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银道（前左）和兵工厂的战友们合影留念
父亲陶银道离开我们已有16个年头了，父亲的个性及传奇让我难以忘怀，特别是父亲“七一”生日的特殊情结，铭刻在我的心中，困难时给了我力量，挫折时给了我勇气，困惑时给了我信心。
参加新四军投身革命
1921年，父亲出生在安徽南陵县的一个贫农家庭，九岁时祖父病故，便跟着祖母逃荒要饭。第二年祖母又饿死他乡。父亲14岁时开始给地主打长工。
1938年，听说南陵县来了一支红军队伍，而且是专门帮穷苦人打天下的，父亲头脑里便闪过了参加红军的念头。一次遭到地主毒打时，他一把夺过牛鞭，扔上了房顶，怒目圆睁地说：“我不干了！”甩手跑了出去，就再也没有回头。他一路要饭一路打听，一天看见有一支穿着灰军装的队伍，走路很精神，就跟上去。几个战士一看是要饭的，就给了他一点吃的，父亲吃了以后还是跟着这支队伍走。部队停下来，父亲也停下来。几个战士围上来问他：“小鬼，你为什么老跟着我们？”父亲就问：“你们是不是红军？是不是专门为穷苦人打天下的？”几个战士说：“是啊，我们现在叫新四军，就是原来的红军。”父亲听了，含着泪水说：“终于找到你们了，我要参加新四军。”一个首长模样的人走过来问父亲有多大，父亲想了一下说，18岁了，其实当时他还未满17岁。父亲后来告诉我，新四军战士听到他的身世和遭遇后，特别是知道他父母双亡，回去也没有活路时，就对在场的一位首长模样的人说：“把他收下吧！”就这样，父亲参加了新四军。
战争是残酷的，行军打仗如家常便饭。有一次，父亲指着腰上系着的旧皮带对我说：“这就是我同日本鬼子拼刺刀时缴获的，是鬼子小队长挂指挥刀的皮带。拼杀时我大腿也挨了他一刀，至今还留着刀疤。”
还有一次，为了掩护主力转移，上级命令他们连拖住日军一天。他们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日军一个联队的兵力，仗打得很激烈，父亲用三八大盖三枪击倒了两个日本兵，连长就在他身边，夸他好枪法。就是这次阻击战，父亲所在连牺牲了30多人，其中有三位排长和四位班长。父亲在这次阻击战中左膀挨了一枪，伤好后左膀子还留下了前后两个疤痕。这次阻击任务完成后，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被任命为班长。他入党时，党支部一时没有找到党旗，就在连部的墙壁上画了一面党旗，举行了入党宣誓。虽然条件简陋，但很庄重。那场面始终印在父亲的脑海里。
1946年，父亲升任连长。1947年5月，父亲所在的部队参加了孟良崮战役，这次战役歼灭了国民党王牌主力整编第七十四师，击毙了师长张灵甫，但华东野战军参战部队也付出了较大的伤亡代价。这次战役中，父亲的左腿和右臂被敌人炮弹炸成重伤，因野战医院条件有限，他被送往东北的苏联陆军医院，经过手术和几个月的治疗，所在部队首长考虑到他的实际情况，将他分配到附近的一个兵工厂（对外称红石铁矿厂）。
去了以后，父亲才知道，这是吴运铎所在的兵工厂。从这开始，他和吴运铎在一起制造枪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我们家还保留着父亲和吴运铎在兵工厂时的合影照。在与吴运铎相处的日子里，父亲学会了枪弹制造。几十年后，父亲还能给我们讲述吴运铎制造炮弹的传奇故事。让他永远也忘不掉的是吴运铎受重伤后，被送往苏联陆军医院进行手术抢救，醒来后不顾伤痛和医嘱，躺在病床上整天整夜不睡觉，用草稿纸和笔不断地写画，思考炮弹打出去未爆炸的原因。苏联医生发现后，也被深深感动了。他们说吴运铎的这种精神像他们苏联的“保尔·柯察金”，中国的“保尔”这个称号由此而来。当时吴运铎是厂长兼支部书记，我父亲是负责兵工厂保卫工作的支部委员，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暗杀吴运铎，在最紧张的时候，父亲就和吴运铎睡在一起。父亲带人先后抓了几个特务，国民党暗杀计划始终未能得逞。父亲常说，在兵工厂工作期间，虽然不直接打仗，但并不比打仗轻松，同样要经受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
