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在建军之初就重视吸收知识分子和优秀人才，其中包括一些研究中国经济并有相当理论建树的专家。他们参加新四军后，对于稳定和发展根据地的经济，改善人民生活，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将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搞经济工作的经验与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为新中国制定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指导和依据，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新四军中的经济研究人才
薛暮桥，早年研究政治经济学，曾担任《中国农村》主编。全民族抗战爆发后，薛暮桥参加了新四军，在历险皖南事变之后，辗转来到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经济工作。当时在国民党政府发行法币、日伪政府发行伪币的压力下，根据地发行的抗币处于劣势，物价急剧震荡。薛暮桥认为：稳定物价的唯一办法是驱逐法币，使抗币占领市场。这一举措实施后不久，抗币和法币的比价便由原来的1∶2变成了1∶6，囤积法币的地主们纷纷抛出法币，抗币占据了市场，物价大幅回落。
骆耕漠，早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任中共浙江省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41年初，骆耕漠来到新四军军部，被任命为新四军军部财经部副部长兼江淮银行行长。上任之后，骆耕漠加强税收工作，征收公粮，发行抗币，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后到新四军三师负责盐阜区的财经工作，首先进行土地登记，办理验契手续，其次在财经处增设生产建设局，种植蔬菜，组织棉纺织生产，保证了军队财政的需要。1945年5月，任苏浙军区供给部长，后又担任华中军区供给部长。1947年任华东局供给部副部长，并创办了华东供给学校，为党培养了一大批财经工作人员。1948年春，受陈毅之命，组建华野第一支财经接管干部大队。
顾准，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通过自学会计学，掌握了现代会计知识。上世纪30年代，他有多部会计学著作问世，是上海知名的会计学家。其著作《银行会计》，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被各大学采用。1940年后，曾任苏北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淮海区财经处副处长。
孙冶方，1930年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左翼文化运动，积极参加组织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并编辑《中国农村》杂志，发表了许多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中国农村经济论文，1941年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工作，先后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宣传部教育科长、华中局党校教育科长、中共津浦路西地委宣传部长、苏皖边区货物管理局局长。
何封，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参加了沈钧儒等领导的“救国会”，向青年学生讲授革命理论，宣传抗日与民主，并为上海地下党的《团结》等杂志报刊撰写文章。1944年先后在淮北根据地江淮大学、抗大四分校、抗大五分校任教授；1945年任苏北公学副校长、华中建设大学教授；1946年起先后担任山东大学政治系副主任、经济学教授，华东大学经济学教授，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培养干部做出了贡献。
钱俊瑞，1929年撰写了《中国农村经济现阶段性质之研究》《中国地租的本质》等多篇论文。钱俊瑞主张把世界经济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1936年，钱俊瑞出版了《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一书。1940年，钱俊瑞进入华中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了华中局文化委员会书记、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抗战胜利后，奉调至北平军调处执行部工作，并任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总编辑，后回延安，先后任中共中央秘书，《解放日报》社论委员会主任，华北大学教务长。
新四军的经济学家对新中国经济建设的贡献
上海解放后，经济困难重重、危机四伏。特别是银元非法交易猖獗，新发行的人民币站不住脚，各种企业开工不足，市民连口粮与日用品也无法保证供应。国民党广播电台预言，共产党在上海待不过半年。面对新的形势和困难，华东局与华东局财委出台宏观经济调控措施，骆耕漠作为华东局财委委员，把财政接管与日后建设相结合，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方案，打击经济犯罪，有效地制止了恶性通货膨胀，使大上海经济稳定下来。这是新中国财经领域第一个具有重大意义胜利。从1954年起，骆耕漠任国家计委成本物价局局长、副主任。从1990年起，骆耕漠承担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特点理论剖析》和《对我国十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考察和典型调查报告》。著有《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三个过渡问题》《社会主义商品货币问题的争论与分析》《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几个理论问题》等。
解放上海前夕，顾准任青州总队（接管上海财经工作的一支干部队伍）队长。1949年5月，随军回到上海，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为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的财税工作做出了贡献。1956年入经济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研究员后，开始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问题，最早提出并论证了计划体制根本不可能完全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和价值规律，并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书，是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理论的第一人。1957年担任中国科学院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副主任，在随后的反“右派”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94年9月，《顾准文集》出版，1997年9月，《顾准日记》出版，在中国的知识界、思想界刮起了一股“顾准旋风”。
孙冶方1949年5月任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业处处长，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副部长，1955年任国务院统计局副局长，1956年11月写出《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他认为，正确处理国家集中领导和企业独立经营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计划应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按资金价值量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作为划分企业小权和国家大权的标准；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正确地运用经济杠杆，提高利润指标在经济管理中的地位等等。1958年，孙冶方在许多地方看到用小高炉炼铁，根本不计成本，甚至炼出一堆废铁。在农村调查中，他看到因刮“共产风”、吃“大锅饭”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向中央主管经济工作的领导写了十多份报告，数十万字，坦言“大跃进”把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看得太简单了，犯了唯意志论的毛病。他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被关入秦城监狱7 年。他身陷囹圄，继续研究经济。在狱中没有纸笔，他就打腹稿。50万字的《社会主义经济论》，他以惊人的毅力，先后默写了85遍之多。1975年4月10日，孙冶方出狱后继续写出《要理直气壮地抓社会主义利润》《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等。
钱俊瑞在“文革”中受到迫害，被关押8年之久。他一生潜心世界经济的研究，这对于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以及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著有《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学》《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探索》。1978年，他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领导制订了《1978—1985年全国世界经济学科发展规划草案》，筹建了世界经济资料中心，发起成立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被选为会长。撰写发表了多篇有关世界经济的论文，主编了《世界经济概论》《世界经济年鉴》，出版了《论对外开放》《论改革》等专著。
1966年薛暮桥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酝酿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初稿。1979年8月，这部历时11年的经济学著作经过7次修改后最后完稿，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对全体干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启蒙的教材。1991年春，薛暮桥针对可能使改革发生逆转的思想倾向，写就《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从商品、货币、市场计划、劳动工资、财政税收、银行金融、所有制、企业制度等10个方面进行分析，把多年的改革主张进行了一次综合论述，把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薛暮桥作为新中国第一代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和高级经济官员，亲身参与中国两个经济体制建设。他是新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设计者之一，但也最早开始主动对这种僵化体制进行痛苦而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