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正当日军大举侵略、国民党军大步后撤、大片国土沦陷、亡国论调大肆泛滥的时候，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毅然进入环境十分险恶复杂的敌后，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作为华中抗战的主力军，长期在敌人后方坚持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战绩，成为华中抗战的中流砥柱。

依靠人民群众开展灵活多样的游击战，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战争的正面战场

    华中主要是平原水网地区，特别是江南和苏北更是江河、湖泊、沟渠构成纵横交错的水网地带。在这样的地区作战，对于长期习惯于山地游击战的新四军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新四军深入江南苏北敌后，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开拓创新，探索出在平原水网地区进行游击战的规律，从而将华中地区变为敌后游击战的沃土，有力地打击了日军。
    制敌而不受制于敌，是新四军作战行动的基本原则。集小胜为大胜，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条件下，克敌制胜的信条。在这一作战指导思想下，经过长期对敌作战的实践摸索，新四军创造出一整套平原水网地区的新型游击战法，以其灵活多变的战术，挫败了日伪军的多次进攻和清剿。以小规模作战为主，避免“硬碰硬”；对车站、仓库等敌分散把守的据点，以及出动的小部队、辎重运输车队等，则采取伏击战、袭击战以及长途奔袭等多种作战方法，如皖中的蒋家河口战斗、苏南的新丰车站战斗、官陡门战斗等。正如粟裕所言：新四军“集小胜为大胜不贪多，老鹰抓小鸡不打延埃战”。在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共对日伪军作战2.4万余次，毙伤日伪军37万余人，俘日伪军12.42万余名，充分显示了“集小胜为大胜”方针的威力。
    新四军在敌后站住脚、建立根据地之后，针对日伪军的扫荡和清乡，创造了多种战法来打击敌人。比如在反扫荡作战中，采取“以分散对集中，以集中对分散”等策略；实行“敌进我进”，即向日军后方进攻，“敌打进我这里，我打到敌那里去”，可使内线变外线、被动变主动，成为新四军粉碎日军优势兵力大规模扫荡的有效方法。日伪对于新四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头痛不已，同时又不得不承认新四军的游击战“登峰造极”，其“并没有十分雄厚的兵力，他的生存与发展全靠运用兵力的巧妙”。陈毅指出：“游击战的精髓，在于善于分散，善于集中，分散能作极小的散兵群的战斗，集中则视敌情地形，作较大的突击”1，充分体现了游击战使用兵力的灵活性。如1942年12月，日伪兵分14路共万余人向新四军第五师驻地湖北礼山县(今大悟县)发起进攻，新四军除留一个团一个营在内线坚持斗争外，其余部队均跳出合围圈，致使日伪合围扑空，据点遭袭，不得不退出大悟山。随着华中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单一的游击战已经不能满足战争打赢的需要，必须与运动战相结合，将抗日战争推向新的高潮。据此，新四军相应制定了“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在具备一系列条件之后，新四军又相继发起淮南春季攻势作战、苏中攻势作战、天目山第二次战役等运动战，为夺取抗战最后胜利打下坚实基础。
    徐州、武汉会战，正是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展开之时，新四军各支队在敌后打击日军，破坏其交通运输线，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徐州、武汉正面战场的作战。1941年1月24日日军发动豫南战役，以三路重兵进犯豫南，企图围歼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等部于平汉线以东地区。新四军第四师根据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精神，毅然于1月30日开始尾追日军西进，给日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收复了大片国土，有力地支援了退缩于新黄河以西的国民党部队。新四军在南京、上海、武汉、徐州、开封等城市的外围战直接威胁敌人对华中的占领，毙俘伤日伪军5.5万人，牵制侵华日军总数的六分之一，有力地扼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的进攻。
    新四军在平原水网地区开展游击战，依靠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配合与掩护，因此，新四军特别重视民运工作，把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作为进行游击战的前提。正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共同进行游击战争，新四军才能不断打击敌人，发展壮大自己。华中敌后没有崇山峻岭，新四军把战略后方建立在人民群众之中，当地群众形成的“人山人海”将敌人变成了汪洋大海中的孤岛，人民群众成为新四军进行游击战争最好的依托和靠山。

