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接到项英女儿项苏云、侄女项玉兰打来的电话，说童志强在《铁军》杂志上发表文章《关于高敬亭错案的几点思考》，借高敬亭被错杀往项英脸上抹黑。笔者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求真务实”精神，根据多年研究项英接触到的史料讲些看法，让广大读者了解真实情况，恢复历史原貌。
中央领导明确指出：不能把错杀高敬亭的责任归于项英
2011年9月，在安徽岳西举行的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学术研讨会上，童志强作了《关于高敬亭错案的几点思考》(以下简称《思考》)的发言，讲到高敬亭被错杀，“项英最清楚叶挺在高案中所起的作用”，“项英要负主要责任”。
在这次会上，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霍海丹主任传达了中央领导同志对宣传革命历史涉及高敬亭被错杀如何处理的有关指示，说中央领导同志收到项英女儿项苏云2010年2月25日关于她父亲项英被诬为错杀高敬亭的主要责任人而蒙冤一事的信，对她反映的情况很重视，有关部门认真进行了核对研究，认为“不能再出现把责任归于项英同志的内容”；江苏省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展出的解放军总政治部1977年4月27日《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中明确指出：“有关项英同志应负主要责任的内容”应“作删节处理”，“不再陈列展示”。这说明，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党史研究室认为将错杀高敬亭的责任归于项英是不对的。
可是，童志强对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明确态度置若罔闻，将《思考》在2012年第3期《铁军》杂志上发表，损害了新四军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项英的形象，自然激起项英女儿项苏云、侄女项玉兰的气愤。
历史真相：错杀高敬亭不应该责怪项英
1939年6月24日，新四军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被错杀，至今已近73年。这是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不幸事件，令人惋惜。经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于1977年4月27日发出《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对高敬亭作了公正评价，恢复了名誉。为高敬亭平反是正确的，但通知中讲到把错杀高敬亭的责任归罪项英，却使项英蒙受了新的冤枉，声誉受到损害。笔者在研究项英过程中，发现将错杀高敬亭归罪项英是不实事求是的。
1.项英对高敬亭是主张教育帮助的
高敬亭在领导鄂豫皖三年游击战和在皖中开展抗日战争是有功的，应当肯定。然而他在执行中央关于东进敌后抗日方针等方面是有错误的，他所信任的第七团团长杨克志、政委曹玉福叛变投靠了国民党军队。对高敬亭存在的问题，项英既重视，又主张采取教育、帮助的办法来加以解决。
1939年✕月23日（按：电报汇编上就是✕月），项英和周子昆给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电中称：“四支队高敬亭问题，请经八团戴季英(按：时任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仍要其忍耐从事，并要周骏鸣(按：时任八团团长)取积极行动，以影响其下层，如能争取在敌侧后方打一二次游击，取得小胜利，提高其打日寇信心，总可推动其部队前进一步。其他一切待慢改变。”
1939年3月14日，项英和周子昆在报延安并告正在皖中的张云逸参谋长等电中指出：对高敬亭“若操之过急，又会生变，而且无效，故季英初采取推动政策是对的。”
1939年5月4日，在叶挺赴江北处理高敬亭问题时，项英致电中央书记处，建议用毛主席名义发电给高敬亭，给以慰勉，提出希望，并且亲自草拟电文报批，讲道：“四支队在战略上处于极重要地位，可以阻隔日寇南北联系，如能控制津浦路，将予敌在军事、经济、交通上极大的困难，对整个抗战起重大作用。”鼓励四支队积极行动，克服困难，完成党中央赋予的东进任务。这份电报是项英发给中央书记处，建议用毛主席名义发电给高敬亭的，《思考》却说项英“假借了毛泽东的名义致电高敬亭”，这是编造出来的。
上述几份电报，清楚地说明了项英对高敬亭的错误所持的正确态度。然而很可惜，由于种种原因，项英的愿望未能实现。
2.对高敬亭的处理不是项英经办的
1985年11月，由原新四军第四支队参谋长、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林维先和原为高敬亭的警卫员、时任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的万海峰领导编写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简史》，对高被错杀的经过是作如下记述的：
1939年，“5月3日，新四军军长叶挺过江，亲赴庐江东汤池组织江北指挥部和处理高敬亭的问题。”
