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的故事，最有名的莫过于他的那部书——《新人口论》；马寅初的性格，最有名的莫过于他的那句话——“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老人活了整整一百岁，一百岁的年龄还有许许多多其他的故事；老人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的旅程还有纷纷繁繁说不尽的风云。但是他却牢牢地记住了“1939年”这个普通的年份——“在1939年以前，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作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但在那年我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自那年起直到现在，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这是老人于1960年写下的一段文字。
马寅初将自己人生的“转折点”定在了1939年——这一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与今日当道的豺狼来谈经济政策，无异于对牛弹琴，格格不入。”
那是公元1907年——中国的男人们都还拖着一条辫子、中国的女人们都还裹着三寸金莲的时候，25岁的马寅初即已成为美国耶鲁大学的一名硕士研究生了。为了早日改变中国的贫穷落后面貌，他放弃了在国内所学的采矿专业，“改行”攻读经济学了——“国人对于经济二字，素少研究，所研究者多系文学。自经甲午、庚子两役以后，中国赔欠甚鉅，大借外债，国人始稍稍注意经济。然财政与金融，在当时能分清楚者，殊不多觏。”这是他当年的感叹，也是他立志改行的真正原因。1910年，取得硕士文凭的马寅初再次考入“培养政治与经济领袖人才之摇篮”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成为著名的财政学教授赛利格曼的博士研究生。他的毕业论文，竟然是“反其道而行之”——不去写自己所熟悉的中国问题，而是“舍近求远”，研究起了纽约市的财政。不为别的，只当“实战演习”，以便回国后能够有所借鉴，有所依循，有所参照，有所帮助。一句话：学以致用。
1914年，32岁的马寅初学成回国了。他雄心勃勃，更信心百倍，立志要以西方先进的经济管理模式，来革新与改良中国的腐朽财政体系，启动国民经济的振兴，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然而现实的一切却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最初他进了财政部，一心想借助政府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蓝图，其结果却是失望而归；继之他又将研究的方向由财政学转为金融货币学，并于实践中提出了改革币制的设想，以此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其结果竟是无人理会；最后他跟随蔡元培回到自己的家乡浙江，着手改革当地的政治和经济，立志建设起一个模范治理的“实验区”与“理想国”，其结果同样是无功而返……十余年的努力，十余年的心血，先是绝望于北洋政府——“军阀不去，财政无整理之望，金融无旺盛之期。”后则悲叹于“青天白日”——“昔日满清政府及军阀所不敢为者，而今已现于青天白日之下，诚可谓每况愈下，令人为之痛哭也！”“吃一堑长一智”的马寅初终于从书本中清醒过来，并悟出了社会病根之所在。
那是到了1928年——这一年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五院制”，即于政府主席之下设立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共同主持政府的工作；这一年马寅初的名声也在与日俱增，尤其是由他亲执帅旗的“中国经济学社”，成为了学术界令人瞩目的团体。于是乎立法院的院长亲自派人登门邀请了他，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借助马寅初的声望，既可装点门面，也可装扮自己。
