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与新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有奖征文，今天与读者见面了。也许有人会说，新四军成立于1937年10月12日，1947年1月21日取消番号，前后只有10年的历史，怎么能把新中国的成立和新四军联系起来？我们认为，新四军不但与新中国有联系，而且联系非常紧密。新四军经过八年抗战，由原先组建时的1万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主力部队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在解放战争中，由新四军部队改编的华东野战军暨第三野战军，是解放广大华东地区的主要力量；而新四军第三师则是东北野战军暨第四野战军的主力部队；西北野战军和第二野战军中，也有原新四军的部队。解放战争中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就是由抗战期间的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发展演变而来的。因此可以说，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就没有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就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以“新四军与新中国”为题开展征文活动，以此来畅谈新四军对新中国诞生的伟大贡献，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请专家、学者和热心新四军历史研究宣传的同志积极参与。——编者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日子里，作为中共党史、新四军军史的研究者，“新四军与新中国”就成为必须回应的主题，成为宣传新四军光辉历史的题中之义。

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华中抗战中的深厚积累

    新四军坚持在华中抗战八年，直到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新四军开辟创建、巩固发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部队得到不断增强，不断发展，从下山集中时的1万余人，到1940年即发展到9万多人，1943年底已增长到16万人，到抗战胜利前夕，主力部队已发展到31万人，地方民兵60多万人。在华中，新四军团结民众，承担了打击日伪军总兵力的1/4到1/3。其中，抗击日军16万人以上，占侵华日军总兵力的23%，抗击伪军23万多人，占伪军总数的31%。八年抗战中，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共计3万多次，毙伤俘日伪军共达42.9万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配合了友军的正面抗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不愧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子孙。在华中敌后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主力是新四军，更是因为得到广大的地方武装和民兵地积极配合，因为有华中各战略区各级党政机关全体干部的共同战斗，才干净利索地取得战胜日本侵略军的完全的胜利。新四军在八年抗战中，彰显出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时英勇无畏的铁血豪气，敢打敢拼、卫国为民的中华民族抗战精神。而华中人民在八年抗战中，参军、参战、站岗、放哨、赶制军鞋、缴纳粮草、战场救护、民工支前，做到了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人出人，有力出力，保证了部队和机关的一切供给，从而保障了华中抗战的胜利。
    华中原本就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的地理条件，气温适度，土地肥沃，资源丰富，人口稠密，交通便利，商业经济活跃繁荣，工农业生产发达，文化教育水平较高。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从坚持持久的抗战出发，从抗战开始，就非常重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派出大批优秀的党政军干部奔赴华中敌后开展工作和战斗，把华中看作是党和军队的生命线。经历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洗礼历练，新四军暨华中根据地在革命斗争经验、人民政治觉悟、武装斗争策略、人民战争韬略、军民团结对敌、发展武装力量、抗击入侵外敌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深厚的历史积淀。这就为不久将要展开的解放战争锻炼储备了战无不胜的主力军，为解放战争准备了战场；也为新中国的建立积累了经验，准备了干部。

1964 年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会见部分驻外使节及其夫人

华中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准备了战场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地理位置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作用，北枕横穿中国东西的大动脉陇海铁路，南扼天险长江，是联系华北和华南两大根据地的枢纽，是华北根据地的屏障，是争夺华南、进军华南、发展华南的后方基地。新四军是华中抗战的主力军，是华中人民的长城，解放战争时期已成建制地编成为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华中根据地是华东人民解放军和中原人民解放军开展自卫战争的重要战场。新四军第五师所创建的鄂豫根据地，在解放战争初期成为国共两党争夺的关键地区之一，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的进攻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实施中原突围，便成为全国内战爆发的起点。由于中原军区部队（前身即新四军第五师）坚守中原阵地，对阻止和迟滞国民党军沿京汉铁路北上，为人民军队在东北地区的战略展开，为华北、华东各部队做好迎击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做出了重大贡献。而由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等战略区组成的苏皖解放区，也是解放战争初期重要战场之一。同年7月中旬，国民党集中了5个整编师约12万人，沿着长江北岸的南通、靖江、泰兴一线，向驻扎在苏中地区的华中野战军粟裕部队发动进攻。粟部在苏中地区虽然只有2.5万兵力，但在抗战时期所创立的老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加上粟裕司令料敌如神、屡出妙策、灵活布阵、机动用兵，每战必出奇招的神奇指挥，部队指战员听从指挥、英勇无畏、敢打善战，先后七战皆捷，最终取得苏中战役的伟大胜利。接着，在华中大地，又取得了两淮保卫战、盐城保卫战、涟水保卫战、朝阳集战役、宿北战役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伟大战略决战的第二阶段以徐州为中心的淮海战役，也是以原华中抗日根据地为战场展开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和淮海区、盐阜区、豫皖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分不开的。1947年7月，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序幕。而刘邓大军到达大别山的立足点，仍然是抗战时期新四军所创立的根据地。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苏皖解放区和中原解放区，又成为解放军渡江南进的前进基地。紧接着渡江战役就展开了上海战役，依然在华中大地上得到华中人民的全力支前，在后勤保障上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为新中国的建立积累了经验准备了干部

