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7年10月出生在江苏北部的涟水县，我的家乡很穷困和闭塞，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就有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活动，四十年代以后就相继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我的父亲左端祥在这时参加了共产党，当过乡长和区长。我的童年是在日伪军扫荡和土匪横行“跑反”躲藏中度过的，因为父亲他们的地方武装还不足以保家乡一方平安。
最早活动于我的家乡的是新四军某部二支队，这是我童年最熟悉的部队番号，只要听说二支队来了，老百姓就有安全感。他们穿的是灰色军装，有骑兵，骑马挎枪奔跑在田野上好神气威武。听说他们是南方来的，有文化，到年节时会演戏唱歌。往返于我们那里的也有穿黄衣服的八路军，多为山东来的。更多的是新四军，后来还有独立旅（主要活动于淮海区）、独立团、县大队等不同番号的部队活动于我的家乡，但最熟悉的还是新四军二支队。
我家在涟水县城西约30里一个叫涟西的地方，那里曾有个乡村庙堂，里面供奉叫茂公的泥菩萨。因有片庙舍，听说一位曾在江西当过县长的左介如回乡办教育，就在那个基础上办了一所学校，叫茂公中学，也有小学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这所中学成为共产党民主政府办的一所类似抗大的学校，后来从这里走出很多党政领导干部。由于有一片校舍，这里经常成为过往部队的宿营地。我最难忘的就是新四军北撤时，领导机关和粟裕就住在茂公中学里。那是1946年秋冬，我印象中已是穿棉袄时节。
我那年9岁了，至今记忆很清晰。有一天我们庄子上来了一小队穿灰军装的军人，还有个背盒子枪的军官，挨家看房子，随后就有一些战士拉一根线，挂在老百姓家屋沿暗处。我们小孩喜欢跟着看热闹，他们叫我们不准动那根线。
我家前屋里面有个磨，平时磨面粉的。靠北面有张祖父和我睡觉的床，中间有一块空地。后面堂屋分三间，中间是摆祖宗牌位的，不住人。第二天真是很热闹，附近各庄都来了许多骑马的，还有第一次看到汽车和类似今天的摩托车，开起来很响很快。我们老百姓从未见过这玩意，因在车后发出砰砰响声，因此老百姓叫“放屁虫”。
堂屋桌子上有个盒子会响，后来知道那叫电话。我好奇听到盒子里有人说话就是看不见人，问人在哪儿，小警卫员“骗”我说人在盒子里，我好久也没弄清人怎么会在盒子里说话。
有一天师长带我骑马到中学去。我父亲那时当区长，忙于接待安排过往部队，也不回家。听说在这里要开一个大会，来的全是大干部，还听说粟裕也在这里。我们早就听说要打仗了，国民党要过来了，当时感到军队调动，地方上的人都很紧张，有的要准备随部队一齐往北去。我二姑父就决定参加部队随大军往山东去。记得父亲总不回来，叫母亲和爷爷奶奶准备疏散家里粮食用品，气氛十分紧张。那个下午和晚上，军民都很忙碌，互相传晚上在茂公中学大操场上有戏看，还要放电影，周围十几里地的人都去了。
我和村上小兄弟们早早就去了，到处都挂着明亮的灯，是玻璃球里发光那种，其实就是电灯，只是我们从未见过。有个老头吃旱烟，凑上点火，点不着就用烟袋头把那亮球砸坏了。后来每个灯下站一个军人，不准靠近，说靠近会触电死人的。唱戏开始前有个军人，个子不高，先讲话，我已上过二年级，能听懂一些，用今天的人理解，说的是当时形势，国共要打仗，印象最深的是“我们是一定要回来的”这句话，后来听说讲话那人是粟裕司令员。
戏台是泥土堆起来的，比平地高很多。记得开头一个戏里有个大鼻子美国人，有一个蒋介石，过场后，又有一个人先躺着后又站起来，说那人叫袁世凯，做了83天皇帝。最后是小孩装古人唱京戏，听大人讲是粟司令员带来的娃娃剧团演的戏，大饱了我们眼福。
在广场一边开始放电影，我又和小兄弟挤去看电影，是无声的，只是看到银幕上有许多黑压压的飞机，一下又换成好多坦克，下面有人说这是苏联兵打日本的。镜头不断转换，又看到体育活动，我们纳闷怎么换的这么多，人和飞机究竟从哪里出来的呢？我和小兄弟想弄个明白，又挤到幕后去找，就看到一块白布其他什么也没有，百思不得其解。后来进城了，才知道那叫电影。
那天看戏看电影十分开心，回到家已夜深，住我家的军人都走了。到第二天醒来，新四军一个也见不到，一个晚上全走了，后来才知道，晚上看戏看电影是军部安排的军民告别活动。
大军向北撤走了，老百姓没有了安全感，已经远远的听到隆隆的大炮声从南边传来，老百姓越来越紧张，传闻也多。我父亲更忙于大军撤退后的地方工作安排，不几天涟水城开战了，好几天大炮声、机关枪响个不停。一天夜里，父亲赶回家，叫母亲带我和二弟弟快去张河东外婆家暂时躲一下，父亲仍留守区里不能离开，坚持地下活动。我和母亲到了外婆家，涟水城已被国民党占领。
打涟水时部队留下一批伤员，必须疏散到老百姓家隐蔽。下午外公用独轮车推回一位伤员，由外婆和舅妈照顾，因为我三舅是当新四军牺牲的，所以外婆就当那伤员是自己儿子精心照顾。隔日国民党正规军七十四师从涟水城过来了，我出去看，一出门就碰上一个骑马的国民党兵，我吓得哭了，站在那不敢动。只听到那个骑马的兵叫“快回家去”，我这才赶紧跑回家。
我们一家人围坐在过道房，锅灶后面堆满草，我外婆怕国民党兵来搜查伤兵，就在门口做饼，看到过来的士兵叫声“老总，饿了吃块饼”，我看到有的端着枪探头看看就走了，有一个拿了块饼走了，那伤兵躲过一劫。后来国民党贴布告说：“凡家里藏着共产党伤兵的统统交出来，如不交出来就一齐带走。”当天夜里那个伤兵说，为了不连累老人家，明天就去野外树林里躲一躲。我记得外婆又连夜做些饼用布包起来，说走的时候带着。第二天天一亮，那伤兵就撑着棍子走了，一面走一面回头，慢慢远去，进了小河边树林。
后来听说留在那里的伤兵全部牺牲了，我是流着泪回忆这件事的。涟水作家吴强写的《红日》，就是从这里写起的。
从那时起我们解放区一时又陷入白色恐怖之中，我父亲他们的区武装坚持与当时的国民党政权进行游击斗争，与死亡捉迷藏。在这白色恐怖时期，我熟悉的很多人都牺牲了，有的是我老师，有的是我父亲的战友。我们的儿童团长左端田，14岁就死在敌人刺刀下，我的小学校长被活埋。我的叔祖父左世流战死后头被砍下挂在涟水城门口示众。为了纪念他的英雄事迹，我们村后来改名叫“世流村”。我的姑父陈贯武随军北撤参加三野，后来参加过抗美援朝，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奠基人。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换来的，我们要永远铭记他们的丰功伟绩，继承和发扬新四军的铁军精神，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好。
（作者现为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1949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加入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