本已发出了“令人为之痛哭也”的马寅初，想必是不会再与“青天白日”合作了，但事实不然，他居然接受了聘书——出任立法院委员，及立法院经济委员会与财政委员会委员长。对于马寅初的这次“出山”，当今的不少学者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他的“一时迷惑”，对于“打着三民主义旗号、自称是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而暗中破坏三民主义者的虚伪面目尚未认清”；有人认为，这是他想借此机会，“能够直接接触、深入研究有关财政经济问题的资料，寻找国民经济的症结所在，谋求解决的办法”……但不管是出于哪一种原因，自打马寅初进入立法院之后，立法院便再也没有平静过，这则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抗战时期，马寅初爱国抗日，严厉讥批国民党政权，痛斥官僚资本的报道
……针对着少数私商垄断了直接影响到国计民生的粮食与食盐的现实状况，马寅初拟定出了《粮食法》和《新盐法》，提出必须由政府统一管理、统一调节；但是这两个“法”偏偏触及到了政府中一部分人的利益，于是很快便在立法院中遭到否决。
……针对着法国人在中国开办“万国储蓄会”，欺骗市民购买彩票一事，马寅初指出这是一种经济侵略的手段，必须彻底揭穿，坚决制止；但是这一提案又得罪了从中渔利的官员们，最终遭到一片攻击。有记载说，在某次会议上，马寅初指着孔祥熙的鼻子质问道：“你们财政部上上下下，在这一肮脏的勾当中到底捞了多少油水？”孔祥熙急得面红耳赤，结结巴巴地辩解道：“我是孔夫子的后代，决不会贪污！”引得哄堂大笑。
终于，“青天白日”的真实面目彻底暴露出来了！——那是1935年的1月29日，南京的《中国日报》上赫然刊出一篇题为《对党政人员贡献几句话——确守公务上的责任》的社论。其文字气势汹汹：“现在中央立法机关中有一位著名的经济学者，在立法机关内主持财政经济方面的工作。这位学者每逢讨论到经济财政金融问题的时候，或者讲演著述的时候，或是在私人谈话的时候，每逢到与他以前有过关系的银行或公司利益有关时，无不是站在银行或公司的利益上来说话，甚而至于政府关于财政经济上的措施只要与其银行公司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他就不免表示怀疑或反对。……他如果是懂得政治责任和公私分际的时候，就得自己检点一切的言论，为顾到国家的利益与公务员责任而严格地限制自己。”——动用社论的形式将立法院内部的矛盾公布于众，又或是仅仅对其中的一名成员提出警告，这恐怕在中外新闻史上也都算得上是件“奇闻”了。
哪知这位不点名的被点名者也不是好惹的，他当即以《马寅初对最近几件金融立法的说明》为题，写下一篇反驳的文章，刊登在1935年2月3日的《武汉日报》上——“鄙人服务立法工作转瞬六载有余，不无相当经验，深知责任之艰巨，弊窦之难防，故对每一法案，无不特别慎重，期免陨越，凡献身党国之同志，义所应尔，……某报竟以金融及交易所税为口实，信口雌黄，淆乱视听，不能不辩。……尚望负舆论之责任者，以真心体会党国之艰危，慎重行事，免为投机家所利用，或为投机家之傀儡，则幸甚矣。”——以区区之身，直接对党国的新闻媒体进行如此公开与尖锐的批评，这恐怕在一党专政的时代里也算得上是件“奇闻”了。
面对着这场剑拔弩张的抗衡和针锋相对的斗争，国民政府万般无奈，只得采取了一个掩耳盗铃的办法：借口抗战在即，令立法院暂作长期休会。马寅初哭笑不得，也奈何不得，但仅凭一人之力，竟将堂堂的政府部门搞得“关门大吉”，这恐怕在国民党的历史上也算得上是件前所未有的“奇闻”了。
尽管后来——即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大多数立法委员的要求之下，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之下，立法院又重新复会了，但是这一次的“吃一堑长一智”，则令马寅初真正地清醒过来了：
经济学于中国到底有什么用处，使余万分怀疑。……苛捐杂税，叠床架屋，老百姓以负担过重，向政府请愿，虽至百次千次，亦置若罔闻，这是百分之百的虐政，还有什么讨论的价值。所以与今日当道的豺狼来谈经济政策，无异于对牛弹琴，格格不入。
此时的马寅初，信仰的是国民党的“主义”，参加的也是国民党的组织，正如他后来在文章中所说：“我是不与共产党一起的，我也作过文章批评过马克思。”——因此，他对国民党的批评，是因为不能容忍它的腐败；他与国民党的斗争，是因为不能容忍它的黑暗。
“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
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马寅初的这一胆量究竟来自于何处？有人说，这是他先天的性格——据说尚在孩童之时，他就曾经为了抗议父亲不让他继续读书，一头扎进了滚滚的江水之中。
马寅初的这一刚毅究竟来自于何处？有人说，这是他后天的培养——不管春夏秋冬，不管风霜雨雪，他每天坚持用冷水沐浴，数十年从不间断。