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使其成为坚持敌后长期抗战的重要战场和战略依托

    中国共产党一直将建立根据地作为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依托，毛泽东曾指出：“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新四军处于华中对日作战最前沿，从挺进敌后之日起就一直面临日伪军连续不断的清剿、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进攻。如何在日伪顽夹缝中生存并发展壮大以更好地打击敌人，成为新四军坚持敌后长期抗战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另外，华中地区是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军事上亦是战略重地，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日伪派重兵驻守华中地区；蒋介石亦在华中留下几十万正规军。1940年1月毛泽东在分析全国战争形势时指出，“华北敌占区日益扩大，而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强调“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2，“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3。华中不仅是打败日军的必争之地，也是尔后夺取全国胜利的必争之地。这些充分表明，独立自主地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承担的重大战略任务。遵照中共中央与毛泽东的指示，新四军在华中敌后坚决执行党的全面抗战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地建立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建了地跨7省的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皖中、鄂豫边、浙东等8 块抗日根据地，形成相当规模的敌后战场。新四军战斗在日军占领的大中城市周围和水陆交通干线两侧，给予敌人严重威胁，最多的时候迫使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困守在华中地区不得脱身，有力地挫败了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阴谋。
    在根据地建设中，新四军实行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活跃经济，保障供给，支援战争，改善人民生活;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三三制”政权，让人民当家作主；加强文化教育建设，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繁荣文化艺术，把根据地建设成为人民当家作主的自由民主的解放区。在抗战期间，新四军先后光复国土25.3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达3420余万；而根据地人民以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了新四军的对日作战，制约了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进攻。至此，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造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日伪军）、并将最后夺取城市的态势。在抗战胜利的最后时刻，新四军一方面对日军进行大反攻，扩大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则反击国民党对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进攻，保卫人民抗战胜利果实，终于使华中抗日战争的胜利真正成为人民的胜利。这也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创造性执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以反顽斗争促进团结和发展并坚持抗战

    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同时又属于国民革命军序列，因此，其生存、发展、胜利，与统一战线尤其是正确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息息相关。华中地区强敌环伺，各方争夺激烈，敌顽力量的强大和敌我顽三角斗争的尖锐复杂的情况远超华北。因此，如何正确处理与敌顽的斗争和关系，是新四军面临的一个十分复杂、严峻的问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开始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在华中制造了许多摩擦，不仅处处限制新四军的抗日活动，而且向新四军发起军事进攻，先后制造了“罗山事件”“平江事件”“鄂东惨案”“镇江惨案”“确山惨案”（即竹沟惨案）、“太和惨案”等等，甚至发展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反共问题上，日、伪、顽常常会达成某种默契，从而使华中敌后经常出现日、伪、顽夹击新四军的极其险恶的形势。
    针对这一严酷现实，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刘少奇在中原局特别强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指出：“统一战线既然包括几个阶级，就必然会有斗争，有摩擦。只有坚持斗争坚决反摩擦，统一战线才不会分裂。如果只是退让，统一战线就会失败。”5要夺取抗战最后的胜利，必须反对国民党制造的摩擦，这也是为了寻求抗日生存的环境，使进步势力得以发展，并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从而孤立顽固派。总之，反摩擦就是反对反共投降派的斗争，是为了维持合作抗日的局面，最终集中一切力量战胜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的危亡。说到底，抗日必须反顽，反顽才能更好地抗日。
    反顽斗争成为新四军坚持抗战的一种特殊斗争的方式，构成新四军作战的一部分。新四军始终坚持团结、进步、抗战的原则，创造性地执行和发展了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挫败了国民党的反共计划，使国共合作抗日局面艰难地维持到最后。黄桥战役的以少胜多和山子头战役的捉放韩德勤，充分显示了新四军反摩擦斗争的高度政治性。据统计，新四军对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作战达3200多次，毙伤、俘顽军官兵14.3万余人，严正地、恰如其分地教训了反共顽军，迫使他们不敢公开地分裂投降，始终保持了国共合作的局面。事实证明，新四军在华中敌后三角斗争的环境中，既要反扫荡，又要反摩擦，创造性地执行与发展了统一战线的策略，不仅保持自己在三角斗争的复杂局面中立足，而且发展了华中抗日根据地，取得了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
    总之，新四军雄踞华中坚持抗战，像插在敌人心脏的一把尖刀，充分发挥了据局部而扼全局的重大战略作用，在党的领导下出色完成人民赋予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在大量杀伤敌人的同时发展和壮大了自己。新四军从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主力部队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成为华中抗日的中流砥柱。这支经过血与火锻炼的铁的军队，解放战争中被改编为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解放全中国的战役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版，第141页；2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 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542 页；3 ．《毛泽东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119 页；4．1944 年1 月日军驻上海之11 军团部派往苏中新四军一师地区清乡《视察报告书》；5 ．《刘少奇在皖东》，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 年版，第10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