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湖北解放。此时的湖北，社会破败，万事待兴。1949年5月至1954年5月，李先念同志受中共中央之命，担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主持湖北党、政、军全面工作。李先念从实际出发，正确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同广大干部群众一起，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创造性地为湖北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把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铭心上
1949年5月20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人民政府、湖北军区在孝感花园正式成立。李先念、聂洪钧、王任重联名发表的就职公告中表示：“先念等当本为人民服务之忠诚，在中共中央华中局及中原临时人民政府领导下，愿与我全省人民同心协力，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约法八章……有计划有步骤地恢复与发展生产，逐渐达到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1］这充分表达了李先念同志主政湖北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湖北人民谋利益的思想观点。
为人民谋利益，是共产党的纲领宗旨。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所论述的核心问题，就是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废除私有制，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直至实现共产主义。其核心问题就是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李先念1909年6月出生，1926年10月参加农民运动，1927年11月率领家乡农民参加黄（安）麻（城）暴动，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利益，是李先念参加革命的思想理念与追求。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主席找他谈话，转达中共中央决定：湖北解放后，派他回湖北工作。他表示由衷的乐意。李先念是湖北人，是在这块土地上参加革命的，他的革命理想信念，也深深地烙印在荆楚大地上。李先念从18岁率领家乡农民参加黄麻暴动开始，就站到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伟大事业的最前线，投身并领导开展轰轰烈烈和艰苦卓绝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马克思指出，共产党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全人类最终获得解放。李先念同志从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起，始终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利益，就是参加革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充分体现了李先念同志的党性与人民性的高度一致性。
按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抓党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全面执政的党。要完成好执政使命，实现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是每一个党员和每一个党组织必须明确的首要问题。李先念刚到湖北主政，在湖北省财经会议上强调指出；“只有大家都明白，人民观点、人民立场，是一种正确的建设党的思想，是我们党的一种优良作风，并且去身体力行，才能使自己不断进步。同时，也会带领与影响那些旧职员、新学生等，让他们也顺着这个正确方向努力前进，更好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2］李先念主持湖北全面工作，按照党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确保湖北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告别战乱，治理创伤，建设家园，迅速安居乐业，过上当家作主的日子。
加强党的建设，对于每一个党员和党的干部而言，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在这方面，李先念就是一个坚定不移坚持党的领导、听从党的指挥的领导干部典范。在全国解放的历史大变动时期，党中央决定派李先念回湖北工作，他坚决服从党中央的安排。1949年5月12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由李先念、刘建勋、王宏坤、刘子厚、王树声、聂洪均、王任重7人组成，李先念同志为书记。此时，李先念还在北平协和医院治病。5月25日晚，李先念从北平乘火车到天津，26日凌晨4时又从天津出发，27日凌晨抵济南，与郑位三同志商议湖北省机构如何建立、人员如何配备以及工作如何开展等事宜，28日离开济南，30日抵达开封，拜会中共中央中原局领导人，31日上午，出席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讨论湖北的工作。李先念同志为了做好湖北的工作，昼夜奔波，一路忙碌，于6月9日抵达湖北省委办公地——武昌红楼。1952年，湖北春荒严重，这是关乎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根本问题，党和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及时处理。但是在工作中存在着分散主义。4月3日，李先念专门给省委诸同志写信，特别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信中指出：“内部存在分散主义，意见统一不起来。与他有利者都要党委保障，否则私发命令、决议、指示、报表等，将党委会丢在一边，而自行其事。这些现象如不克服，数年党所做出的成就，一下子可能脱离群众光光的。”［3］充分体现出李先念坚定的党性原则和强烈的人民观念。