马寅初的这一坚持真理、捍卫真理的精神又究竟来自于何处？这不需要“求证”，他亲身经历了“五四运动”的洗礼和熏陶——1919年5月4日这一天，身为北京大学教授的他与马叙伦、沈尹默等进步教师一起，前往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关押的爱国学生；5月9日这一天，蔡元培校长愤然辞职，他又与进步教授一起，前往教育部请愿，表示不将蔡校长请回学校，大家也“一总辞职”……若干年后他这样总结道：“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就这样，马寅初带着他的坚韧，带着他的倔强，带着他的一身正气，迎来了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其实，早在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马寅初即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反抗的怒吼：
暴日蔑绝公理，突以残暴之众袭占东北，屠戮良民，戕害官吏，焚毁机关，劫夺财产，其惨酷毒辣之手段，为世界所未睹。举国人民痛国土之沦亡，群起抗日，奔走呼号，血泪交迸，民气激昂，风云变色，其惨痛悲哀之情绪，直皆裂胸而出！……全国国民当以必死之心，必死之力，必死之情，为武力之抵抗；亦当以必死之力，必死之情，为经济绝交之维持。以武力抵抗为经济绝交之护卫，以经济绝交为武力抵抗之后盾，相辅而进。
……余尤有感者，经济绝交非徒不买卖日货已也，其必共同致力于生产，使消极之性质尽变为积极；武力抵抗非仅赖数百万荷枪实弹之兵士已也，其必全国总动员，共同为抵抗之准备，使部分之力量变为全体之力量。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更重要的任务，是要针对即将到来的“非常时期”，于经济方面进行必要的预测与全面的分析。于是，他一口气写下了《非常时期之财政问题》（1936年5月24日）、《非常时期之经济问题》（1936年6月14日）、《非常时期的经济管理》（1936年7月6日）、《非常时期之物价问题及货币政策》（1936年11月）、《非常时期之物价问题与纸币政策》（1937年3月6日）……他详尽而又及时地从各个方面，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
……
战争终于爆发了！——1937年的12月13日首都南京沦陷，1937年的12月24日故乡杭州失守……55岁的马寅初不得不带领全家辗转迁徙，由杭州而九江，由九江而汉口，由汉口而重庆，最后栖身在了位于郊区沙坪坝的南渝中学的校园内。然而作为战时的“大后方”，“陪都”重庆也无安宁之日，日本飞机将它作为轰炸的主要目标，颠沛流离的马寅初竟然也中了一次“头彩”。
1936年中国经济学社在上海举行年会，后排坐者为马寅初
那天他去市内办事，临时落脚在四川省银行的三楼上。不料敌机来了，一番又一番的盘旋，一次又一次的轰炸，不曾想一颗炸弹竟然不偏不倚地落在了银行的大门口，顿时弹片飞溅，浓烟四起，熊熊的火舌舔着木质的地板和楼梯，飞快地窜到了三楼的房间里。怎么办？困居其中的马寅初已是无路可逃，无援可求了。情急之下，他一把抓过床单，将其撕碎，迅速地拧成一条绳索，从背面的窗户中缒楼而下。年逾半百的马寅初究竟是如何逃生的，我们不得而知，他只是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刚刚滑到第二层，绳索突然断裂，他被重重地摔在了坚硬的水泥地上，右臂严重受伤……
——这就是他一直在研究的“非常时期”！这就是令国家危在旦夕、令人民生灵涂炭的“非常时期”！
“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将吾人经济命脉操在手中，此岂抗战之用意乎？”
经济学家不会打仗，无法效死疆场；但是作为一名爱国的知识分子，马寅初同样有报效祖国的方法——这便是教书，便是演讲，便是写文章，便是积极地向立法院提交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便是继续发挥中国经济学社的集体力量……1945年的春天，马寅初将自己于抗战期间所撰写的文章以及发表的演讲编辑成《战时经济论文集》，在该书的《自序》中，他这样写道：“回忆二十年前鄙人所作的各篇论文与所讲的各项问题，注重于介绍西洋学说，以今日之眼光视之，可谓幼稚极矣。”——那么，什么才是他后来的“不幼稚”呢？这便是面对“中国”的现实，面对“抗战”的现实，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看法，“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他不能无视于自己国家的经济因为战争而陷入困境，他的任务就是出谋划策，就是立即拿出行之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这一财政不足的严重危机。