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若虹，1915年1月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工人家庭，高中学历。1935年在上海任小学老师，1937年至1939年加入抗日进步团体，1940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溧阳水西村、黄桥、苏中四分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职于广州铁路局，1985年离休，2010年病故，享年95岁。
1931年夏，蒋若虹在上海念高中
放弃教师职业，投身抗日斗争，在周恩来的巧妙安排下，如愿参加新四军
1937年7月抗战爆发，国难时节，在上海私立永康小学任教的蒋若虹，毅然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0月，加入上海职业青年战地服务团。服务团的青年们想要前往革命圣地延安，因出发前既没有打出当时国民政府承认的“硬招牌”，又没有中共的领导，自发行动困难重重，步行到江西广丰，服务团不得已而解散。蒋若虹只得回到上海。
1939年2月，蒋若虹加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慰劳第三战区将士流动演出队，在民主进步人士吴大琨和中共地下党员殷扬（即扬帆）的组织率领下，离开了日军占领的上海。蒋若虹与父亲告别时，父亲坚定地说：“我要是再年轻20岁，也和你们一起去扛枪打日本人。”孰料这次分离竟是父女两人的诀别！几十年后，每每谈到父亲，蒋若虹总是潸然泪下，感情不能自制。
演出队先到温州，利用各种机会，向国民党驻军和社会各界做抗日宣传和演出，受到官兵和民众的欢迎。在上演哑剧《游击队的母亲》时，蒋若虹扮演老奶奶，有三人扮演游击队员，剧情以活捉日军结束。演出队的组织者扬帆看后总结道：“你们这次表演非常好，就是蒋若虹的表演太紧张了些。”蒋若虹听后，暗暗下决心，在以后的表演中要自然、放松。
3月，蒋若虹等人行至金华，国民党当局派人通知上海演出队不能再前行，或全部留下参加国民党的队伍，或返回上海。演出队只得暂时滞留在金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刘良模是个爱国人士，他热情接待了他们并帮助解决食宿问题。演出队一路奔波，非常疲惫，在这里终于得到了短暂的休整机会。但如何冲破国民党的一路阻拦，早日到达皖南军部？一想到前途茫茫，大家的心情十分低落。
一天上午，队长高兴地通知大家，南昌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周恩来要来看他们了。大家兴奋地相互拥抱，蒋若虹急切地先到大门口等待。不多时，从大门左前方走来两个穿灰色军服的军人，前面那位年纪稍大，面庞白皙，显得很英俊，后面是位年轻的小伙子。蒋若虹断定前面的是周恩来，后面是勤务兵。他们一进门，大家的情绪就沸腾了，他们把周恩来围在中间。周恩来精神饱满，面带微笑。此时，蒋若虹站在外圈，她灵机一动，掏出小本子，写了一句“……我要做一个民族英雄”，随即挤入人群中，把本子送到周恩来手上。周恩来接过去看了，提笔快速写了字，然后将本子归还。看到周恩来竟然回了一首诗，蒋若虹激动极了！她后来回忆道：周恩来题写的诗的内容，是怎样做才能成为一个民族英雄。等她看完诗，抬起头时，只见无数双手拿着小本子伸向周恩来，周微笑着一一接过去签了名。大家满足了心愿后，才想起请他坐下。可惜的是，蒋若虹后来把这个记载着伟人亲笔诗句的小本子，交给一位绰号叫“黑人牙膏”的大个子男同志保管，皖南事变中，他牺牲了，小本子也没能保留下来。
签完名后，周恩来开始给他们讲形势，并要求大家确立革命意志，坚持斗争，相信国家、民族有救，前途光明……接着，周恩来和队长单独谈了一席话。他离开后，队长宣布：“今晚我们去慰劳川军四十军的部队，演完后当夜回来，大家一律轻装，不带行李。”晚饭后，一辆大卡车已停在门外，大家依次上了车，因人太多，许多人只能站着。扬帆交代人到门口去看看那两个“小贩”还在不在，过了一会儿，这名同志回来说：“他们不见了。”原来，他们是国民党派来监视演出队的两个特务，见大家轻装出发，以为是去演出，才暂时取消了监视。周恩来“轻装上阵”的主意，使大家巧妙地摆脱了特务的盯梢，走出了包围圈。
汽车上路后，司机一路猛开，但并未去川军驻地，而是直奔新四军军军部设在太平的兵站。过了太平后第二天，上海演出队终于抵达皖南。大家情不自禁地大声喊着：“到家了！到家了！”激动的心情难于言表。许多年后，回忆起这一段经历，蒋若虹依旧激动不已。1976年，为悼念周恩来总理，她作了一首诗《常忆亲人周恩来》：
