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铁路工程集团董事长胡传业

    走进广达集团的大门，我有些纳闷，这里是公司还是武馆？虽然大门口的牌子上写着“广达铁路工程集团”，但在主楼的楼顶，却赫然立着“广达武馆”的巨幅招牌。进门后更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一楼并没有一般企业常设的前台，而是一个大型武馆，地面铺着软垫，四周摆满了各种健身练武器械，中央的悬梁上挂着大型拳击沙袋，墙面上贴着武馆教练和外国拳王的照片，还有广达武馆学员们的练武照片……

    看我疑惑的眼神，办公室主任告诉我，胡传业董事长所在的沛县是武术之乡，因而他对武术情有独钟，还会三拳两脚。前几年，拿下这座大厦后，就把一楼做成武馆，用于培养武术人才。不仅如此，董事长还要求在集团上班的员工，每天早上晨会之前都要在武馆练习半小时武术。他说，工程人常年在外面奔波，风餐露宿的，没有一个强健的身体，怎么能把工作做好？
    董事长胡传业早早就等在三楼的楼梯口，只见他穿了一件红黑相间的冲锋衣，头戴鸭舌帽，脚蹬运动鞋。单看这身装备倒像个有武术根底的老者，但怎么看都更像个道地的老农民。
    说他像老农民，胡总并不忌讳。当天晚饭时在餐桌上，他自己说故事调侃自己：跟我住在同小区的有一位部队师长，一开始他不认识我，饭后散步时我们两人经常在小区碰到，他起初以为我是物业工作人员。后来知道了我身份，就跟我开玩笑说：“胡总啊，我怎么看也看不出你是个亿万富翁啊！”“那我像什么？”“前面看你是个烧锅炉的，后面看你还是个烧锅炉的，左看右看你就是个烧锅炉的。”
    他说完，自己先笑了，笑的很惬意。
    看着我们吃菜，他没有动筷子，又讲了他到广州出差遇到的一件尴尬事。
   一次，我一个人到广州出差，在火车站旁边的一个面馆里坐着休息，因为不饿，就点了一份小菜，坐在那里一边喝开水，一边慢慢吃。不一会儿，对面两个吃面的小伙子吃完饭准备离开了，他们点了三大碗面，还有一碗没吃，小伙子好意地把面条推到我面前，诚恳的说：“大爷，这碗面送给你啦，别嫌脏啊，我们没碰过，您好好吃个饱饭啊！”
    听他说完，我们一齐笑了起来。
    他的办公室很大，七八十平米，硕大的办公桌后面有个书架，架子上摆着一个习近平主席的肖像摆盘和一个万里长城图案摆盘，摆盘旁边，有一张他年轻时候的黑白照片。书架上摆有不少精装书籍，细看下，有《资治通鉴》《中国梦》《中华颂》《徐州文史资料集萃》等书籍，富有主旋律感。办公桌正对的墙边摆有一个硕大的鱼缸，鱼缸里游弋着不少金贵的热带鱼。透过鱼缸能看到“海纳百川”的背景字样，鱼缸上方墙壁上，挂着一副书法作品，内容是毛主席诗词《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这土洋结合的装饰很符合胡总这个从沛县老区走出来的创业者的风格。
    在会议室我们聊起了他给法律援助捐款的事。
    胡传业说：从前有个认识的老领导，退休后到了江苏法律援助基金会，为了给穷人打官司搞募捐，打电话给我。老领导说得很客气，说在我们有能力、有闲钱的情况下，为了弱势群体，为了公平正义，能支持就支持一点，不做强制要求。但我心里有数的，这样有意义的事业，我们广达肯定要抢在前面去支持！法律援助基金会是给打不起官司的穷人服务的，肩膀上挑的是社会责任，公平正义。没有公平正义，社会就不会风平浪静，社会不安定，你就算当了富豪也没用。所以第一次我捐了50万，后来又捐了100万。
    胡传业生于微山湖畔的沛县葫芦村，家里弟兄俩，他排行老二。1965年当兵，1970年退伍回乡，正赶上文化大革命，到处闹哄哄的，停产闹革命。迫于生计，胡传业便到临近的安徽谋生，在那儿找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在铁路上砸石子。
    回忆那段最初的创业历史，胡总说自己是九死一生。

胡传业在铁路维护工程现场

    他说：过去的铁路都靠人工砸石子。砸石子是个苦力活，又脏又累，也挣不了几个钱，很少有人愿意干。我家里穷，从小吃苦，加上年轻，又有点武术底子，就咬着牙坚持了下来。砸石子都是在外面的工地上，夏天太阳晒，冬天大风刮，不论刮风下雨，我都在那里埋头苦干，不分昼夜地干。一年下来，我一个人砸的石子够铺一公里长的铁路，创造了一般人不敢想象的纪录。在那一年里，我没理过发，也没洗过澡，头发长的遮住眼睛，只顾埋着头在那举着榔头砸，浑身灰尘，常被过往路人称为“疯子”、“乞丐”、“神经病”。
   干了一年，权衡再三，我觉得光砸石子不是长久之计，便下定决心学习铁路工程的全面技术。那时铁路上没有现在的高科技，肯吃苦就行。所以，我什么活都干，铺枕木、铺铁轨，很快就熟悉了铁路上的种种门道。1973年我回到沛县老家招兵买马，开始组建自己的包工队，我只是想着有钱大家一起挣，带着村里的人一起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外出打工属于“不务正业”，我所在的大队不给开证明盖章。没办法，只好找到砸石子的铁路段工区，通过关系成立了包工队，属于“地下”性质，只能偷偷摸摸地接活，没有工棚，就在窑洞、桥洞里开会，尝遍人间冷暖，几经生死磨难。
    一个夏天，在新合火车站，有一车生石灰要卸。当时恰逢阴雨天气，天低云暗，雷声隐隐。生石灰遇水即发生化学反应，一旦被雨淋会把整个车皮烧坏，且轨枕是油性材质，容易起火，情况十万火急。为了完成任务，我带头冲了上去，争分夺秒抢卸。结果卸到快结束时下起了暴雨，生石灰急剧分化，冒起滚滚热气。工友们把我从车皮上架下来时，整条小腿的裤子已被石灰烧烂了。车皮和铁路保住了，我的腿上却留下了永久性的伤疤。
    当我带的包工队逐渐走上正规之时，一次交通事故差点带来灭顶之灾。一次，在为工人筹办生活费的途中，我遭遇了严重车祸，下巴骨头断裂，耳膜破裂，血流不止，在医院昏迷四天四夜。消息传到包工队，许多工人以为我要死了，一夜之间工人跑了一半。