马寅初认真地研究了以往世界各发达国家于战争期间的经济政策，也认真地研究了目前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滥发纸币的办法。他认为，这种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最终只能使法币贬值，使通货膨胀，使金融、财政、贸易，以及农村的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使广大的民众背上沉重的负担——“发行纸币，实即从人民手中取去一部分物资，与加税无异，不过方法上不同罢了。”那么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他提出：“外国财政制度，有以直接税为中心者，若英若美诸国，办理所得税，均颇有成效。所定税率，能应财政之需要，随增随减。一旦对外宣战，财政之弹性，即在所得税。”——于是他通过这样的研究与比较，向政府提出了解决战时财政危机的意见和建议。
最初，他提议应该立即建立新的税收制度——“中国现在的情形，不但没有加税，而且减税。战前我们税收的三大柱石是关、盐、统。现在海关既大都被敌人夺去，关税自然减少了很多；沿海各盐区沦陷，盐税也减少；统税则更不用说……”更何况，这三种税在国内都属于间接税，是可以通过商人而转嫁给广大民众的，这无疑会大大增加百姓们的负担。为此，他建议政府设立一种新的税收制度——即开办所得税，按照负担能力的大小累进收税：穷人收入少，少纳税；富人收入多，多纳税。这样的收税方法既能体现出公平的原则，也符合战争中“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要求。
——马寅初的这个建议，应该说是既合情又合理又合法。
后来，他又进一步地提出应该征收“战时过分利得税”——“战时过分利得与平时获得的利益固不同，而与战时之一般的利得亦不同。……故战时过分利得税只就因战争而获得意外收入的事业课以利得税，且只限于战时，不能维持到战后。”马寅初之所以提出这个建议，是因为他看到现实当中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一方面，穷苦的人民大众“或苦斗于战场，或流离于异乡，争先恐后，为国牺牲”；另一方面，贪图暴利的富人们却“得到比从前几倍以至十几倍以上的利得”，他们“不啻以国家受罪为代价，以民族受苦为牺牲，而获得一种不义之财”。为此，他提出必须要对“营利事业之利得超过资本额15%者”和“财产租赁之利得超过其财产原价额12%者”另行征税，以此来维护国家的利益，捍卫民众的牺牲。
——马寅初的这个建议，应该说同样是既合情又合理又合法。
再后来，他又更进一步地提出应该征收“临时财产税”——“临时财产税，英语称为Capital levy，直译之应称为资本捐，是一种应非常支出之手段。”马寅初为何会提出这一建议？同样是因为他无以容忍现实当中所出现的种种民族败类：其一，是直接或间接替敌人制造产品的工厂主，他们“无异于准汉奸”；其二，是“以操纵居奇之方法顿成巨富”的奸商，“若不予以惩罚，公理何在”；其三，是“尚有几位大官，乘国家之危急，挟政治上之势力，勾结一家或几家大银行，大做其生意，或大买其外汇”，他们都是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达官与权贵，“其误国之罪，远在奸商汉奸之上”。
——马寅初的这一建议，应该说依然是既合情又合理又合法。
然而，这一系列的经过马寅初的认真思考而提交的有关税收的建议，一个也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不为别的，就因为他将抨击的矛头和治理的重点直接对准了国民党统治的核心——
吾人以千数百万同胞之死伤，数百万万财产之损失，希冀获得胜利以求民族之快快复兴，决不愿以如是巨大之牺牲来交换几个大财神，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将吾人经济命脉操在手中，此岂抗战之用意乎？为今之计，吾人只有一个出路，即全国知识阶级，应从速一致团结，要求政府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先从大官中之发国难财者入手，令其将用政治势力所获得的不义之财全部提出，贡献于国家，以为其余发国难财者倡。