    华中抗日根据地和全国其他根据地一样，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这个政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团结了最大多数的阶级和阶层，和各抗日的党派、军队、团体和个人结成了友好的关系，集中力量向日伪政权发起进攻。这个政权，实行民主集中制，进行民主建设，成为当时民主的楷模。这些经验，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个很好的借鉴。在抗日民主政权中所建立起来的政治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制度、民主选举制度、财政制度、审计制度、廉政制度，以及其他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各项规章制度，新中国成立后，均可袭用并予以发展。
    新四军在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斗争中，锻炼、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党政军群各个领域的干部，尤其是财政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干部队伍。华中是全国著名的经济发达地区，群众生活水平普遍较高，所以受教育的比较多，文化水平也是较高的。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各个战略区都举办了各类的文化事业，在各个县以上机关，部队团以上机关，都有自己办的报纸或刊物。戏剧、美术、音乐较为普及；对教育工作更为重视，战士教育、干部教育、业余教育、扫盲运动都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有大学、中学、小学各种层次的全日制学校，著名的文化人邹韬奋、钱俊瑞、范长江、钱杏邨（阿英）、李一氓、彭康、夏征农、刘季平、王阑西、白桃、丘东平、许晴、冯定、何士德、贺绿汀等都曾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工作过、战斗过。在他们教育和带动下，不仅培养了抗战中的一批骨干，而且也为新中国造就了一批干部。华中抗日根据地曾聚集了一批国内知名的经济学家，有骆耕漠、薛暮桥、孙冶方、李人俊、张劲夫、方毅、朱毅、陈国栋、闵之、许毅、范醒之、陈易、陈穆等，他们用自己丰富的知识，经过艰苦卓绝的劳动，出色地完成了战时的财经工作。他们所建立的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金库制度、税收制度等，都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所采用或参考。战时所培养出来的一大批德才兼备的财经干部，更是新中国财经战线上的骨干。
    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刘少奇、陈毅、谭震林、李先念、张鼎丞、粟裕、黄克诚、张云逸、邓子恢等，都曾在华中抗日战场上纵横驰骋，艰苦地战斗过、工作过。
    还有一批新四军将帅，在解放战争取得胜利建立政权的地区，承担起主持政府工作的历史重任。他们分别是：曾希圣，1949年4月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人民政府主席；黄克诚，1949年5月被任命为中共湖南省委书记；谭震林，1949年5月6日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7月担任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席，之后谭启龙接任浙江省委书记；李先念，1949年5月16日出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陈毅，1949年5月27日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饶漱石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张鼎丞，1949年8月担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云逸，1949年8月担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委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上述人员职务未变外，吴芝圃，1949年10月担任河南省人民政府主席；谭震林，1952年11月江苏建省，次年初出任江苏省人民政府省长。还有更多出自新四军的骨干精英，分布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军、财、文、教、卫、商等部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为了新中国，从头学起，开启事业新航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百业待兴，新四军将帅听从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召唤，各自奔赴祖国建设的各个领域，开始了新的创业征程，一般都可以较快地熟悉掌握自己所担负的工作。然而，有一项陌生的工作，却让新四军当时的将军们深感必须从头学起。因为他们将要担负的新的工作是：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批驻外使节。