金华见亲人，浙赣抑风尘。
慰勉暖斗室，教诲记一生。
妙策解困顿，轻装欲奔腾。
巧过太平站，直驰水西村。
江淮沐征程，旧部亦忠诚。
沪渎诸儿女，长忆周恩来。
来到新四军军部的上海人，在上教导队短训班之前，要经过政治审查。除奸部的同志说，有五人不能留下，其中竟有蒋若虹。原因是蒋若虹认识一个上海红十字会的女护士，她是三青团员，蒋若虹又牵连了梁世平。蒋若虹立刻找到扬帆，对他说：“我要抗日，我有权利抗日，我就是要参加新四军。”后来经过调查，蒋若虹和梁世平都留下了。
在军部服务团，写剧本、演角色，智斗冷欣，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教导队学习结束后，蒋若虹被分配到军部战地服务团，不久，担任青年队小队长。团政委谢云晖对她说：“青年队是党的后备军。你要好好工作，团结同志，共同进步。”
1939年5月，蒋若虹在服务团担任了编选组副组长，做编选组长林琳的助手，成员有顾燕等人。林琳和副组长李增援鼓励她写剧本，她便写了《打不死的孩子》。内容是：一个农村小姑娘（中共党员，宣传抗日救亡），在日军扫荡时被抓了去，经过严刑拷问，宁死不屈，不吐露一个字。小姑娘由小黄英饰演，演出后，部队反响较好。接着，蒋若虹又写了一个反映青年农民反抗国民党抓壮丁的剧本，随后也上演了。
大约是在九月十月间，蒋若虹突然接到家里的来信，说父亲病重，要速归探望。读信后，她独自坐在大祠堂门口的台阶上抹泪。这时，党支委马莲贞走了过来，问明原因后说：“你参加新四军，一路走来多么不容易啊！现在回去多危险啊？你是知道的，当初领队的吴大琨同志完成任务后回上海去，在路上不是被国民党抓去坐牢了吗？你对父亲的感情我理解，但是要冒这么大的风险，行吗？还是写封信吧！”蒋若虹听后，慢慢地冷静下来，她忍受着思念父亲的痛苦，马上动手写信，信里说：“父亲，女儿为国尽忠，不能尽孝了……”
1939年秋，日军企图侵占繁昌，新四军六支队谭震林司令员指挥部队迎击，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李增援据此写了剧本《繁昌之战》，歌颂新四军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反映了军民鱼水之情。剧中人物有个农民老大娘，领导把角色分配给蒋若虹去演，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导演邵维是剧团主任，老戏剧家。他手把手地教蒋若虹做动作：老人走路的姿势，腰怎么扭，腿怎么跨，手臂怎样摆动，一点也不许蒋若虹马虎。邵维说：“剧中的老大娘是来慰问胜利归来的人民子弟兵的。她是人民的代表，一定要把她演好，否则会使剧本失色。”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演出博得阵阵掌声、笑声，终于成功了！蒋若虹没有辜负编导的苦心。
1940年5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指挥粟裕率领军部战地服务团，到冷欣任副总指挥的国民党军第三战区政治部慰问演出。途中有一段水路，大家乘船前往，走到半路，忽见岸上有一股国民党军队正向服务团来的方向行进。粟副指挥见此，当机立断，他先返回军部，命剧团继续前往演出。服务团到后，先受到了一番招待，但盛宴过后，服务团的演员被逐个叫去和冷欣单独谈话。轮到蒋若虹时，冷欣问到：“你是上海人，为什么要参加新四军？”蒋若虹回道：“新四军坚决抗日，你们抗日不坚决。”一句话就把冷欣噎住了。最终，冷欣不敢扣留服务团的成员，大家全部安全返回军部。
蒋若虹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后，每天废寝忘食地创作剧本和参加演出，工作表现十分突出。1940年9月，经林琳、詹尖锋两位同志介绍，蒋若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从一个来自于上海工人家庭的知识分子，一步步地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新四军战士，一名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者。
北上途中，日军的子弹洞穿蒋若虹的帽子，脱险后，她扮成村妇搞侦察