党的生日就是我的生日
1949年春，解放大军即将渡江，父亲经组织批准归队，临走前医院做了伤残鉴定，发给他二等乙级残废证。父亲归队后即随部队南下，先后参加了解放广东、广西、湖南等省主要城市的战斗，还参加了广西、湘西剿匪。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由于分不清谁是老百姓，谁是土匪，又要执行上级规定的少数民族政策和部队的纪律，敌人往往钻这些空子，在暗处打冷枪，放暗器，初期部队伤亡较大。后来部队通过做土匪亲属工作，进行政策攻心，孤立少数土匪骨干，终于取得了剿匪的胜利。肃清了匪患之后，上级派父亲到湖南株州市接管国民党的飞机发动机厂，在该厂军管会当军代表。1951年，父亲和他的一批战友就地转业，组织上分配他当采购员，和资本家打交道。1952年，全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他的两个助手因接受资本家的贿赂（收了四打衬衫），被开除党籍，并清除出军工队伍；而父亲廉洁奉公，一身清白，受到大家赞扬。
新中国建立不久，全国进行审干，负责建档的两位同志找到我父亲，询问他的出生年月。父亲10岁时就已父母双亡，只听母亲说过出生年份，从未说过月份。他沉思良久，神情严肃地答道：“生于1921年，至于月份吗，我的一生都是党给的，党是我的再生父母，党的生日就是我的生日！”那两位同志听了之后，眼睛湿润。从此，父亲的档案里记录着的生日是7月1日。我们兄妹五个听说此事后，心灵深感震撼，多少年来都是把党的生日作为父亲的生日来纪念。
服从分配无怨无悔
1956年，因大厂支援小厂，父亲作为骨干调至南京AB3军工厂，我们随父亲举家搬迁，从株州市来到了六朝古都南京，在郊区一个简陋的工厂附近安了家。这时正是全国第一次工资改革，湖南还未开始，到了江苏已经搞结束了。母亲要父亲向组织上提出来，父亲说算了，这次不行还有下次，有的是机会，再说国家也比较困难。没想到这是父亲一生唯一的一次调资机会。由于父亲是带病工作，没过几年，腿上弹伤又复发，手术后刚过一年，又患胃溃疡，导致胃穿孔，整个胃基本切除，经医院及劳动部门鉴定，1962年父亲办了提前退休手续。第二年，全国第二次工资改革，但父亲已退休，调资的机会又一次与他失之交臂。了解父亲的人都说他亏大了，他却说自己够幸运的了，许多战友连命都失去了，遗体都留在了异乡，一想起这些，他眼泪都流干了。1982年，按照中央文件规定父亲改为离休，享受处级待遇。随着国家经济的好转，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他的待遇逐年有所提高，他感到很知足。
父亲从不谈他参加革命后的立功受奖情况。我曾偷偷打开父亲的一个旧黄皮箱，发现了几枚奖章，便问母亲，才知道这是因爸爸战斗勇敢而获得的奖章。我上中学时，在老师的家访中才得知父亲的身世及参加革命的经历。那个年代到处开展“忆苦思甜”教育，学校的领导请我父亲给全校师生作“忆苦思甜”报告。父亲虽说没什么文化，但作起报告来，却赢得了师生们的热烈掌声，特别讲到几次作战的经历，以及同吴运铎一起制造枪榴弹的情景，同学们更是感兴趣。
传承“七一”情结
当每年的“七一”来临，母亲都要通知我们兄妹五人回去团聚，给父亲过生日。母亲先于父亲去世后，父亲就委托我召集大家回家纪念“七一”，父亲总是对我们讲，这不仅仅是给他过生日，更重要的是记住党的恩情，不要忘了本，要坚信共产党，党员要有自己的信仰。
1996年下半年，就在父亲病危弥留之际，他还断断续续地嘱咐我们每年7月1日给他过生日，以示不忘党的恩情，永远不要忘本。从此以后，父母虽都不在人世了，我作为老大牵头，每年召集兄妹五家在“七一”这一天聚在一起，每次我都撰写一篇歌颂党的诗歌并朗诵。通过给父亲过生日，我们全家共同纪念我们党的诞辰，同时也是延续父亲的心愿，牢记党的恩情。父亲的生日情结精神，在我们身上传承，激励着我们永远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