    新中国建立之初，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即着手建立外交干部队伍，物色好了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出任驻外使节。被首批选中的耿飚、习仲勋等14位同志中，有5位是原新四军中的高级将领，他们分别是彭明治、谭希林、袁仲贤、姬鹏飞和韩念龙。他们迅速赶到北京，来到外交部向周恩来总理报到。
    周恩来在外交部办公大楼里见到比自己小了整整10岁的谭希林时，高兴地说：“希林同志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可以大干一番全新的事业了。”谭希林回答：“总理，我还是喜欢带兵打仗。对外交工作我是一窍不通啊！”周恩来笑着说：“外交官也是不穿军装的解放军呢。呵呵，不懂可以边干边学嘛。”接着又幽默地说：“你作为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将被称为‘将军大使’哦！”“将军大使”们报到后，周总理让他们连同家眷，都住进外交部已经选定的新华饭店里，进入一种全新的生活。接着，他们就参加了外交部举办的大使培训班。这个班是按照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的指示开办的，请了国内的专家讲国际法，老外交工作者讲外交文书和外交礼节。还举办了外交文书展览，展品有国书、颂辞、照会、备忘录、电报、会谈纪要等。这些文件，将军们谁也没有见过，看得格外仔细。在培训班里，大到外交政策，小到衣食住行，未来的“将军大使”们都要从头学起。例如，到北京饭店学习如何吃西餐。这餐饭从使用刀叉、让酒、布菜、喝汤开始，吃了近三个小时，人人紧张得满头大汗。
    外交部还特别邀请苏联、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驻华大使到培训班来讲课。毛泽东主席派来了长子毛岸英担任翻译，并讲述他在苏联留学时的所见所闻。他俄语流畅，翻译准确，作风朴素，给将军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外交部还请苏联驻华大使、匈牙利驻华大使等介绍本国情况，还组织将军们学习跳舞，学习穿西装、打领带。
    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还特邀将军们前往观摩。将军们躲在屏风后面，隔着缝隙观看人家怎样握手、怎么递交、怎么谈话、怎么告别。毛主席对将军外交使节十分重视，在接见时说：“你们是新中国的首批驻外使节，都是军队里调来的高级干部，都是将军。将军当大使好！现在建国伊始，百废待举，各个部门、各个行业都需要干部。解放军向来是我们生长干部的地方……”毛主席还风趣地说：“你们都是老战士，虽不会外交，还要你们去干外交，因为你们跑不了！”
    1950年6月8日，毛泽东主席任命彭明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波兰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彭明治大使在任近两年中，中波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发展很快。两国在政治上相互支持，经济上相互帮助，文化上相互往来，相互签订了好几个合作协定和协议，这与彭明治的努力工作密不可分。1950年6月8日，毛泽东主席任命谭希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捷克斯洛伐克特命全权大使。谭希林担任大使期间，中捷双方共签订了文化合作、科学与技术合作、邮政、电讯、广播等6个协定。1954年10月17日谭希林任期届满，奉调回国。印度是与中国毗邻的大国，中印关系是我国对外工作重点之一。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袁仲贤被派往印度担任首任大使。袁仲贤任驻印度大使期间，为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评价。1955年袁仲贤又兼任驻尼泊尔大使。1956年1月，袁仲贤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他是我国首批驻外大使中第一位出任副外长的人。1950年5月姬鹏飞被任命为驻民主德国外交使团大使衔团长，后为驻民主德国特命全权大使。姬鹏飞在这个岗位上，为两国教育、文化、广播、电影等相互往来与交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1955年回到外交部。从这时起到1972年，姬鹏飞当了17年的外交部副部长，1971年陈毅外长病重，由姬鹏飞代理外长职务。1951年5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建交，韩念龙被派遣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首任大使。韩念龙始终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而积极努力工作。1956年5月韩念龙奉调，担任驻瑞典大使。
    新四军将军中的五位首批驻外使节，都顺利地完成了国家赋予的外交重任。其后又有李一氓、刘晓、李连庆等曾战斗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将军等高级干部，担任过驻外大使。他们共同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