加强党的建设，对于每一个党的组织而言，就是要坚定不移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7月18日，以李先念为书记的中共湖北省委专门发出《关于贯彻华中局工作方针的指示》的文件，强调贯彻华中局的工作指示精神，落实具体工作。［4］8月27日，李先念在中共湖北省第一次代表会议上指出：“湖北党组织应在华中局和省委领导下，更好地团结起来，胜利地完成当前的艰巨任务。”［5］同年11月，湖北省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李先念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新形势下要完整贯彻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6］并结合实际工作，深刻阐述了如何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道理，明确指出：“基本经验只有一条：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全党团结，兢兢业业，深入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充分走群众路线。”［7］他在讲话中讲到地主与农民的关系问题、广泛开展城乡交流问题、农民内部怎样对待中农问题，以及关于生产问题的几个基本政策问题时，强调指出：“完整地贯彻党的政策，是使方针变为物质力量的保证。”［8］
用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正干部
湖北虽然解放了，但百业待兴，面临着稳定社会秩序，建立和健全人民政权机构，恢复和发展生产，逐步推进社会改革的繁重任务。李先念清醒地看到，湖北目前干部奇缺，而且这些干部为民办事的素质亟待提高。为此他从三个方面着手解决：
壮大干部队伍。解放初期，湖北全省县区以上的干部只有8000余人，迫切需要大批干部。1949年8月1日，湖北人民革命大学正式开学，李先念亲自担任校长。学校到1953年3月25日停办，共培训干部15416人，为解决湖北基层干部严重缺乏的困难，加强湖北社会改革和建设力量起到了重要作用。
提高干部素质。干部素质决定事业的成败。党的宗旨意识、人民观念越强的干部，为人民干的事就越多，人民获得的利益就越大。李先念1949年8月23日在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一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大家要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以后运用到人民群众中去。”［9］李先念同志要求干部和革命者要学会做人，要做一个作风正派的人，“老老实实地干”的人，“为人民所需要的人”。为了使党的干部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干部，李先念在湖北人民革命大学第二期直属大队毕业典礼上深情地教导干部：“同志们！如果你们为人民做了一些好事，使人民吃得好，穿得好，后代的子孙就会说1950年的祖宗真是好，开会时要默念三分钟致敬，这样的人才是万古千秋，永垂不朽。”［10］
以李先念同志为书记的湖北省委在组织学习培训的基础上，还通过整党、整风、审干、“三反”运动等形式，不断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树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和良好风尚，为推进各项社会改革和建设提供了组织保证、思想保证和人才保证。
以为人民谋利益的宗旨主政事
李先念主政湖北，为造福人民，主持开展了一系列建设新湖北的开创性工作。
为了人民当家作主，全力进行人民政权的建设和巩固。所谓人民政权，就是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中国几千年来，无论在封建社会，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政权都是掌握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成为剥削和压迫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李先念到湖北主政，高度重视人民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工作，在接管国民党湖北省政权机关后，立即开始组建自己的政权系统，迅速构建领导全省的政治框架。1950年10月5日至20日召开的湖北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 湖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1951年11月23日至12月1日，湖北省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选举产生了湖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全省划分荆州、沔阳、襄阳、大冶、孝感、黄冈、宜昌、恩施8个专区（郧阳专区暂归陕西省管辖）和沙市、宜昌两个直辖市（1950年9月增设黄石市），以及71个县，分别建立了专员公署和市、县人民政府。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专署、市、县的同级党委也相应组成。在农村，老解放区早已建立了村政权；新解放区暂时利用原保甲组织推动工作，农民协会成立后，即废除保甲制度，由农民协会代行政权。在城镇设立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由此，全省从省、市、县、乡、村各级均建立了人民政权。