“5月13日，叶军长应约前往省政府立煌(按：即今金寨县，时为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24日，廖磊(按：系当时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向五战区诬告四支队‘在皖省横行骚扰’，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地捏造了7条‘罪状’。五战区转报蒋介石，蒋介石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叶军长带着蒋介石批准处决高敬亭的公函，抵达合肥青龙厂(按：今属肥东县)……叶军长的副官黄序廷将高关押。”
“叶挺、张云逸、邓子恢在合肥青龙厂附近储家围子召开连以上干部参加的斗争高敬亭大会，邓子恢宣布高敬亭的‘罪行’……叶军长说，对高敬亭要严肃处理，要枪毙。6月24日，以叶、项名义出了布告，由叶挺带来的警卫班将高敬亭处决了。处决后，叶挺还到立煌向五战区汇报。这就是高敬亭同志被处决的经过。”
上述材料说明：一、对高敬亭的诬告，是廖磊向五战区报告，由五战区向蒋介石报告的，不是由新四军军部或项英上报，也不是经三战区上报的。说项英要求处决高敬亭纯属无稽之谈。二、对高敬亭的处理，不是项英经办，而是叶挺经办的。三、处决高敬亭时发布告加上项英名字并不奇怪，那时项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名望颇高，布告写不写项英名字在当时是大不一样的。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布告无法送到皖南云岭由项英签发。如果项英知道要处决高敬亭，他会坚决反对和阻止的。
3.与叶挺有关史料称错杀高敬亭是叶经办的
1989年11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由段雨生、赵酬、李杞华著的《叶挺将军传》，该书第10章《华中抗敌》第12节，专写了“亲痛仇快——高敬亭同志被错杀”的情况，该书后记提到该书出版得到“叶挺的故旧、亲属、子女的热情支持”，说明该书是得到叶挺家人认同的。2001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叶挺传——骁将的坎坷》，对高敬亭是被叶挺搞掉的事实叙述更为客观。
叶挺赴江北整顿第四支队，包括解决高敬亭一事，在处理后很快通过第五战区向蒋介石作了报告，蒋介石曾复电表示“慰问”。1939年9月29日，《抗敌报》江北版对此专门作了如下报道：
(本报讯)前叶军长来江北整理部队，将经过情形呈报委座(按：指蒋介石)，兹已接委座复电，特摘录如下：电悉，贵军长巡视部属，抗战支队(按：原第四支队代号)得以整顿就绪，辛劳备著，殊堪嘉慰，尚希转饬张参谋长及其所属，共赴艰难，彼此化除成见，俾遵廖总司令指挥，完成任务，庶不负此行也，特达。
从《抗敌报》江北版报道的字里行间看出，蒋介石对叶挺以处理高敬亭为主要内容的整顿第四支队是很满意的，否则就不会专门复电“嘉慰”了。
4.知情人证实错杀高敬亭不是项英干的
1941年5月13日，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作报告时，讲到“大别山的高敬亭，是叶军长搞掉的，不是项(英)搞掉的。”陈毅这番话，是用赞扬口气讲叶挺的，却证实了高敬亭不是被项英搞掉的。
1989年5月3日，原新四军军部秘书长、时任中顾委常委的李一氓，在同李志光和笔者谈及高敬亭被错杀的情形时讲道：“当时，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属于五战区的序列，而军部及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在江南，属于三战区的序列。处理高敬亭，是叶挺他们在江北，由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廖磊，通过五战区报到蒋介石那里批准的，没有经过新四军军部和三战区。当高敬亭被错杀的消息传到云岭时，项英和我当时都感到突然、震惊和惋惜，同时感到无法挽回了。至于说用项英的名义与叶挺一起联名出布告，或向党中央报告，那都是可能的，不过项英不可能知道这种做法，如知道，他是决不会同意那样办的。”
几年前，笔者就高敬亭被错杀，还问及项英在皖南时的秘书顾雪卿、警卫排长李德和，他们均说，高敬亭的事不是项英去处理的，责怪项英是冤枉了他。
上述情况表明，错杀高敬亭不是项英经办的，更不是项英要求蒋介石批准的，因而责怪项英毫无道理。
还有，当高敬亭被错杀时，四支队一些指战员想不通。项英让江北指挥部把与高敬亭关系甚密的四支队参谋长林维先和高的警卫员万海峰等送到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让他们改变环境，充实提高。他们后来均得到正常的发展。林维先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任大军区副司令员；万海峰职务一直升到成都军区政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们当时如不调离江北，后果肯定是大不一样的。
童志强多次不公正评价项英
童志强曾在安徽、上海从事党史研究工作。按说，实事求是是党史研究者应具备的最基本素质，而他并非如此。这里仅讲两件事：
第一件，童志强1988年1月在《大江南北》杂志上发表《项英同志在皖南的错误不可低估》一文，推动了批项的热潮。
