垫湖村“大包干”发起人及亲历者
稻黄蟹肥的丰收时节，笔者来到革命老区泗洪县上塘镇垫湖村。极目远眺，只见一片片金色的稻浪随风摇曳，一排排新颖别致的两层楼房次第排开，一幅幅全面小康的美丽画卷扑面而来……如果不是矗立在村口那块刻有“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红色字样的石碑，很难想象，40年前这里的农民曾经搞过分田到户，更是由此在江苏全省拉开了农村大包干的序幕。
垫湖村为什么能够率先包产到户、迈出江苏农村改革的第一步？今年77岁、时任垫湖村大队会计的苏道永声若洪钟，一语道破天机：“当年垫湖的大包干是被逼出来的！”
垫湖村隶属原淮阴市泗洪县的上塘乡（1996年后划归宿迁市并撤乡建镇）。1978年以前的上塘公社，是一个极端贫瘠、极其贫困的地方，堪称苏北的“穷窝子”、“讨饭乡”、“发展洼地中的洼地”，是典型的“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公社”。有资料显示，1964至1978年的14年间，国家共下拨给上塘公社财政支持款、扶贫款、救济款140.46万元，拨给农田水利、抗旱经费与生产贷款160多万元，拨给供应粮1626.8万公斤。因为过度贫穷，从1969年到1978年的10年间，上塘公社石庄大队小郭洼生产队，竟然没娶过一个新娘，一时间人口出现了负增长。
穷则思变！“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改革精神从包产到户开始，就已植根于垫湖村农民的血脉中。”中共泗洪县委书记王晓东如是介绍说。在那种极端贫困的生存状态下，垫湖村的农民没有坐以待毙，而是主动探寻能够活下去的各种办法，积极试行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一场伟大农村变革在悄然酝酿和孕育。
试水：小苏庄的“三五定额”
1978年，泗洪少有的大旱之年，当时的上塘公社是“人无粮、牛无草、地无收”。作为上塘最穷的生产队，垫湖大队第五生产队小麦单产只有20公斤，不到往年的一半。同时，沿袭多年的“大呼隆”也已走到了尽头，“上工如拉纤，下工如火箭”、“出工不出力”的现象十分严重。如何有效地组织生产，成为当时面临和亟待解决的一个大问题。作为驻队干部的苏道永心急如焚，一心想给父老乡亲们找个活路。当年10月，苏道永在县里参加农经工作会议，会上提出集体农作物可以划分到作业组管理，以提高管理质量。他敏锐地觉得上面这个提法“是政策上的有所松动”。同时他还认为，农作物分到小组管理，还是在吃“大锅饭”；老吃“大锅饭”，迟早还是没饭吃！这也激发了他的“灵感”——要分，就干脆“分到户”。他到蹲点的五队（即小苏庄所在的第五生产队），把自己的想法和队长、会计等人一说，大家一拍即合、一致同意，并研究出了“三五定额”的包干办法。即全队173口人，每人分1.5亩承包田，分别种植5分地山芋、5分地花生、5分地玉米，到收获时每人上交玉米150斤、山芋干150斤、花生15斤给集体统筹分配，也就是“上交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归自己”。
人努力，老天也帮忙。1979年第五生产队获得了大丰收：玉米单产近300公斤（过去才100公斤）；花生单产200公斤，是往年的4倍……在留足国家和上交集体之后，五队出售余粮1.25万公斤，还清了1000多元集体贷款。“吃了20多年的国家救济粮，直到1979年我们才自力更生解决了口粮问题。那年我家卖了5000公斤山芋干，收入800块钱，当时的一头牛也才不过五六百块钱”。尽管年代已经久远，但说到此事，苏道永仍然是一脸的兴奋。
拓展：上塘公社大面积的“大包干”
“一花引来百花开”。在垫湖村先试先行的影响带动下，1979年春耕时节，上塘公社谷墩大队第四生产队也实行了“大包干”，在大队会计陆刚的带领下，把所有土地分到人头，产量定额也包到人头。这个队当时有136口人，人均3亩地，1978年人均口粮仅138公斤，每个劳动日值仅1角6分钱，真所谓“堂堂七尺男子汉，不如母鸡下个蛋”。无独有偶，在立新大队，也有几个生产队在大队长李绍政的带领下，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的火苗在上塘越烧越旺，大有燎原之势。到了1980年，上塘公社已有85%的生产队实行单项作物联产到户，15%左右的生产队搞起了全面包产到户。到1981年秋天，上塘公社全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年，全公社产粮1350万公斤，向国家出售余粮200多万公斤，出售花生450万公斤，一举甩掉了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帽子。