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坚决开展剿匪反霸工作。全国解放初期，国民党残部和潜伏的大批武装特务，勾结土匪、民团、土豪劣绅，组织成建制的反动武装，进行暴乱、爆炸、暗杀等活动，制造社会混乱，破坏社会秩序，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人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1949年7月29日至8月5日，李先念主持召开中共湖北军区第一次代表会议，对全省剿匪反霸作出部署，在全省境内进行声势浩大的剿匪行动，以坚定的政治攻势、强大的军事打击、广泛的群众斗争相结合，使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和农村封建势力迅速土崩瓦解。到1952年底，湖北全省共消灭土匪6.4万余人，捕获匪首272人，国民党特务2051人，平息暴乱153起，维护了社会秩序，保证了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广大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安全。
让“耕者有其田”，大力开展土地改革。1950年6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颁布。这是真正落实亿万农民根本利益的大法，为全国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酝酿之初，湖北省为减轻农民的经济负担就进行了减租减息和退押工作。1949年11月中旬，省委召开地委书记联席会议，李先念在会上强调：在经济上削弱以至消灭封建剥削，当前应采取减租减息的办法，使广大贫下中农得到实际利益。随后，李先念批准发出《关于本省减租减息的通令》，并制定了《湖北省减租减息实施细则》。1950年1月6日，《实施细则》颁布实施，湖北省农村的减租减息运动由点到面逐步顺利展开，为全面实行土地改革提供了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李先念同志指出：“当前进行的伟大的农村改革，将消灭封建阶级，使农村土地所有制由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土地改革的问题，是农村改革中压倒一切的中心问题。”“由于地区之新，有那样多事情需要我们去做，特别农村改革又是一件伟大而又复杂的事业，这就要求我们全体同志兢兢业业去做。否则，国家工业化、改善人民生活等等都是谈不上的。”［11］从1950年冬季开始到1952年底，湖北全省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在土地制度上的一次最伟大、最彻底、最大规模的改革，最深入、最广泛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和建设的积极性，从而使农业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
为了解决湖北“天大的事”，大力开展农田水利建设。湖北，地处长江中游，境内江河纵横，湖泊密布，水资源十分丰富。同时，千百年来，湖北的水、旱之灾，严重威胁着湖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李先念说：“这是大问题，也是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最苦恼的问题，更是关系到千百万人民生死的问题。因此，我们要严肃地去正视它。”［12］李先念把水利建设作为政府执政安民的重要之举，不仅强调水利问题是农业的基本问题，还带头狠抓水利建设工作。1952年，李先念同志担任荆江分洪委员会主任委员和总政委，领导修建荆江分洪工程。1952年4月初，他集结30万劳动大军修建荆江分洪工程，仅耗时75天就完成了一期主体工程；1952年11月至1953年4月，又组织18万人完成了荆江分洪第二期工程。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建成的第一个大型水利工程，在1954年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952年，湖北又遭遇严重的旱灾，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受到重创，见此情景，李先念同志挂帅领导修建了麻城大坳水库，并用以工代赈方法兴修十多处中、小型塘坝、水库等农田水利工程。该水库是湖北第一座集灌溉、防洪、发电、养殖、航运综合利用的中型水库。此外，为了发展农业、增产保收，李先念同志提出，通过挖塘、修堰、兴修水库来蓄水防旱、灌溉农田，并将小型水利成果作为增产要素之一，要求各行政村因地制宜，兴修水库预防旱灾。李先念同志结合以往经验，针对湖北易旱易涝的特点，提出了“挡、排、蓄”的治水方针，这是李先念同志对湖北治水思想和经验的总结。李先念同志为履行党的宗旨，怀着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在湖北全境解放的历史转折节点，肩负党的重托和为人民谋利益的重任，主政湖北，率领湖北党、政、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湖北的经济社会发展，建设一个全新的湖北，做出了永垂青史的伟大贡献。
注释：
［1］《湖北政报》1949年第2期第9页。
［2］《李先念建国初期文稿选集》（1949年7月―1954年5月）第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
［3］同上，第310页
［5］同上，第14页
［6］同上，第438页
［7］同上，第440页
［8］同上，第442页
［10］同上，第125页
［4］《李先念年谱》第二卷第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9］同上，第27页
［11］［12］见《湖北日报》1950年10月12日李先念同志撰写的《兴修水利要有计划、讲科学》。
（作者单位：湖北省新四军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