1941年皖南事变后，项英的革命业绩多被抹煞，在“文革”中被“四人帮”扣上“大叛徒”的帽子，被说得一无是处。1982年，笔者受命写《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项英]条目时，按照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用事实讲话写出条目文稿，总政治部百科编辑室在组织专家和相关部门反复会审后，于1984年12月送请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中央军委领导人杨尚昆、余秋里及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查，得到肯定和赞许。1986年1月，上海《革命史资料》和《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通讯》《军史资料》在将[项英]条目刊出的同时，特辟了纪念项英牺牲四十五周年专栏(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项英的纪念)，刊出项英一篇遗著，约笔者写出《项英在皖南》一文，介绍项英在皖南的革命实践。编辑部在编者按中指出：“王辅一同志的文章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全面介绍了项英同志在皖南的革命实践，为我们正确评价项英同志在皖南的历史功过提供了重要史实。”对项英的评价开始向客观方面转化。
可是情况突变，胡耀邦1987年1月离职后，有人便说[项英]条目是为项英翻案。童志强所写《项英同志在皖南的错误不可低估》一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但此文有两个事实是不实的：一、硬说项英听到王明1938年10月20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统一战线问题的发言，因而“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受到王明右倾错误的严重影响”。事实是，项英当时由于叶挺军长催他返回军部、华中战局紧张，因而经中央批准，在参加了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和六中全会开始几天的会议后，于10月初离开延安，10月4日到达西安，10月22日回到皖南云岭。这样，童志强批判项英受王明影响就毫无根据了。二、项英回到皖南后，于1938年10月31日向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代表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可童志强硬说项英是“1939年10月31日才传达”，实在是笑话。
第二件，童志强公开同党中央对项英的重新评价唱反调。1998年5月13日，在经党中央批准的纪念项英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迟浩田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讲话时，称赞“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对项英的历史功绩给予高度评价。可项英的百年诞辰纪念刚过不久，童志强就于当年11月25日在上海《党史信息报》上，借纪念刘少奇诞辰百年之机，发表《华中敌后展宏图——刘少奇华中之行》的文章，同党中央对项英的重新评价唱反调。
例如，童志强说新四军编组后，项英一直控制着数个精锐团和大批干部在手，不向东、向北发展。这不符合事实。1938年夏，新四军编组后，第一、二支队迅即进入苏南和南京、芜湖一线，第四支队在江北抗敌，军部特务营也派到江北，第三支队在皖南沿江一线坚持抗战阵地。那时皖南就是抗敌前线，并非是大后方，1940年秋季日伪军扫荡进至云岭军部附近。1941年皖南事变后在盐城重建军部，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都是由项英派到江北的。
又例如，童志强说项英要将第四、第五支队南调，刘少奇不同意，报告了中央，中央决定将这些部队划归中原局指挥。实际情况是：1939年12月31日，刘少奇致电中央和项英，称：中原局已到皖东，新四军江北前委与中原局关系如何？第二天，即1940年1月1日，项英电报中央：中原局既到皖东，新四军江北部队(除苏北外)均归中原局指挥，以便统一。中央书记处1月4日致电中原局、项英：新四军江北前委改为皖东军政委员会，以统一党、军领导，属中原局指挥。江北指挥部的指挥关系改变这样快，表明项英的风格很高，在这个问题上给他抹黑是不公正的。
再例如，童志强批判项英将军部“孤悬于皖南”。这与事实不符。1937年12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在关于新四军编组后的部署电中，明确“以皖南为重心”；新四军进到皖南后，皖南的战略地位变得重要起来；1940年5月4日，中央书记处同意军部移苏南时，又要求“坚持皖南阵地并发展之”。这说明，皖南是革命的战略支点，并非是项英留恋皖南。
实践证明：真实是历史的生命。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是历史研究工作者应有的品德；否则，上对不起先烈，下对不起后人，还会损害自己。而客观公正地评价党史军史，对当今贯彻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和胡锦涛主席关于大力发展先进文化的指示精神，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会有积极意义的。愿从事党史、军史研究的同仁共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