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泽
今年2月底，我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采访，事前重读了《讲话》。
时代变了，《讲话》的精神没有过时，对当前发展文化事业，仍然有现实指导意义。《讲话》是革命文艺理论经典，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领域中，抓住根本性的问题，讲得如此系统、如此透彻，是过去所罕见的。《讲话》为党制定发展文艺的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为革命文艺工作者、先进文化人明确了前进的目标。
《讲话》开宗明义：“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结论部分，阐明了革命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道理，同时针对现实，澄清、明确了一些基本观念。
70年来，在《讲话》指引下，革命文艺在出优秀人才、出优秀作品两个方面，获得了丰硕成果。以延安鲁艺为例，出了贺敬之创作、王昆主演的《白毛女》，还有《小二黑结婚》。解放后主演《烈火中永生》的于蓝同志也是从延安鲁艺出来的。木刻家古元、力群，油画家罗工柳、王式廓等也是在座谈会后创作出《血衣》等优秀作品。音乐方面，鲁艺人有王莘创作的《歌唱祖国》，周巍峙创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歌》，刘炽创作的《我的祖国》等。文学方面周立波创作了《暴风骤雨》等。座谈会开过后，贺绿汀、何士德、莫朴、孟波从华中鲁艺到延安鲁艺任教，《讲话》给了他们很多启发。莫朴同志画过毛主席接见吴满有的速写，土改中画过《清算》，解放后创作了《南昌起义》。他是我在华中鲁艺学习时的美术系主任、老师。华中鲁艺也培养了一批有成就的文艺人才，戏剧方面有田川，音乐方面有黄苇、苏民，美术方面有洪藏、彭彬，文学方面有沙地、袁鲁林等。
鲁艺院歌唱道：“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从那时起，我就牢记“用艺术做我们的武器”这句话。学习《讲话》，又见到这句话，《讲话》讲到这个武器的任务和作用，远比“院歌”表述得全面、深刻。《讲话》指出文艺要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讲到文艺创作时《讲话》指出：“革命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从此，我把“以文艺为武器为人民服务”这句话作为我从事文艺活动的指导方针，出差总带上速写本，干什么，画什么。2008年发表的一篇题为《以艺术做武器为人民服务》的文章，说的就是我从事文艺活动的经历。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我已从华中鲁艺来到建阳县青年服务团工作，担任美术委员。1945年七八月份我在盐阜地委党校整风学习时才真正学习了《讲话》。通过学习，我懂得了文艺创作源与流的区别，并在工作中自觉坚持了“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创作原则；明确了文艺批评的两项标准，作品努力达到政治与艺术的统一，或者说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
《讲话》要求文艺家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参加实际斗争。我本身就是生活在群众和实际斗争中，易于积累资料，搜集创作素材，这是我的一个优势。文艺创作还要掌握一定技能，即创作手段。我在鲁艺进行了短期的文艺训练，初步掌握了这一手段。我的画大多是主题画，即使是画花鸟，题诗以后便赋予了政治思想内涵。如新中国成立60周年，我在所画的《荷塘月色》上题诗道：“荷塘明月夜，万籁听蛙鸣，开怀歌盛世，放声颂升平。”我的书画作品有两个特点，从形式上说叫诗书画结合，从内容上说正如大书画家李琦所说：“以画写心，以艺弘德。”画上题诗不是贴政治标签，而是实践毛主席讲的“政治性和艺术性的统一”。我在文艺发展道路上小有贡献，最终还得感谢《讲话》的指导。
《讲话》最触及灵魂的是要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立场和感情来个根本转变。我参加革命时是初中二年级肄业，当时农村群众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在填党员登记表或个人履历表时，在出身一栏里，自己乐于填“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小知识分子”。学习《讲话》，读到毛主席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评教导时，总感觉说的就是我自己，之后我在思想作风上有了很大的转变。
2011年，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这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发展和创新。在新形势下，毛泽东《讲话》中关于文化工作是革命机器一部分的观点、以文艺为武器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歌颂和暴露如何运用的观点、文学艺术源与流关系的观点、文艺批评要政治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观点等，对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决议，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仍然不失现实的指导意义。
目前文艺界流传一种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空前的繁荣稳定局面，但大好形势对文艺创作却是不利的，不如战争、动乱、贫困年代容易出好作品。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有局限性的。胡锦涛同志倡导“和谐文学”，我做了一次尝试，在此前发表的《社会矛盾与和谐社会》文章基础上，根据实际，写了一篇小小说《画家的新居》。
我不反对战争文学，自己也写过《手枪的故事》，属于战争文学一类。今天的问题是有些人怨天尤人，漠视现实，不深入群众和社会生活，创作反映时代、推动历史前进的作品。我认为目前文艺界的迫切任务，是要以《讲话》和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紧跟时代，探索走出一条发展“和谐文学”的新路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