1940年夏，军部战地服务团离开溧阳水西村军部,随同陈毅和粟裕率领的江南指挥部渡江北上。服务团有一个连护送，一个排打前卫。一天晚上，行军至南京的东北角，接近江边渡口还有二三十里地的时候，忽然有枪声响起，原来是先头部队与日军遭遇了。此时，队尾的许多战士夺路而上，从蒋若虹等人身边匆匆擦过，边跑边叫：“快原地卧倒！”枪声停止后，部队行至一个村庄，走在前面的政治部的战士们已在老乡家里住下了。次日清早，大家在房东家门外洗漱时，旁边有几个人指着蒋若虹的帽子说：“蒋若虹，子弹穿过你的帽子了！”摘下帽子，蒋若虹这才发现，真的有两个洞，而自己却毫发无损，也不知道帽子是什么时候、怎么被打穿的。当大家都为蒋若虹有惊无险而庆幸时，却又得到一个不幸的消息：朱克靖团长的爱人李民，被一颗子弹穿过腹部牺牲，人们都十分悲愤。
当同志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昨晚遭遇战的情况时，谢政委走到蒋若虹跟前问：“你能听懂江南话，是吗？”蒋若虹点点头。“现在给你一个任务”，谢政委用手指着东南方向说：“到前面村子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行吗？”“是！”蒋若虹马上到老乡家，借了一套大姑娘穿的衣裤，换上后，活脱脱地成了一个村妇的模样。然后，她沿着村边小路朝东南方走去。不久，前面小拐弯处有两个庄稼人打扮的男子，并肩朝蒋若虹走来。蒋若虹侧身用余光偷偷瞟着他俩，只见他们上衣敞开处露出了一角红绸布。“这是我们短枪队员用来包枪的红绸布！”蒋若虹正想着，两名男子向她努了努嘴，做着手势，后来干脆停下了脚步。一个说：“小鬼，回去吧！你不就是服务团的嘛！你不认识我们，我们可认识你！这里没有什么情况。前面的那个是丘部长（敌工部的丘东平），他身上穿了缴来的鬼子军服，骑了缴来的东洋马上了路，老百姓以为是鬼子来了，才慌忙向我们报告。”原来是虚惊一场，蒋若虹转身就跟着两个真正的侦察兵回到村子，向谢政委报告。
队伍在村子里休整了一上午。午睡时，战士们忽然又被一阵枪声惊醒，大家很快在打谷场上集合好，指挥员说：“我们到政治部集合，出去时，人要分散一点。”战士们出了村口，老百姓也都跑出来跟着新四军走。不知跑了多少路，枪声终于停了。天黑时分，全体战士行军到南京的渡口等待分批上船。几只小舢板渡走后，蒋若虹上了一只较大的运货船，因人多船少，还有一部分人钻到了舱底板下面，部队到江北岸泰兴县境后登岸。
两天内发生了两次敌情，大家明白已经到了前线。在军部后方的生活就此结束，新的战场就在眼前。
黄桥战役时，蒋若虹做战地救护，后任队长、政指，再改做敌工、公安
经历了江南遭遇战后，部队渡过了长江，转进到苏中泰兴县黄桥镇。这是一个较繁荣的镇子，有著名特产“黄桥烧饼”。部队在黄桥镇外住下不久，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不甘心前几次失败，令其主力李守维部和翁达部等多路国民党军进犯黄桥。
1940年10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泰兴以东的黄桥地区与韩德勤部展开激战，歼敌万余，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黄桥战役”，它对新四军开辟苏北、发展与坚持华中抗战，具有重要意义。此战进行正酣之际，服务团被派去支前。蒋若虹则去了战场伤员包扎所，协助医务人员做战地救护工作。包扎所设在黄桥街东头路北的一间空茅屋内。蒋若虹进门时，看到正门泥墙上有个窗子，窗下有张桌子，桌上放满了刀、剪等包扎用品和药物。屋子里只有两个女医生正忙着。许多伤员背靠泥墙席地而坐，他们缠着纱布，有的战士的血渗到了纱布外面，但他们忍着伤痛，一声不吭。这批伤员正等待着被转送到野战医院。一位医生对蒋若虹说：“你去站在门外，有担架来时，就帮着把伤员扶进来，安排到墙边坐下。动作要慢点、轻点。”于是，蒋若虹开始了接待伤员的工作。忽然，一个担架上的战士虚弱地说：“指导员，求你给我喝口水吧，我好渴呀！”蒋若虹刚要去拿水，医生阻止了她，说：“流血过多时不能喝水，会有生命危险的。不能给！”蒋若虹第一次看到血迹斑斑的战士，心里说不出的紧张、害怕，又眼见他们连水都不能喝，有的伤员甚至就在自己面前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心里非常难过。包扎所的经历，使她终生难忘：黄桥战役的胜利，如同任何一次战役一样，都是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粟裕召集直属机关部队和服务团团员，作战斗总结报告。他说：“昨天保安三旅把我们围得很紧。我们南面是长江，东、北、西三面都是敌人。如果晚上被敌人突破了，我们就都到长江里去喂鱼了。情势多紧急呀！我昨天去前沿阵地对战士们说，‘大家只要能顶到12点，江南来支援我们的六支队就到了。到那时，他们从敌人后面打过来，我们从正面压过去，两面一夹，张星炳能往哪里跑？同志们，你们有信心、有决心坚持下去吗？’其实六支队能不能立刻来支援，我心里是没底的，但听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有了斗志，都响亮地回答‘能顶住！一定顶住’。我看到士气高涨，就回到指挥所下了出击令。我们全线出击后，顽军大乱，一举吃掉了保安三旅。还有一件事你们不知道呢！在这紧急当口，李明扬派人来谈判。如果我们送机枪过去，他就保持中立，陈司令员一口答应……”就这样，保安三旅张星炳部全部被新四军消灭。粟裕的报告惊心动魄，大家都听得出神。