这可真叫“言人之所不能言、所不敢言者”！他不需要避讳，更不需要隐晦，直截了当地、开诚布公地点出了那几位“大官”的真实身份——“一个握财政之枢纽，一个执金融之牛耳”，并要求政府给予严厉的惩罚。这一箭可谓直接射向了四大家族，直接射向了“青天白日”的心脏。
据说，当年与马寅初有着相同的胆量且敢于“犯上”的，还有一个“大炮”傅斯年。那是在国民党的一次参政会上，他直接向孔祥熙发难了；会后蒋介石将他找了去，二人间有这样一段对话——“你信任我吗？”“绝对信任。”“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如果因为信任你，就必须得信任你所任用的人，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么说！”……最终，傅斯年的脑袋没有被砍掉，但马寅初却成了国民党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封住他的嘴，国民党政府从上到下可没少花气力和心血——
最先是收买——既用名又用利，而且条件极为丰厚。哪知马寅初根本不买账，甚至还公开发表了一个《声明》：“一、值此国难当头，我绝不离开重庆去美国考察；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国民党政府的立法院没有多大意思，我绝不去北碚（立法院所在地——引者注）居住，并要逐渐同立法院脱离关系；三、不搞投机生意，不买一两黄金，一元美钞。有人想要封住我的嘴，不让我说话，这办不到！”——硬是给对方碰了一个大钉子。
继而是召见——而且由蒋介石亲自出面。不承想，马寅初还是不买账。第一次来请，他发了大火：“非要我去，就让宪兵来押着我！”第二次来请，他找到了拒绝的理由：“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立法委员。立法委员是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随后他又补充了一个更为强硬的“理由”：“以前我给委员长上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只有学生拜见老师，哪有老师去见学生的道理！”——又给对方碰了一个大钉子。
再后来，软的不行则来硬的——直接将子弹寄到门上去了。马寅初轻蔑地一笑，随手扔在了一旁。那天，他索性将一双年幼的儿女带进了演讲的会场，大义凛然地表示出自己的态度：“今天我把我的孩子都带来了，让他们也来听听我的演讲，了解我的主张。就算是我留给他们的遗嘱吧！……我马寅初如果怕死，就不会来这里了！”
最后，终于大开杀戒了！——那是1940年的12月6日，依照蒋介石的手谕，一群宪兵冲进了马寅初的家中，将他当场拘捕。……整整四年的时间，先是被关押在贵州息烽，后来又转移到江西上饶，最终则软禁在了重庆的歌乐山中。息烽与上饶这两个集中营，众所周知是专门囚禁进步人士的魔窟，其关押者不是军人，便是共产党。马寅初禁不住大笑起来：我——一个堂堂的国民党员，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竟然也成了令蒋委员长百般惧怕的人物！
抗日战争时期，因反对蒋介石集团出卖民族利益和独裁统治、反对官僚资本而被监禁达数年之久；
这是1942年马寅初出狱后在重庆歌乐山家中的照片
马寅初的这一次结局能叫“碰壁”吗？——从表面上看，它同前几次相比，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但从性质上分析，它却是马寅初主动找上门去“自投罗网”的。一个是被动，一个是主动；一个是无奈，一个是有意。区别恰恰就在这里，就在马寅初所说的，他跨入了人生与思想的“转折点”，开始了“以实际行动否定了我自己的阶级，否定了过去的我”。
“我不是‘嵊县强盗’，而是‘嵊县强道’
——只要不死，就一定要道出真理，道出自己心中的话来！”
傅斯年没有被“砍头”，是因为他坚持“反共”的立场，坚持对“正统”的维护；马寅初则不同了，他之所以被关押，是因为他不仅接触了共产党，而且如他自己所说，已经“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了。
这一年是1939年——马寅初没有记错。
此前，他的思想基本上还属于民主改良的思想体系，虽说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对于如何才能使国家昌盛、民族富强，他却始终没有能够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他想借助于军阀政府，却碰了壁；他想着手于币制改革，又碰了壁；他想走地方建设的道路，再次碰了壁；他最后将希望寄托于国民党的立法院，还是碰了壁。……那是1939年，马寅初开始接触到中共南方局的领导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还有重庆《新华日报》的诸多同志，于是，他的思想终于发生了变化。
