不倒……”其遗体由普善山庄殓埋。上海解放后，汤景延烈士遗骸移葬于龙华烈士公墓。
关于汤景延部奉命“当伪军”，苏中区党委书记粟裕和四分区党委副书记钟民，当年在总结反清乡斗争胜利时曾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新四军战史》也有详细记载。但这一切在“文革”中却被全盘否定，许多当年参加行动的汤团干部战士遭受冲击和迫害，副团长沈仲彝曾被投入水牢，长期“靠边站”。
1975年11月25日，时任军事科学院第一政治委员的粟裕大将，给总政梁必业、徐立清写信，转去沈仲彝来信，并指出“‘汤(景延)团’打入敌军是华中局决定的。沈仲彝同志要求工作，建议予以考虑”。他在《粟裕战争回忆录》中指出：“在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中，还要讲一讲汤景延、顾复生等领导的通海自卫团所作的斗争。该团利用汤景延同志的特定社会关系，打入伪军内部，在极其复杂、艰险的环境中，英勇机智，进行着一场特殊的战斗。他们控制沿江港口，确保我苏中与江南的交通联系；购买、运输军需物资；掩护我党政军干部过往；搜集日伪重要情报；秘密处决日伪特务。他们对配合反清乡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因此，汤景延也入选了“十大卧底将军”。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