广达铁路工程集团向江苏省法律援助基金会捐款

    我苏醒过来后，就挣扎着让我哥哥把我送到工地，我因为满头包着纱布，不能言语，就把想说的话写在本子上，让别人照着念。一旁的司务长见此情景，就到老乡家借了两个鸡蛋煮了碗蛋花汤端给我。当时，整个施工队喝的就是用点盐、葱和清水烧成的汤。我于心不忍，把一碗蛋花汤倒在了大锅里。人心都是肉长的，大家伙非常感动，已经走的工人后来又陆续回来了，队伍慢慢恢复了元气，并逐渐壮大起来。
    胡总说着这些，我们在一旁听得惊心动魄，他却面带笑容，如无事人一样。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许多极左派以姓资姓社划线，胡总的地下包工队理所当然是姓“资”的，那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为了吃上一碗饱饭，胡传业冒的不仅是挨批挨斗的风险，而且是生命危险，带领乡亲们战斗在铁路线上，可以说这是一批最早的农民工。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私营企业渐露头角，胡传业的包工队也渐渐浮出水面，进入半公开半合法阶段。胡传业把握住机会，于1988年正式注册成立了沛县铁路工程建筑公司。当年，京九铁路开建，在与众多施工队竞争中，胡传业凭借多年打拼积攒下的经验和人脉关系，成功拿下铁路工程建设的第一站——安徽亳州铁路工程。
    胡传业回忆，我带领的农民队伍虽然看起来不像正规军，但个个都是农村苦出来的，都养成了“拼命三郎”的精神，别人不愿吃的苦，我们吃，别人看不上的活，我们干。没有技术就在实践中学习和摸索，渐渐地，工程越接越大，技术越练越强，队伍越来越壮。你想，我们能在一个施工点上生存20多年，这在全国几乎是没有的。我记得1988年冬的一个傍晚，天突然下起了雪，面对严寒和相同的建设任务，国有企业的队伍踩着钟点下班了，而我们的队伍却冒着风雪上去了！
    这就是农民工的天然优势。
    我们广达赚的钱都是辛苦钱啊！现在社会上为啥仇富？因为很多富人的钱来路不正，很多是靠着垄断和政府资源一夜暴富，还有利用官员搞腐败发财的，他们行贿受贿，钻国家的空子。这些人暴富之后，不是离婚就是赌博，不仅凸显了社会不公平，还带坏了社会风气，老百姓当然有意见！像我们这样的农民工队伍，一不坑人二不骗人，靠流血流汗赚的钱。我从带包工队到做企业，48年来拖欠工人工资的事从来没有过，工人安全的大小事故没有过，我们做的工程没有任何不良记录，员工没有一个违纪犯法的。咱们讲诚信，这就是立身之本！好多商学院请我去讲课，我说我没啥大道理好讲，就是别人不愿做的，我们去做了。我们做到了，就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了。我们的企业每周坚持政治学习，坚持几十年，我们是这样生存下来了的，面对社会站得住脚！
    胡传业就这样滔滔不绝地讲着，面带自豪和自信，这时的他不再像个老农民，而是一个企业的领导者，时代的见证者。
    胡传业经历了困苦年代，骨子里节俭，有钱后也舍不得大手大脚。工作人员曾同我们闲聊，讲起胡总的家事。说胡总的儿子在广达集团工作，出差去包头按公司规定只能买硬卧火车票，有次儿子买了软卧。胡传业知道后大发雷霆，说以后你再不按规定买票，就不要在广达集团工作了！之后，儿子再也没买过软卧，有次实在买不到硬卧了，就自己掏钱买了软卧，不敢到财务去报销。胡传业的太太也是一位十分节俭的女人，她是胡总口中“世界上最好的女人”，丈夫成了亿万富翁后，她依旧如前，每天出门蹬着一个三轮车，喜欢到工地上和小区里捡废品拿去卖。我们向胡传业证实此事，他没有否认，也不觉有甚不妥，而是点头夸赞老太婆：她呀，和我一样，农村出来的，一辈子骑惯了三轮车，坐小车头就昏，一蹬三轮就精神！这么节俭的一个老头，却愣是拿出150万捐给法律援助事业，足见一个从老区走出来的创业者的博大情怀！
    （胡传业，江苏沛县人，徐州广达铁路工程集团董事长。先后被评为省市优秀共产党员、明星企业家、劳动模范、关爱员工优秀民营企业家、爱心捐助先进个人、徐州市慈善事业贡献奖和江苏省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