皖南事变的噩耗传来后，蒋若虹和战友们义愤填膺，同时又抱头痛哭，因为和蒋若虹一起从上海来参加新四军的同志中也有不少人牺牲了。
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建立后，粟裕成为第一师师长。军部战地服务团除一部分留在盐城新军部服务团外，大部分编为一师服务团。1941年夏，服务团到一师师部报到。从此，蒋若虹在苏中区党委领导下，参加建设苏中抗日根据地，和与日、伪、顽展开斗争。一师服务团下分两个队。第一队队长夏时，副队长梁世平；第二队队长蒋若虹，指导员江萍。此时，队员变动很大，有些老团员被调去当政工干部。1942年初，部队在上海扩军，增加了新生力量：如李明夫妇、顾征、陈永康、“巴黎姑娘”李丽、徐真、钱莉等。这一时期，服务团演了些大剧，如《甲申三百年祭》《前线》《清算》，歌剧《红鼻子》等。除文艺演出外，还有不少的同志被派去做群众工作。蒋若虹和民运股的女同志一起，在海安东北靠黄海湾边的三合镇上去做社会调查，调查报告写成后才返回部队。
1942年5月，蒋若虹在一师三旅陶勇部的服务团担任政治指导员、旅政治部总支委员会委员，1943年，在旅政治部敌工科当秘书。敌工科科长程叶文是朝鲜人，他日语讲得很好，给战俘们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日军清乡、扫荡时，有一次，新四军把打死日军的尸体用一副油漆棺材装殓，送到日军据点去以示警告。敌工科要求蒋若虹执笔写警告信，后来信在《江海日报》上登了出来。
不久后，地委公安局局长陈伟达通过地委，把蒋若虹从部队调到四分区公安局工作。此后，蒋若虹改行做了10年的公安。
1973年拍于广州，左起：蒋若虹、张茜、詹尖锋
新中国成立30周年大庆，蒋若虹赴京参加新四军老战士歌咏队的演出
1979年，新中国建立30周年，也是黄桥战役胜利39周年。蒋若虹到北京探亲，正赶上“新四军老战士歌咏队”组队排练，她也参加了。
30周年大庆时，原新四军服务团的编导和队员们，在人民大会堂隆重演出。演出前，老战士们在后台整队，忽然一副担架被抬进来了，原来是一师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他带病前来看望老战友，大家感动不已。当前幕拉开时，几位领导从台右侧上场，蒋若虹一眼就望见了熟悉的老领导陈丕显，他走在前面，后面就是粟裕。这时，蒋若虹忙跨下两步，从第三排挤到前排。当陈丕显挥着手向大家致意时，蒋若虹激动地大喊：“阿丕同志（陈丕显任苏中区党委书记时，大家都这样称呼他）！”陈丕显转身向她微笑，两人寒暄了几句。不一会儿，粟裕来到蒋若虹面前，她连忙说：“粟司令员，我是蒋若虹呀！”粟裕点头笑笑，并转过身向观众致意。接着，王光美走过来，亲切地说：“我是你们的家属。”
演出开始了，由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最早的音乐指挥、军歌作曲者何士德担任指挥。这次演出规模盛大，老战士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相聚在这个特殊的盛会和舞台上，共同的革命经历使得大家心有灵犀，演出大为成功，反响极好，热烈的气氛感染着在场所有的人！演出后经中央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作向全国转播。这是当年历经战火考验和文革磨难后幸存的新四军指战员们，最后一次在首长面前的大规模集合，如同军队接受检阅般，令大家殊为难忘！蒋若虹曾作诗一首，回忆当年的峥嵘岁月：
铁军几回聚首？将士几多情酬！
武昌城头血战，星岭叶挺不走！
上饶鬼肥人瘦，蜜蜂洞中黑手。
嗷嗷九千头颅，恨恨千古冤仇！
忆我韦岗杀酋，忆我黄桥打狗。
陈毅大笔风流，粟裕骁勇敌愁！
惟以淮海一役，祭我死士血仇！
扫荡中外阎罗，十万旌旗神州。
（本文根据蒋若虹的几篇遗稿汇辑而成。2013年2月12日春节，蒋若虹的长子李小固在广州家中伏案编辑母亲参加新四军的相关史料，以献给亲爱的母亲和母亲的战友及新四军后代。）