许涤新即是其中的一位，当年他在《新华日报》负责经济版的工作，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大约在1939年的冬天，我以《新华日报》编辑身份，列席马寅初先生所主持的‘中国经济学会’的年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马老。那次年会讨论的主要是外汇问题。……他大声疾呼，反对改变外汇汇率，反对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这个问题的实质是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恶性通货膨胀政策。不仅如此，马老还大声疾呼，反对国民党官僚资本，特别是孔祥熙等人的发国难财。……为此我给《新华日报》写了一篇报导，但是最精彩的地方，却被国民党的检查官删去了。”他还在文章中回忆道：“马老那时是重庆大学的商学院院长，他同沈志远有了接触，便请沈志远到‘重大’商学院讲演。后来，他同沈商量，打算在‘重大’商学院设立一个经济学特别讲座，有计划地邀请在渝的进步经济学家讲课。沈到《新华日报》编辑部把这件事告诉我，并且说：‘马老这个特别讲座的讲课人有你，请你做点准备。’这是1940年春天的事。”
许涤新没有详细地撰述马寅初于思想上所发生的变化，但是从他主动聘请沈志远及许涤新等共产党人到学校讲课来看，他无疑是在重新梳理自己的经济思想了，也无疑是在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理论了。事实也正是如此，以他的文章为例，此时则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这就是他开始关注“阶级”，关注“阶级”的分化，并且把这些作为思考与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尺度——“我们看吧，在前线拼命的，都是下层阶级，有钱的人被抽到当壮丁，也可以出钱买一个人去顶替。在后方出钱的，又是一般中层阶级。总括起来说，我们的抗战，中等人出钱，下等人出力。至于有钱的上等人呢？既未出钱，又未出力，反而发了国难财。”
于是，他努力地去寻找这一不平等现象的根源，去寻找这一绊脚石的真正所在。被捕之前，他说出了这样的话：“蒋介石若想做民族英雄，则必须做到四个字：‘大义灭亲’！——惩办孔祥熙、宋子文，否则他只能算是一个‘家族英雄’！”被释放之后，他更是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这样的主张：“经济上的出路：一个是民主，一个是和平；不民主的就是反潮流，是反动分子！……几十年几百年后，历史将写上：祸国殃民，万世罪人！”——马寅初终于不再“幼稚”了，他寻找到了治疗中国各种弊病的药方。
据说，蒋介石曾气急败坏地大骂马寅初是“嵊县强盗”。——浙江嵊县是马寅初的老家，清末民初之时那里因为贫穷确实出了不少强盗；但马寅初听后却哈哈大笑，他订正道：“我不是‘嵊县强盗’，而是‘嵊县强道’——只要不死，就一定要道出真理，道出自己心中的话来！”
马寅初成了“阶下囚”，而且被国民党开除了党籍。但是就在他六十诞辰的那一天，重庆大学为他举办了一场唯独寿星缺席的隆重的“遥祝”庆典，并于校园内修建起了一座由冯玉祥题写匾额的“寅初亭”。周恩来、董必武等人送来了贺联：“桃李增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何香凝则亲笔绘出了一幅《松鹤图》，《新华日报》的贺词写在了一块6尺长、3尺宽的大红绸子上：“不屈不淫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
出狱后在重庆的“寅初亭”（1942年）
马寅初不是“强盗”，是“强道”。他一辈子敢于“言人之所不能言、不敢言者”；他一辈子只想道出真理——一位经济学家终生所追求的真理。
其实，它只是这样一幅美好的图画：
……终极目标何在？此可以真、善、美、圣四字概括之。我们一面要增加生产，一面要分配均匀。既不患“寡”，又不患“不均”，就达到“善”的境地。生活无苦乐之别，财富无贫富之差，一切互惠平等，一致向上发展，造成理想世界，就达到“美”的境地。如吾人能达到真、善、美、圣之境地，本“推己及人”的思想，推及全球，则世界大同，皆大欢喜而美满之生活人人可享受矣。
——经济学的泰斗马寅初生于1882年，他活了整整一百岁；但他独独不能忘记的，则是“193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