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初日军相继占领上海、南京后，沪宁铁路沿线老百姓都生活在日军野蛮屠杀的恐怖之中，无法有尊严地生活下去。家住丹徒县的青年农民凌荣炳，就在这时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先是参加地方抗日救亡活动，在苏南抗日斗争最困难的1942年，毅然参加了新四军，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3年4月，我父亲凌海波担任了茅东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凌荣炳当了他的警卫员，和我父亲一起在茅山地区坚持抗日斗争，前后数年，他们一起睡麦田，住牛车棚，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生死情谊。
一次，县委在牛车棚开会，研究反扫荡计划时，从宝堰据点开来一条货船，这是日军为了不暴露意图，故意不乘汽艇，也不坐客轮，妄图突袭茅东县委、县政府。然而敌人的企图却没有逃过凌荣炳高度警惕的眼睛。当伪装的敌船靠岸，日军刚一露头，凌荣炳便一边大喊“鬼子来了”！一边举枪射击，把鬼子引向自己这边，好让在牛车棚里开会的领导干部安全转移。当日军架起机枪，对准牛车棚狂扫时，县委、县政府一班人早就无影无踪了。事后查明，县委在这里开会，是有汉奸告密。日军原想一举端掉茅东县委、县政府一班人的，结果是一无所获。事后凌县长令凌荣炳将这个汉奸处决在村外荒坟滩里。
宝堰日军据点里有个特务大队长叫庄承立，专门收集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情报，对我方危害极大，他还仗势对百姓敲诈勒索，大家对他恨之入骨。为除掉日军这条走狗，父亲让凌荣炳悄悄把庄承立干掉。为了不打草惊蛇，凌荣炳化装后悄悄地向宝堰镇走去。哪知冤家路窄，正巧在路上迎面碰上庄承立。虽然化了装，但庄承立还是认出了凌荣炳，他知道凌荣炳的厉害，自料不是凌的对手，掉头就跑。凌荣炳为了不惊动据点里的日伪军，也不开枪，只是在后面紧追不舍。大约追了三里地，庄承立终于力不能支，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凌荣炳跃步追上，抡起他铁一样的拳头一阵猛击，便将这个作恶多端的汉奸送去西天了。从此，“凌铁拳”的美誉在群众中广为流传。
1943年9月17日晚，我父亲带着凌荣炳及短枪队共九人，在怀山区杨山村宿营。此处离西旸镇敌伪据点只有五里路，由于汉奸告密，当夜父亲他们被六七十个日伪军包围。在这危急时刻，凌荣炳握着驳壳枪和手榴弹，不顾一切地冲出去，杀开了一条血路，我们的同志安全脱险了，鬼子伪军反而死伤了五人。
1944年5月13日，茅山地委决定派茅东警卫武装攻克九里镇。茅东警卫武装人少，武器差，而伪军却有一个连。在优势的敌人面前，大家认为不能正面硬攻，只能用偷袭和智取的办法，于是布置少数部队担任警戒，组织20余人的短枪手，趁暗夜敌人睡觉后，爬过鹿砦，翻过一丈多高的围墙，摸进敌人据点。接近敌人住房后，凌荣炳即从窗子钻了进去，他举枪大声喊道：“不许动！”几十个伪军从被窝里爬出来，跪在地上哀求饶命。就这样我军20多人就俘虏了80多个伪军，并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我军毫无损失，获得了全胜。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北撤时，上级党委决定让已是陶宝区委副书记兼副区长的凌荣炳同志留在江南坚持斗争，凌荣炳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新任务。他对即将北撤的我父亲表示：“我是一个雇农出生的干部，党将我从日伪法西斯统治和地主压迫剥削的深渊里拯救出来，我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斗志不可屈。”
新四军北撤了，国民党反动派来了。1946年春，凌荣炳写信给我父亲说：“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利用亲戚朋友的旧关系，使尽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来引诱我，又悬赏十担大米捉拿我，但我有钢铁般的意志，敌人一切美梦，都被我打破了。”
可就在这年的5月28日那天下午，凌荣炳到蒲干村（今荣炳集镇所在地）执行征粮任务，突然发现有七八个敌人埋伏在麦田里，周围还有三四十个敌军密密包围，凌荣炳陷入重围。他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抗击。激战中被打断了一根手指，他边打边跑到村南的三叉湖边，纵身一跳，一个猛子潜游到湖中，在快到对岸冒出头时，被敌人组织的火力网乱弹射中，为党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凌荣炳没有牺牲在抗日疆场上，却被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地杀害了。敌人为了“报功”，用鸟笼装着凌荣炳的头颅送到南京政府，然后又在句容城城墙上“示众”。
1950年，时任苏南区复员委员会秘书长的凌海波提议，并报经苏南行政公署批准，将凌荣炳出生、成长、坚持斗争、英勇牺牲的地方——蛟龙乡，改为荣炳乡，以表示对烈士的永久纪念。1951年7月，纪念建党30周年时，凌海波还在《苏南日报》上撰文纪念和表彰患难与共的战友——英勇不屈的凌荣炳烈士。
凌荣炳叔叔要是还活着，今年5月正是他100周岁了，谨以此文祭奠英灵。
(作者系凌海波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