本文作者（中）在垫湖村“春到上塘纪念馆”调研
受阻：改革遭遇政策“天花板”
成功的道路从来都不可能一帆风顺。1979年6月麦收刚刚结束的一天，上塘公社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党委书记张世明在会上宣传了小苏庄“三五定额”的好处，第一次明确要求各生产队可以试试看。恰巧这时，泗洪县委主要领导人赶到会场，当场予以制止：“你们赶紧给我收回来！”一席话犹如一盆冷水，泼在所有与会者的心头，也泼在所有上塘人的心上。1980年3月中旬，淮阴地区行署经营管理组的几个人到上塘公社，在作了所谓的“调查”后，向省里上报了《泗洪县部分社队出现包产到户、分队、分田单干》的报告，列出了上塘大包干的四条“严重后果”：一是造成思想混乱；二是动摇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三是削弱了集体经济；四是影响了春耕备种。希望引起高度重视。据张世民回忆：“1980年秋天，‘联产承包’在上塘大见成效。但省里向地委、地委向县委，几乎一天一个电令，关键词就是八个字：紧急收回，立刻纠偏。泗洪县委也因此召开了两次常委会，并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和全县三级干部会议，要求立即刹住这股“风”。同时，县委还抽调40人组成调查组到上塘，以实地研究解决上塘问题的具体方案。一时间，雨阻淮河，雾罩上塘，老百姓刚刚舒展的愁眉又蹙起了皱褶。
泗洪县委书记王晓东介绍相关情况
正名：“大包干”获得“合法身份”
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与中央有关负责人作题为《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谈话中，对包产到户、大包干责任制作了肯定。5月31日，邓小平明确指出：“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终于表了态：“对于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的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
历史为农民说了话。“1980年，大队办学习班，还是不准搞包产到户。”苏道永回忆说，那年9月他接到通知去公社。“我跟老婆交代，要是三天回不来，那肯定是犯了路线错误，你要把这个家撑起来。”当他忐忑不安地赶到公社、见到县委办主任时被告知：“中央刚刚发了75号文件，你做对啦！”苏道永喜大普奔地来到大队的学习班上，连忙招呼大伙“赶快回家分地吧！”
1981年的早春二月，人民日报社记者王孔诚与周昭生二人来到上塘采访，3月4日的《人民日报》刊发了他们采写的通讯《春到上塘》，反映了包产到户给包括垫湖村在内的上塘带来的喜人变化，文章同时不回避问题，写出了上塘农民发出的呐喊：“俺们坐在粮囤上，只求你们说句话呀！”一时间，发源于垫湖村的上塘大包干震憾了江苏，省委主要领导决定带队去上塘看看。这次调研让他真切感受到包产到户带来的变化，觉得“上塘的路子是对的”。他感叹地说，以前一听说“包”字，就认为是倒退；现在看来，上塘的做法不仅不是倒退，而且前进了一大步。随即要求苏北的徐淮盐可以试一试。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1982年中央下发了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1983年，中央再发一号文件，肯定“大包干”是“ 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江苏随即在全省推广包产到户。从此，垫湖人吃了“定心丸”，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深化改革闯新路、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康庄大道……
“饿”出来的包产到户，体现了垫湖村农民强烈的开创意识和探索精神。返程中，苏道永那句“大包干是逼出来的”朴素话语仍然萦绕在笔者的耳畔。是的，40年前的那场农村“大包干”，绝非天下掉下来的，而是当时的生存环境逼出来的，是农民兄弟自己闯出来的。事实上，回眸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风雨历程，又有哪一项改革的举措不是逼出来的呢！……
（本文作者为宿迁市党建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